抑郁症患者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感受？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感受

很多朋友对于抑郁症患者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感受和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内心世界和真实感受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摄影师张楠拍摄抑郁症患者的部分作品。受访者供图

作者|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张艺

编辑|陈卓

有人对着蛋糕流泪；有人在芭蕾舞教室独自起舞。有人和车祸后的母亲相对凝视；也有人没有什么表情，说，“嘴角老弯，心会很累”。

这些瞬间被记录了下来，收录在摄影师张楠专为抑郁症患者拍摄的一系列照片里。

照片记录了抑郁症患者表现出的各种各样情绪。张楠把作品起名为《皱起的雾》——他说，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情绪如雾气一般，能感受到它，却又抓不到。

拍摄的想法起源于2017年夏天。“想了好久，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拍一些抑郁症的朋友，虽然知道你们不愿意面对镜头，类似的情况我常常也会感同身受。希望以你的故事，我们一起创作照片。”那时起，他把这段话在个人微博永久置顶。

张楠也曾得过抑郁症，对他而言，拍摄是一场“自救”。他通常带着一个白色的小相机，或者只是一部手机，感到对方紧张时，他会拿出一只小音箱，舒缓的轻音乐流淌出来。他和拍摄对象交流时，只剩下音符、故事和情绪。

照片记录着这些真实存在着的感受：自卑、被误解、被施加的期待……

到今年11月，他已经列了500多名拍摄对象，拍摄的有100人左右。照片中的人物是患上抑郁症的年轻人，他们释放自己的情绪，渴望让更多人看到这种情绪的存在。

失控

给抑郁症患者拍照片，并不是只有按下快门那么简单。见面前，张楠和拍摄对象会在微信上交流，对方介绍自己的经历后，他们一起商量，用怎样的道具或动作具象地呈现那些缥缈的情绪。有时会用到一只鱼缸，几只手套，一些玩偶，有时并没有设计好的道具，只是在面对面讲述故事时，记录下对方脸上自然流露的表情，或身上的伤疤。

王莉莉是张楠的拍摄对象之一，她在两年前确诊抑郁症。“自制力像脑子里的一个开关，我的开关已经坏了。”她如此形容自己两年来的感受。她会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哭出来，有时疯狂地用头撞墙，只要还在能够忍耐的范围内，她就感受不到疼痛。感知被关闭了，不开心被放大了。在因重度抑郁症休学的半年里，她要么在家里躺着，要么坐在马路边。

拍摄照片时，张楠使用了一张床——在现实生活中她常常钻进的那张床下，躺在冰凉的地板上，盯着床板发呆。

失控感同样出现在罗灵身上。她一度认为自己是非常乐观的人，不明白抑郁症怎么会找上门。去年的一次工作受挫后，她就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一踏进办公室，她眼泪就要掉下来。工作群里有事提到她，她会先抹一把眼泪，再缓缓打字。事情处理不好，她焦虑到手脚发麻，喘不上气。到了晚上，她必须服用加倍剂量的褪黑素，常常在凌晨四五点钟才进入睡眠。

即便入睡了，她仍然感到不安。她总是做梦，梦境被暴力、血腥和鬼怪的元素围绕着。在张楠给她拍摄的照片里，她背靠着一面挂满毛绒娃娃的墙，似乎身处一个天真而缤纷的美梦之中。不过这些作为道具的娃娃，在拍摄结束后，就被退还给了店家。

吴洁形容那种感觉，整个人像被禁锢住了，完全没有动力去做事。每天躺在床上，不想睡觉，不想动，“好像机器人没有电了”。

她最亲近的朋友都不在身边。她害怕一个人吃饭；害怕走在路上，听到别人的窃窃私语，担心自己出丑；一个人的时候，有人看她一眼都会让她感到害怕。她觉得自己“活得很小心”。

这些感觉张楠并不陌生。他是在高中复读期间得知自己患上抑郁症的，学习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直到服药调节后他才慢慢好转。第二次复发在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和两个朋友在武汉郊区合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很多时候朋友不在身边，他一个人住在两三百平方米的工作室里，他感到孤独，工作也没有达到预期，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当你意识到快乐的那一刻，就是它开始消逝的时候。”在他看来，很多人对抑郁症的普遍看法是，抑郁无非是人对于生活感到失望和悲伤，就像是生活中的一些不顺心的小事，比如：工作压力逼退发际线，热烈后的爱情举步维艰……但事实上，抑郁症是即使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你依然可以感觉到这种悲伤。就像身处漩涡，被巨大的阴影笼罩。

摄影师张楠拍摄抑郁症患者的部分作品。受访者供图

普通人

在张楠的照片里，王莉莉戴着一顶圆锥形的蓝色纸帽，穿着蓝色T恤，盘腿坐在床上。一只裱着奶油花朵的鹅黄色蛋糕搭在她的膝盖上。

蛋糕是张楠特意选取的道具。“我觉得你很需要被一些东西温暖，蛋糕很适合。”听完张楠的这句话，王莉莉就哭了。22岁的她，只在10岁和20岁生日吃过两次蛋糕，她说，父母平时不会记得她的生日。

王莉莉说，她从小在爷爷奶奶家和姥姥姥爷家轮流居住，上了小学才真正和爸妈住在一起，但无论在哪个环境里，她都没有真正被疼爱过。

因为自己的身材稍胖，她自卑很久。她学美术后，逐渐摆脱了以瘦为美的思想束缚。大学期间，她当过人体模特，拍了一些尺度较大的照片，但网络上出现的都是对这个胖女孩的嘲笑与谩骂，同学的指指点点也让她透不过气。有人把她的微信号曝光，许多人都来加她谩骂。

在一次给辅导员的请假条上，她交代了自己因抑郁症要去做心理咨询。令她绝望的是，不久后的一次全系同学参加的会上，辅导员点名请她介绍什么是抑郁症。她记得，自己恍惚地站起来，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默默流泪。

在她的印象里，妈妈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希望她减肥。“我问过她，你觉得我什么样子才算漂亮？她回答，最起码得瘦个四五十斤。我减肥是满足你的虚荣心吗？她说，对。”

她不停地坦白过往，是相信了心理医生的建议。对方告诉她，“你心里憋的事情太多了，那些闭口不提的事情，你要把它们一件件重复地说，可能你一遍遍哭，哭完之后就会觉得事情好像慢慢淡掉了，你可能就慢慢好起来了。”

很多时候，抑郁症患者一遍遍地剖析自己的人生，试图从中找到造成问题的答案。这些人，往往会把一切问题的原因揽到自己身上。

独自在杭州打拼的罗灵，没有扛住今年春天，似乎所有的厄运都一起涌来了。工作受挫；男友和她分手；她不想让妈妈再沉迷麻将，母女冲突升级，几乎要断绝关系；自己养的一只白白胖胖的英短猫也生病了。

她在今年4月初被确诊为抑郁症和焦虑症。在她眼里，这些似乎都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负能量太多，没有理解经历过家暴、离异的妈妈一个人生活的难。

今年8月18日，她亲自将养了快3年的猫送去安乐死，这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半年来，她辗转在不同医院给小猫看病，已经花去了六七万元，但情况没有好转，猫在治疗中越来越虚弱，最后瘦得皮包骨头。

她一直在想，自己如果再带它多治一段时间，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直到心理医生告诉罗灵，你不是救世主，你只是个需要被关心的普通人。

一些人认为，“生活挫折”会导致抑郁症，抑郁症患者也被评价“脆弱”。这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医生吴秀华看来是不准确的，她在一篇有关抑郁症的科普文章中解释：“挫折”更多是作为疾病的“扳机点”，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临床上接触的抑郁症患者很多是无故出现的。

目前医学界普遍看法是，抑郁症有很多可能的病因，包括遗传基因易感性因素（多基因遗传疾病）、脑的器质性和功能性变化、体内生化系统（例如激素、神经递质等）的不平衡、生活压力事件、性格缺陷、药物以及药物滥用问题等。通常这些因素中的部分或全部共同作用导致了抑郁症。

“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什么确切的原因，我想很大一部分是自己的性格问题。”在吴洁自我认知中，上大学前，自己开朗外向，后来突然发现很抗拒和别人社交，抗拒的同时又特别想要有人来了解我，“念大学以后，一切好像都不对了。”

最近，吴洁感觉自己的病情加重了。国庆过去一个月后，她第一次给妈妈打了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就会假装开心的语气说，这段时间挺好。“不然他们总问我为什么状态又不好了，要我给一个原因，但我真的没有原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好像一定要一个证据证明自己。”她觉得很累。

摄影师张楠拍摄抑郁症患者的部分作品。受访者供图

代价

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会有很多因素让他们觉得“很累”。

罗灵后来换了份工作，她没有透露自己有轻度抑郁症。在平时，她能够克服自己想待在家的想法。状态不好的时候，一个人在公司不讲话，但不会抗拒或排斥别人。她没有把患上轻度抑郁症的事儿告诉领导，“他们不会理解，也不可能专门派一个轻松的活儿，而是宁愿重新招一个人。”

在学校，抑郁症也有了新变化。王莉莉发现，抑郁症似乎成了“流行”，一些同学觉得抑郁症很“酷”，“假装”自己有抑郁症，好像代表自己“有故事”。他们并没有分清抑郁情绪和抑郁症的区别。“我非常讨厌。我自己经历过这个事情，就像一只虫子从大脑里钻出来，我知道这是多么难受。”王莉莉说，状态不好的时候，她不会跟朋友讲话，不想影响他们的情绪，可她控制不住，她非常需要有一个人能够陪她说话，随便聊什么都行。

即便最亲近的家人有时也无法理解。一次吵架时，王莉莉忍不住扇自己巴掌，妈妈怎么劝都停不下来，扇了快半小时，直到脸肿。那时妈妈才意识到，女儿病了。

在此之前，她总是遭到妈妈的责骂。“他们不会问你怎么了，只会说你又犯死相了。”每天进家门前，她都要把情绪调动起来，高声地喊，“我回来了。”她在家里几乎没有隐私，去医院看病，要先从爸妈的房间偷出自己的身份证。

爸妈每周给她50元的生活费，这个数字从高中到大学一直没有变过。她兼职做摄影师，赚钱给自己买衣服、买画具。她没有多余的钱买药了。

贫穷把很多人拦在医疗环节之外。有人说，自己舍不得吃药，30天的药分成60天吃，躺在床上疯狂地想怎么分配。

发病后的代价漫长而艰辛。抑郁症单次病程持续时长6-15个月，抑郁发作的平均病程为16周，治疗后痊愈平均需要时间20周。罗灵的重度抑郁症朋友在杭州没有社保，所有费用都是自费。他除了吃中药和西药外，还会配合跑步控制。他说，“工作是为了钱，工作已经这么累了，再去看病钱也没了。”

在抑郁症的治疗中，抗抑郁药能有效解除抑郁心境及伴随的焦虑、紧张和躯体症状。有数据称，药物有效率约为60%-80%。吴洁一个月在药物上花500多元，她所在的大学校医院里没有这种药，只能去校外医院开。

张楠第一次因抑郁症服药花的是自己的零花钱，每晚写作业的时候，瞒着家人偷偷吃药，完全靠自己调节过来。第二次他干脆放弃服药，他不想治好了。直到后来外出拍摄的工作变多，带动他社交，接触的人多了，才慢慢好转过来。

负责倾听和疗愈的心理咨询效果因人而异。大一下学期开始，吴洁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一开始是个男老师，他总是记不住吴洁和他说过的一些事情。让她感觉没有被重视。后来换了一个咨询老师，带给她奶奶般亲切的感觉，她会捏着吴洁的手说话。“可即便是面对这样的老师，到了后面还是觉得像上一堂必须要去的课，说说自己怎么了，但就是解决不掉。”吴洁说。

摄影师张楠拍摄抑郁症患者的部分作品。受访者供图

距离

找到张楠的拍摄者中，最大的30岁，最小的14岁。大部分找他的抑郁症患者都是90后，很多人还是学生，没有工作，没有经济独立，也不把患病的事告诉父母。还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孩子，就算告诉父母也没有用。在一些小城镇里，父母不懂什么叫抑郁症——有人说，当地都没有心理医生。

世界卫生组织也曾提出1/4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理科主任王艺明也曾在一次论坛上表示，大学生抑郁症发病率正在逐年攀升。大学生抑郁症的表现形式在非专业人士眼里，与思想品德、个性、人格问题相混淆，对专科医生来说，这些症状恰恰是青少年抑郁症的特异性表现。他提出，在高校内建立大学生抑郁症筛查机制十分必要。要改变社会对患抑郁症大学生的偏见，打消学生的“病耻感”，让患病学生摆脱既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状态又越来越不好的情况。

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柳叶刀》发表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的患病率数据显示，在中国，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6.9%，12个月患病率为3.6%。根据这个数据估算，目前中国有超过9500万的抑郁症患者。

张楠能够感受到，联系他的人每天多则三四十个，少则十几个，但在日常生活中，社交平台上，他们又常常戴上一副面具，伪装成正常的样子。甚至出现了“微笑抑郁”这种非典型的抑郁表现形式，他们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开心，但在微笑和乐观的背后，却充满了无价值、残缺和绝望感。

面具之下，我们和身边抑郁症患者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罗灵尝试描述这种距离。从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角度看，最亲密的朋友会去理解你，陌生人知道自己的抑郁症也无所谓。她最不想被身边关系一般的人知道，他们不会试着理解你，而那些议论会一直萦绕在耳边：“你干吗想那么多”“没必要”“会自杀吗”“你的事情解决了就好了”。但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被解决的，也不是所有“想太多”都是可以被控制的。罗灵认为自己的情绪，还被当成小孩子的无理取闹，没有被当作一种疾病加以重视，同龄人都不理解，更别说要父母理解自己了。

他们常常感到孤独，即便和最亲密的人接触，他们也敏感地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张楠依然打心底觉得，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接受那种负能量，也没有义务接受你的压力。他不愿意把自己负面情绪带给别人。他说，“我极度渴求拥抱，又在拥抱穿过崇山峻岭赶来的时候临阵脱逃。”

张楠知道，父母很爱他，也会给他很多生活上的帮助，但在抑郁症方面，他们完全不懂，自己也很少说。他把有关《皱起的雾》的报道给妈妈看，妈妈回复他，多去做一些能帮助到社会的事情。

有时失控，王莉莉会疯狂地推开安慰自己的朋友，一直反驳他们的观点，重复到对方生气，她意识到，这是非常不好的状态。

面具背后的抑郁症患者小心翼翼地凑到一起，惺惺相惜。当罗灵在朋友圈询问杭州哪里有比较好的心理咨询时，一些朋友找她私聊，询问她的状况，原来他们都在被同一种疾病困扰。得抑郁症之后，她觉得自己的同理心更强了，“可能因为自己经历过低谷，更容易理解别人的感受。”

她们最渴望理解和倾听，甚至创造社交机会“自救”。王莉莉发明了一种网友间的信任游戏，以物换物。她会给相识不久的网友寄去认为对方会喜欢的物品，作为交换她收到书、糖果、明信片、围巾、胶片相机等，这些东西让她感到温暖和惊喜。

吴洁喜欢在一个匿名提问软件里回复对方的问题，有人提问自己太敏感怎么办？她回复道，我懂你的感受，多去听一听别人心里的你，大胆问出来，会变好的。

大家看到的吴洁是自信，有个性的。实际上，吴洁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所有方面都停留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层面，内心的完美主义让她感到自卑。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寻找自己情绪的出口。比如画画，王莉莉用条纹或点点的形状在纸上描摹出自己的形象，可这个形象是模糊的，她奇怪地发现，自己每天长得都不太一样，没有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她常常跑步，一跑就是5公里，不是为了减肥，而是解压，最快20分钟，最慢40分钟，跑完甚至会拉着妈妈在家里蹦蹦跳跳。她还喜欢在天台看日落，秋天踩在枯黄的梧桐叶上，一踩一声脆响。

罗灵买过一张数字油画，上面印着两只粉色火烈鸟，每天下班后，她都要花三四个小时涂涂画画。后来，她尝试和朋友一起喝酒，暂时把情绪丢掉。最有效的药方出现在上个月，她恋爱了，对方是一个能够理解她的人，她坦言，自己的状态已经越来越好了。

罗灵和妈妈的和解从一条短信开始。她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给妈妈发了一段话：“妈妈，我今天去看心理医生了，诊断出我有抑郁症和焦躁症，可能是积压了太多的压力和情绪真的无法爆发，最后生病了吧。我从没和你说过我的难处，是不想给你带来太大的负担和担心。你去做你爱做的事情吧，健康安全摆在第一，我也尝试着理解你的爱好，去感受你的开心。晚安妈妈。”

隔了一天，她收到妈妈的电话，那头是一句快速而生硬的方言，“左手指甲、右手指甲、头发，剪给我寄给我。快点，明天，听到没有？挂了。”不知道妈妈是哪里得来的偏方，只是她听完后，又一个人跑去卫生间哭了。

《皱起的雾》也是张楠的情绪出口。他曾把收录照片的文件夹命名为“抑郁和我”，不过他说，现在我已经学会和它们相处了，通过情绪发展出来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如果只是简单将它们“消灭”，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优点和缺点会一并消失，当我们成为一个所谓的“健全人”的时候，也就是个完全没有任何特点的人了。

故事还在继续发生着、记录着。前几天，王莉莉在朋友圈发布了自己的一张毕业照，照片中的她笑靥如花。不过妈妈评论了一句，“再瘦一点就更好看了。”

（文中王莉莉、罗灵、吴洁均为化名）

来源：冰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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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年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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