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宝宝抬起来自己动好不好的一些知识点，和宝宝抬头抬得好的原因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能够理解你的行为，宝宝全靠这些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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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是可爱的小天使，给世界带来欢乐和幸福。他们真真正正是人类的希望，站在人类这种生物最前沿的疆土。这些脸蛋肉嘟嘟的小天使，能够到达我们无法企及的未来。但与此同时，这些小天使也随时可以摇身一变，变成“小魔鬼”。他们想哭就哭，想闹就闹，吃喝拉撒睡随心所欲。而你甚至不能对他们发火，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们没准还会觉得你生气的表情十分搞笑，开始咯咯地对你笑。
婴儿这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特点，在近一个世纪来，自然吸引了许多心理学家的目光。在国际婴儿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CongressofInfantStudies）两年一次的会议上，世界著名婴幼儿心理学家理查德·阿斯林（RichardAslin）在他的讲话中引用了他导师的一段话：“无论人们把新生儿看成是‘神经系统不足’，是‘认知混乱’，是‘自恋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还是‘简单来说就是丑’，新生儿与我们500天后才看到的会走路、会说话、有社会辨别力、有感知力的人之间的距离，都是很遥远的。”（Aslin，2014）
这些评价看似刻薄，但做出这些评价的，都是在当代心理学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
说新生儿“神经系统不足”的，是以研究髓鞘形成（myelinogenesis）而闻名的德国心理学家保罗·埃米尔·弗莱希格（PaulEmilFlechsig）；说他们“认知混乱”的，是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威廉·詹姆斯；留下“自恋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评价的，分别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和让·皮亚杰，两位都是在心理学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重要人物，而后者更可谓是儿童发展心理学之父；最后留下令人捧腹的评价、说新生儿“简单来说就是丑”的，则是美国心理学会第一任会长格兰维尔·斯坦利·霍尔（GranvilleStanleyHall），他本人也是研究儿童发展的先驱。
若论对人类心理的敏锐观察和细致分析，这些当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必然是佼佼者。然而，这些近乎“简单粗暴”的评价，也意味着他们对于婴幼儿的心理活动了解得并不是那么细致。
如今，心理学界在回看早期的一些婴幼儿实验时，常常会感到那些小宝宝的能力被显著地低估了。这样的误解情有可原。毕竟，平心而论，婴幼儿并不是最好的研究对象。能用在他们身上的实验方法，在当时还极其有限。他们不能理解复杂的实验指令，可能连保持清醒、不哭不闹，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了。方法论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心理学早期对于婴幼儿的探索。
这样的困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了显著好转。心理学家们发现，注视时间是一个在低龄婴儿身上比较适用的测量指标。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正是通过测量婴幼儿的注视视觉刺激的时长，心理学家们第一次走进小宝宝们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尽管婴儿们看上去“认知混乱”，但事实上他们并非一无所知。他们在会说话之前，就已经能觉察出物理世界中一些简单的物理原理，还能感知简单的因果关系。而这些激动人心的发现也让发展心理学家们跃跃欲试，想进一步测试这些小婴儿。
如果这些宝宝在年纪这么小的时候就能对物理原理有一定的掌握，那么，他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又有多少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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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在超市的零食货架前，正准备伸手去拿面前的那袋薯片。忽然，你用余光看到另外一只手正伸向同一个方向，目标和你一样——那袋红烩味的薯片。
这不过是你生活中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可是，这件简单的小事背后，也是由非常神奇的心理机制所驱动的。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这其实挺不可思议的。你是怎么知道那只手也是向着你的目标而去的呢？你是如何通过“伸手”这样简单的动作，识别出了抽象无形的“目标”的呢？
就像因果关系一样，目标也不是直接存在于感官信息中的事物。然而，在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行为的目标指向性（goal-directedness）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很少漫无目的地手舞足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之所以会伸手伸脚，都是因为我们要向着某些目标进发。有时候，这些目标像货架上的一袋薯片一样是有形的；而有的时候，目标也可以更抽象，像是“把灯关掉”或者“打开橱柜门”，这些行为本身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体。但无论目标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理解和行为有关的目标，都是我们理解这个行为本身的前提条件。
第一个探索小宝宝是否能理解行为的目标指向性的，是芝加哥大学（TheUniversityofChicago）发展心理学家阿曼达·伍德沃德（AmandaWoodward）。她的研究对象是平均只有九个月大的婴儿。伍德沃德的实验采用了经典的习惯化范式（habituationparadigm）。在实验中，婴儿们首先反复观看一种视觉刺激，而实验人员则在一旁记录他们的注视时长。当他们的注视时长下降到一定标准之下时，这些婴儿就会观看两组不同的测试事件。实验人员最关心的指标，是婴儿对这两组不同的事件的观看时长是否会不同。如果他们观看某一组事件的时间更长，那么实验人员就会推测，对于这些小宝宝来说，这一组事件和先前观看的视觉刺激反差更大，更新奇。
在这项研究中，小宝宝一开始观看的视觉刺激是一个简单的“伸手够”事件。他们的面前摆了一个球和一个小熊玩具。球在左边，小熊玩具在右边，而实验人员反复伸手去够两个玩具中的一个。紧接着，在测试开始之前，实验人员会升起一道小屏风，并在屏风之后调换球和小熊玩具的位置。屏风降下之后，婴儿看到的是小熊玩具在左边，球在右边。而婴儿看到的两组测试事件，是实验人员去够之前的玩具，还是去够现在的玩具。
由于两个玩具调换了位置，所以当实验人员去够之前的玩具时，他们是沿着新的轨迹伸出手的。这组事件是“新目标、旧路径”。而如果他们向现在的玩具伸手的话，他们的手的运动轨迹是与之前无异的，所以这组事件是“老目标、新路径”。如果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只是单纯地观察手的运动，那么他们一定会觉得“老目标、新路径”的事件更新奇。之前伸向左边的手，现在伸向了右边。至少在简单的视觉信号上，这样的反差会比“新目标、旧路径”所形成的更大。
然而，伍德沃德发现的是，让婴儿注视时间更长的，其实是“新目标、旧路径”事件。也就是说，这些小宝宝会觉得那个改变了伸手的目标的动作更新奇一些。根据伍德沃德的解释，这个发现意味着九个月大的婴儿已经意识到，伸手的目标改变了。九个月大的宝宝，已经开始理解人类行为的目标指向性了（Woodward，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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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实验中，伍德沃德在只有五个月大的宝宝们身上复制了相同的发现。这些小宝宝在目标指向性上的“早慧”，自然引出了发展心理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样的能力从何而来？宝宝们究竟是“天赋异禀”，还是在出生之后的短短几个月中学到的呢？
这一次，是一个隔壁领域的发现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带来了一丝线索。
这个被称作“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争议。神经科学家很早就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伴随着大脑中运动神经元的激活。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组由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Rizzolatti）领导的科学家将电极植入恒河猴的大脑中，记录它们的神经元活动。他们发现，当恒河猴在单纯地观察一个动作的时候，一些原本被认作只会因动作而激活的神经元中，大约有17%也会因为这个动作的视觉信号而激活（Rizzolattietal.，1988）。
这个出人意料的发现只是一个开始。为什么这些明明应当与运动信号息息相关的神经元，会因为视觉信号而激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该研究小组对这些奇特的神经元进行了更多的研究。在1996年发表在《认知脑研究》（CognitiveBrainResearch）杂志上的另一篇论文中，里佐拉蒂和他的同事决定将这些神经元命名为“镜像神经元”。因为这些镜像神经元就像镜子一样，反射出观察的动作，形成了这些动作的表征（representation）（Rizzolatti，Fadiga，Gallese，andFogassi，1996）。
更重要的是，里佐拉蒂猜测，这些表征是我们理解运动事件的基础。正是这些镜像神经元的活动，让我们能理解他人的动作并不是简单的随机挥舞手臂。用科学家们的原话说，镜像神经元使我们“实现对某一动作的内部描述，并让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内部描述来组织合适的未来行为”（Rizzolatti，Fogassi，andGallese，2001）。
这些神奇的神经元，会不会就是小宝宝们用来识别动作中目标指向性的秘密武器？
伍德沃德表示，这确实是一种可能性。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她推测镜像神经元可能并不仅仅形成身体运动的表征，它的表征中很有可能也包含与该动作有关的目标（Woodward，Sommerville，Gerson，Henderson，andBuresh，2009）。比如，当看到实验人员的伸手行为时，小宝宝们的镜像神经元并不只是单纯地形成关于“一只手向左移动”或“一只手向右移动”的表征。在身体运动以外，这些镜像神经元也记录了“一只手伸向目标，目标是球”或“一只手伸向目标，目标是小熊玩具”。因此，当那只伸出的手切换了目标的时候，婴儿的镜像神经元形成的表征也出现了偏差。而偏差可能要较单纯地切换手的运动轨迹更大。这更大的偏差，也许可以解释小宝宝们对于“新目标、旧路径”的更长的注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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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听，这个解释似乎很有说服力：既有来自神经科学的证据，也有来自行为实验的数据。对目标指向性理解的起源问题，是不是就可以结案了呢？
故事并没有这么简单。
尽管这个解释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在缺乏婴儿真的拥有镜像神经元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这个解释也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可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并不能在婴儿身上复制从恒河猴身上取得的数据精度。恒河猴大脑中存在镜像神经元的证据，来自单细胞记录技术（single-cellrecording）。这项技术极具侵入性，需要将电极直接植入大脑皮层。为了小宝宝们的健康和安全，这样的技术不可能直接迁移到小宝宝们身上。
不置可否，现在也存在一些日益成熟的非侵入式的脑成像技术，但如果涉及寻找宝宝镜像神经元活动的证据，这些技术能起到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现阶段，那些非侵入式技术所能提供的精度，仍然远远无法与细胞记录提供的精度相比。这就好像是拍照片：单细胞记录技术拍的是大头照、肖像照，而现存的非侵入式的脑成像技术更像是拍集体大合照。科学家需要通过这些“照片”来判断出某些神经元到底在做什么，而集体大合照自然会使这样的任务困难重重。即使是目前最精确、最先进的机器，也无法像单细胞记录技术一样提供关于单个神经元某时某刻在做什么的信息。
在精度问题之外，婴儿脑成像技术在目前也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领域。现存的技术往往都要求被试保持一动不动，以此来减少收集到的信号中存在的噪声。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了。这样的任务对于清醒状态的婴儿，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很多婴儿脑成像的研究都是在婴儿处于熟睡状态时进行的。而熟睡的婴儿，自然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镜像神经元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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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单单是婴儿，镜像神经元是否在成年人的大脑中存在，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题。
通过非侵入式的脑成像技术，科学家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关于人类镜像神经元的证据。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注意到，这些所谓的人类镜像神经元与恒河猴的镜像神经元，在活动模式上有很大的差异。
牛津大学（UniversityofOxford）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塞西莉亚·海耶斯（CeciliaHeyes）指出，在恒河猴身上，镜像神经元只在恒河猴能看到演示者的全部身体的时候，才会被动作所激活。而且，这个动作必须实实在在地施加在某个物体上，而假装去够、去抓，都不能激活镜像神经元（Heyes，2010）。
然而，人类的镜像神经元并不需要满足这两个要求。只需看到人的手在做动作，镜像神经元就会被激活。即使物体不是真的存在，镜像神经元也会被激活。在一项研究中，呈现给被试的视觉刺激，是两只伸出食指的手。在一种条件下，食指向两个红点伸去。在另外一种条件下，红点并不存在，而实验人员观察到的激活模式仍然存在（Koskietal.，2002）。
这些重要的差异，不免使科学家们怀疑：这些在人类身上观察到的，真的是镜像神经元吗？不仅如此，学者们还指出镜像神经元研究中的概念问题：里佐拉蒂提出的理论，认为镜像神经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动作，可是理解动作究竟是什么意思？
“理解”和“动作”这两个词，都极为模糊。心理学家格雷戈里·希科克（GregoryHickok）曾在一篇论文中总结了五种镜像神经元研究者对于“动作理解”的不同定义。有的定义比较狭窄，仅仅包含“指向某种目标的行为”；但有的定义则相当宽泛，甚至包括人类的言语产生（speechproduction）。当一个研究领域都没有在基本概念的定义上达成共识的时候，更多的数据也只会带来更多解读上的困扰，使该领域的发展愈加艰难。
这也难怪希科克在文章的结尾沉重地写道：“不幸的是，在他们的发现诞生之后的十多年，在理解镜像神经元的功能方面，（这个领域）还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Hickok，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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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婴儿理解目标指向性行为的神经生理学基础仍然是个未解之谜，而测量婴儿们注视时长的心理学家们，也不停地发现更多令人惊讶的现象，这使得人们孜孜不倦地探寻着这些现象背后的解释。
当伍德沃德发现就连五个月大的小宝宝都能辨识出动作的目标指向性时，她决定试探一下这种能力的界限与范围。在同样的实验范式下，她将实验人员去抓取物体的手替换成一根去戳物体的长棍。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五个月大和九个月大的婴儿，都没有识别出长棍的目标指向性。更令人惊讶的是，当棍子被替换成更类似于人手的机械爪时，六个月大的婴儿也不能理解机械爪的目标指向性。
这样的证据，似乎表明在婴儿眼中，只有人手才能拥有目标指向性，而长棍和机械爪都不具备这样的性质。可是，人手所具有的特殊性是从何而来的呢？人类的手和人类手上的动作，一定具备某些特殊的视觉特征，才会触发小宝宝们这样的反应。那么，这些特征究竟是什么呢？它们从何而来，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与目标指向性联系在一起的呢？
除了关于手的谜团，“目标”这个概念也迷雾重重。小宝宝们究竟是如何理解“目标”的呢？在伍德沃德的简单实验中，目标只不过是“反复用手够”。现实世界中的目标远比这复杂，婴儿真的能明白“目标”是存在于一个人脑海中的心理状态（mentalstate）吗？
后来，研究人员真的设计了一项实验，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项研究中，实验开始前，一男一女两个实验人员会被介绍给小宝宝们。有一半参加实验的婴儿按照老方法进行测试。而另一半的婴儿，在观看一个实验人员“反复抓取”的动作之后，在测试阶段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实验人员完成“新目标、旧路径”和“旧目标、新路径”的动作。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个新的实验条件下，婴儿同样不会区别对待“新目标、旧路径”和“旧目标、新路径”的事件。在这个条件下，婴儿在熟悉阶段和第二阶段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实验人员。所以，研究者认为，这表明婴儿理解了“目标的个人性质”（personalnature）。当伸手去够物体的人换了的时候，婴儿也不会觉得更换目标有什么新奇的了（BureshandWoodward，2007）。
不过，这个实验中，目标仍然只是简单的抓取动作，与“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中的目标，仍有很大的距离。对于动作的目标指向性理解，只是婴儿进入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的第一步。
在理解社会认知的发展上，发展心理学家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这个领域刚刚起步，但它确实给小宝宝们画出了一幅不一样的肖像。一百多年前，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对婴儿的认知能力不屑一顾，称他们“简单来说就是丑”，无疑是给父母泼了一盆冷水。但现在，我们可以愈加肯定地说，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人生最初的阶段，婴儿们也具有感知和认知能力。他们甚至还在悄悄地观察，试图理解在他们眼前晃悠的这些温暖、美好的“大型人类”的行为——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都能支持这一点。
宝宝的读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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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有一天，玛西小朋友和妈妈一起去超市采购。他们一起买了玛西最喜欢吃的巧克力。等他们到家之后，玛西主动提出来要帮妈妈一起收拾采购回来的吃的。他决定把巧克力放在厨房里的一个蓝色置物盒里。
过了一会儿，妈妈开始拿出原材料，准备烤一个美味的大蛋糕。而小玛西知道这不是自己添乱的时候，所以就乖乖地离开了厨房。
妈妈打算做巧克力味的蛋糕，所以她拿了一点玛西的巧克力出来。不过，当把剩下的巧克力再放回去的时候，她不小心把巧克力放到了另外一个绿色置物盒里。正当妈妈准备开工的时候，突然，她意识到自己粗心大意忘了买鸡蛋。鸡蛋可是做蛋糕的必备材料！于是，妈妈决定再去一趟超市。
妈妈刚出门没多久，小玛西就有点饿了。他打算自己去厨房拿一点他最喜欢的零食吃。
现在，问题来了：小玛西会在哪个置物盒里找巧克力呢？
对于任何一个能理解这个故事的成年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简单不过了。玛西当然会去翻那个蓝色的置物盒。不久以前，他亲手把巧克力放进了那个蓝色的置物盒里。虽然妈妈不小心把巧克力放错了位置，可是，小玛西当时并不在场，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小玛西还是觉得巧克力一定在老地方等着他呢！
但是，当发展心理学家把这个故事讲给小朋友们听时，他们给出的答案截然相反：“小玛西会去绿色置物盒里找巧克力！”
1983年，心理学家汉兹·维摩（HeizWeimmer）和约瑟夫·佩纳（JosephPerner）用木偶戏的形式把这个故事演给一群小朋友看。他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四五岁的小朋友明明记得玛西当时自己把巧克力放在了蓝色置物盒里，但是他们却告诉实验人员，玛西一定会去绿色置物盒里找。与四五岁的小朋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六到八岁年龄组里的孩子。这些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小朋友，给出的答案都与成年人一致：蓝色置物盒（WimmerandPerner，1983）。
这样的反差迅速引起了许多发展心理学家的注意。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个故事衍生出不同的变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要数“莎莉-安测试”（Sally-AnneTask）（Baron-Cohen，Leslie，andFrith，1985）。在这个测试中，故事的主人公变成了一对好朋友：莎莉和安。莎莉把她的弹珠放在A处，而调皮的安在莎莉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弹珠移到了B处。测试的关键问题是，当莎莉寻找她的弹珠的时候，她会在A处还是B处找呢？
莎莉-安测试和玛西的故事一样，都旨在测试一个能力：孩子们是否能够理解“错误信念”（falsebelief）。简单来说，错误信念就是指与现实不符的信念。在莎莉-安测试和玛西的故事里，莎莉和玛西都错误地认为他们要找的东西还在原来的位置。然而小朋友们作为旁观者，目击了东西的位置在莎莉和玛西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变了。如果想要正确地回答实验人员的提问，小朋友们既需要知道莎莉和玛西的“寻物之旅”——背后主要由这些小朋友关于物体位置的信念驱使，也要知道莎莉和玛西的信念是可以与事实截然相反的。
这种理解错误信念的能力，正是心理理论（theoryofmind）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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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理论”这个词，最早由两位灵长类动物学家戴维·普雷马克（DavidPremack）和盖伊·伍德拉夫（GuyWoodruff）提出（PremackandWoodruff，1978）。在他们的定义中，“一个拥有心理理论的个体，会认为自己和他人同样拥有心理状态（mentalstates）”。“心理状态”这个词，乍听起来可能有些模糊，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它所指代的事物。每当我们思考一件事，想起一件事，或者在猜测、怀疑、假装的时候，这些心理活动，都可以被定性为“心理状态”。
心理理论包括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和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对于我们至关重要。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依赖他人来认识世界。我们能从目不识丁的小不点儿变成可以通过阅读了解诗与远方的大人，其中经历的学习过程，肯定离不开他人的帮助。父母、老师的谆谆教诲，同学、朋友的口口相传，这些“他人知道的事”都扩展了我们世界的范围。
而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也同样重要。我们需要明白心理状态与实际情况并不永远一致。我们可能会相信一些错误或与事实不符的事。我们也需要明白心理状态是私人的、主观的，不像实际情况一样是共享的、客观的。面对同样的事实，我的心理状态也有可能和你的心理状态产生出入。
玛西故事里的错误信念任务是判断幼儿是否拥有心理理论的试纸，正是因为它需要被试将自己的信念与别人的信念区分开。不仅如此，它也要求被试能够理解，我们的信念很有可能与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有所出入，信念有对有错。
自错误信念任务诞生之日起，心理学家们已经在世界各地成百上千的儿童身上进行了测试。但早期的实验往往过于依赖单纯的错误信念任务，也因此造成一种过于简化、二元对立的假象：仿佛心理理论能力的存在是非黑即白的，要么有，要么没有。不少心理学家担心，这样简单粗暴的分割，笔触不细腻，无法描摹出孩子们对于他人心理活动的真实推断。
针对这一问题，2004年，美国密歇根大学（TheUniversityofMichigan）的心理学家亨利·威尔曼（HenryWellman）和他的同事大卫·刘（DavidLiu）一同设计了一套测量心理理论的量表。该心理理论量表中包含了七项不同的任务。按照威尔曼和刘的理论，这七项任务的难度各不相同，对于孩子们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各有不同的要求。最简单的任务是多样性愿望（diversedesire）。在这项任务中，孩子们需要理解自己和他人对于同一个物体可能会拥有不同的愿望。比如，你可能会不想要我最喜欢的蓝色蝴蝶结，而我也可能不想要你喜欢的红色发卡。而最困难的任务则是真实—表面情绪（real-apparentemotion）任务：孩子们需要理解一个人表面看上去的情绪可能会与其真实的情绪不符。
这些任务的“简单”与“复杂”是心理学家从孩子们完成这些任务的年龄中归纳出来的。威尔曼和刘发现，小朋友们并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后，突然间就一并完成了所有的七项任务。相反，他们都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的发展趋势。年龄越大的孩子，完成的任务就越多。那些完成更“难”任务的孩子，无一例外都完成了更“容易”的任务。这更加说明，心理理论并非一种“要么有，要么没有”的认知能力。
有趣的是，心理学家们发现，世界各地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都体现出了较为稳定的发展趋势（Callaghanetal.，2005；Wellman，Fang，Liu，Zhu，andLiu，2006）。尽管偶尔会有文化差异存在，一个文化环境中的孩子可能首先完成的任务与另外一个文化环境中的孩子稍有不同。不过，在整体层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模式基本上一致，让一个美国小朋友百思不得其解的任务，也很有可能让和他同龄的中国小朋友犯难。这种不同文化间的共性表示，虽然成长经历确实会对心理理论的发展有所影响，但驱使心理理论发展的，很有可能是某种更普遍的机制，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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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心理理论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为什么年纪更小一点的小朋友会在心理理论的测试中屡战屡败呢？
一种可能性是任务本身带来的挑战。经典的心理理论任务往往要求小朋友们听故事。对于成人来说，那些故事可能太过简单，甚至有些幼稚了。但是，对于一个连母语都还没有完全掌握的小朋友来说，可能连理解故事的句子都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听不懂故事会导致小朋友不能通过测试，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不能理解，别人也是拥有心理理论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于年龄更小的孩子来说，更公平的方式是用不涉及语言能力的任务来测试。
2005年，两位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奥尼希（KristineOnishi）和热内·巴亚热昂极富创造力地为十五个月大的幼儿量身打造了一个不用借助语言的心理理论测试。在他们的研究中，小宝宝们不再需要听故事或者回答问题，而只需要观看一些实验人员精心设计好的事件就可以。奥尼希和巴亚热昂会在宝宝们观看事件的同时测量他们的注视时间。在他们的理论中，宝宝们会更长时间地注视违背他们期望、看上去更“出乎意料”的事件。
在这个任务中，十五个月大的宝宝们首先看到一张书桌上放了一个玩具。桌子上还有两个盒子：一个黄色的，一个绿色的。他们首先看到，一个实验人员从书桌后面的门进入了房间。她进来后，先把玩了一会儿玩具，然后将玩具放在绿色的盒子里。之后，她又两次将手伸进了盒子里，好像是在“够玩具”一样。这些动作的目的是让宝宝们熟悉这个动作序列，让他们熟悉这个实验人员和玩具互动的样子。
接下来，更有趣的“信念诱导”（beliefinduction）阶段开始了。顾名思义，在这个阶段，实验人员希望能“诱导宝宝们去理解实验人员拥有的信念”。信念诱导阶段分“正确信念诱导”和“错误信念诱导”两个条件。在“正确信念诱导”条件中，在门后的实验人员打开门的上半部分，俯身探到桌子前，她和宝宝一起看到，玩具从始至终都位于绿色的盒子里。但是，在“错误信念诱导”条件中，实验人员先和宝宝一起见证了“神奇”的一幕：玩具自己移动到了黄色的盒子里。接着，桌子后面的上半扇门又被抬起来，挡住了实验人员的视线。而这时房间里的宝宝再一次目击了“神奇”的一幕：刚到黄色盒子里的玩具，又移回了绿色的盒子。
当实验人员再一次回到房间里来找她的玩具的时候，她会在哪个盒子里找玩具呢？
奥尼希和巴亚热昂的实验设计思路不言自明。即使全程实验人员没有说一句话，我们也可以判断，在正确信念诱导的条件下，实验人员还是会在绿色的盒子里寻找她的玩具。相反，在错误信念诱导条件下，正常情况下，实验人员会在黄色的盒子里寻找她的玩具。这是因为实验人员只看到了故事的一半。她并没有看到，之后玩具又移回了绿色的盒子。她持有的信念与宝宝们所看到的事实有所不符，但这个错误信念仍然会驱使她去绿色的盒子里寻找玩具。
奥尼希和巴亚热昂的实验前提是，宝宝们会更长久地注视违反他们期望的场景。因此，在对实验结果进行预测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判断转化为婴儿的注视时间。如果十五个月大的宝宝确实理解了别人可以持有或正确或错误的信念，那么，在正确信念诱导条件下，宝宝们应该更长久地注视实验人员在黄色盒子里搜寻的情况。而在错误信念诱导条件下，宝宝们的预判应当是“实验人员会在黄色的盒子里搜寻”，所以宝宝们会更长久地注视实验人员对绿色盒子的搜寻。
在这篇发表在国际顶尖期刊《科学》（Science）上的论文中，奥尼希和巴亚热昂记述了他们的确发现了小宝宝们这样的注视规律[1]。十五个月大的幼儿的注视时间与预测相符。如果实验人员在不符合他们预判的盒子里搜寻玩具，小宝宝们都会更长时间地注视着实验人员。奥尼希和巴亚热昂认为，这一结果表明，十五个月大的幼儿已经明白别人“会根据自己的信念行动，而这些信念是既可能反映现实，也可能不反映现实的表象”。这一发现，似乎说明小宝宝们拥有心理理论能力的年龄，要比之前的理论所预测的小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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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奥尼希和巴亚热昂的实验是唯一提供了低龄幼儿早慧的证据的研究，那么，这项研究其实并不能很好地说服心理学家们。在心理学中，很少会出现一个实验颠覆整个领域，或者一篇论文改写心理学的全部图景的情况。在绝大多数时候，一个实验需要经过不同实验室多次复制、经年累月的跟踪研究，以及与持有先前理论的学者们进行大量的讨论，最终才能真正确凿地确定一项研究对于理论建构的价值。
不过，在之后的十余年间，奥尼希和巴亚热昂的实验被几十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陆续复制。大量证据表明，小朋友们对于错误信念的理解、他们心理理论的发展，可能真的要比之前所认定的更早。有些研究团队甚至在更小的宝宝们身上，也发现了可能说明他们能够理解错误信念的证据。奥尼希和巴亚热昂的实验发现，在十三个月和十个月大的宝宝们身上都得到了复制（Luo，2011；Surian，Caldi，andSperber，2007）。
还有一些研究团队将这样的发现延伸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一项跨文化的研究表明，小宝宝们在心理理论能力上的早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皆有体现（Barrettetal.，2013）。他们对比了三个生活环境差异较大的地方。这些生活在中国西藏的藏族宝宝、厄瓜多尔亚马孙地区的舒阿尔人（Shuar）宝宝以及斐济群岛的亚索万人（Yasawan）宝宝，都像奥尼希和巴亚热昂一开始测试的美国宝宝一样，表现出他们似乎理解错误信念的注视时长。
更有趣的是，在2014年，利用脑电图技术（EEG），心理学家测量了六个月大的宝宝们的感觉运动阿尔法波段抑制（sensorimotoralpha-bandsuppression）。这个信号通常被认为是与动作预测有关的神经信号。他们发现，也许就连六个月大的小宝宝，都已经能初步通过对他人信念的判断来预测动作（SouthgateandVernetti，2014）。
这些新出现的证据似乎都说明，也许是时候改写我们对心理理论发展的理解了。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我们从非有即无的一刀切式理解，逐渐进步成更细分、更循序渐进的递进性理解。而现在，我们或许可以将心理理论发展的时间线拉得更长，回溯到人类生命的第一年。
在近期的一篇理论综述中，巴亚热昂和她的同事罗斯·斯科特（RoseScott）概括了目前心理学家们在心理理论发展上形成的两大理论阵营（ScottandBaillargeon，2017）。
一些心理学家是“根本变化理论”（fundamental-changeaccounts）的忠实拥趸。他们认为，在宝宝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心理理论能力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用在婴儿身上的心理理论任务，其实测试的并不是真正的心理理论。
婴儿更长的注视时间，可能说明他们觉得那些情景在简单的视觉构成上更新颖。也有可能说明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两套系统。它们都与心理理论有关，但本质极其不同。一套系统真正支持心理理论能力，而另外一套系统所支持的能力，又被一些哲学家称作“最低限度心理理论”（minimaltheoryofmind）。这个系统虽然可以让年幼的宝宝们成功地通过测试，但是它并不能被称作真正的“心理理论”。因为在这个系统的限制下，宝宝们只能“追踪”一些类似于信念的“记录”（registration），而尚不能形成关于他人心理状态的表征，这样一来，也就不能满足心理理论的真正要求（ButterfillandApperly，2013）。
与根本变化理论相对应的理论，被巴亚热昂和斯科特称为“实质连续性理论”（substantial-continuityaccounts）。该理论认为，用在婴儿身上的心理理论任务与传统心理理论任务所测试的都是同一项能力。婴儿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在本质上是连续的。同样的能力在生命初期就有所体现，只是在过去常常受到其他因素限制而不能表现出来。宝宝们失败的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抑制控制（inhibitorycontrol）能力有限，可能是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故事的措辞，也可能是故事中的信息量超出了他们能处理的范围。种种原因，都有可能限制他们在心理理论任务中的表现，但这并不说明这些小宝宝完全缺乏真正的心理理论。
读心术听起来神秘莫测，但拜心理理论所赐，我们每一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开始阅读别人的心理活动了。心理理论是保证我们能与人正常交往的前提，也是让我们与他人关系如此丰富美妙的秘密宝典。经过了几十年的研究，今天的心理学家对心理理论从何而来的理解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不过，我们距离真正揭晓谜底的那天，仍有十分可观的距离。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对人工智能充满憧憬与幻想的年代。我们梦想着能制造出拥有意识、善解人意的机器人伙伴。如果我们想要达成这一目标，必不可少的首先是关于我们自己心理活动的理解。我们是如何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心理状态的呢？毫无疑问，在人生初期探索心理理论能力的起源，是回答这一问题重要的第一步。
[1]在这里的实验描述对实际情况稍有简化。在真正的实验中，奥尼希和巴亚热昂总共包含了八个实验条件，平衡了玩具的初始位置，真实或虚假的信念条件，以及在测试阶段实验人员所搜寻的盒子的颜色。
小朋友会把机器人当成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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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玩具能做的最崇高的事情，就是陪伴在孩子身边。”
这句来自电影《玩具总动员》中的经典台词，完美地概括了这一系列电影中最触动人心的故事线：无论发生什么事，有多大的困难，这些玩具们永远是孩子最忠实的朋友与守护者。这样的情节并不陌生：很多人在长大的过程中，都曾有过一些“特别的”玩具的陪伴。
这些玩具本身也许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它可能是一个芭比娃娃、一个奥特曼模型，或者只不过是家长的同事顺手从礼品店里买来的泰迪熊。但不管它们是从何而来，在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它们都是我们寸步不离的好朋友。我们和它们一起玩，一起睡觉，甚至在吃零食的时候也会试着假装喂它们一点。
这些没有生命的玩具，在本质上不过是一堆塑料或织物。但在童年的回忆里，它们都是我们最好的陪伴者。
也许正是儿童与玩具之间的亲密无间，导致了发展心理学家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儿童具有“泛灵论”（animism）的思考倾向。换句话说，小朋友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万物有灵，将没有生命的事物当作有生命的来对待。
发展心理学之父让·皮亚杰就是这一观点的忠实信徒。在他出版于1926年的经典著作《儿童世界观》（TheChild’sConceptionoftheWorld）中，他列举了大量例子，详细论述了儿童的泛灵论倾向。比如，他记录了一个对风好奇的小男孩。小男孩很想知道风知不知道它把自己的书页吹翻了。由于“知道”是一个用来描述心理状态的动词，按照皮亚杰的推理，这个小男孩显然是把风误认为是有生命的事物了（Piaget，1929）。
这个例子虽然可爱，但缺乏科学证据的严谨性。在皮亚杰关于泛灵论的讨论中，他所引用的证据几乎都是基于他的观察或是对孩子们的采访。尽管这样的方法能提供一些孩子心理活动的迷人细节，可是与实验室中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相比，它的可信度要低很多。观察与采访所收集到的证据，都容易受到实验人员主观意愿的影响。
到了20世纪后半叶，发展心理学家们开始进入实验室，在更严谨的实验设计中重新审视儿童“泛灵论”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指明其实儿童在很早的时候就明白，有生命的事物和无生命的事物之间有着明确的边界。
心理学家梅里·布洛克（MerryBullock）就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Bullock，1985）。这个实验中，她让三到五岁的孩子们观看了一系列的小短片。小短片中既有像小兔子这样有生命的小动物，也有像积木一样无生命的物体。而小兔子和积木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移动：要么自己开始移动，要么被一根黑色的棍子推着移动。在看完这些影片后，孩子们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它能不能长大？”“我们把它像球一样随便扔出去行吗？”
这些问题旨在评估孩子们对于生命性的理解。很显然，一般对于有生命的物体来说，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后一个则是否定的。对于无生命的物体来说，问题的答案恰恰相反。
布洛克发现，即便是年龄最小的孩子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拥有相当高的准确性。他们真正容易犯错误的，是那些直接问一个物体是否有生命、是否是活着的问题。但这些错误并不阻碍他们正确地理解有生命事物一般所具有的性质：会饿，可以长大，可以自己动。布洛克的发现，和当时很多有关实验一起，使发展心理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儿童早期是如何理解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之间的区别的。虽然小朋友们看起来好像是把玩具当作有生命的好伙伴来对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会弄混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
甚至，宝宝们对于有无生命的理解，在他们还不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悄然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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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博林-杜波依斯（DianePoulin-Dubois）是一位加拿大的心理学家。为了探究宝宝们对“活物”这个概念理解得有多彻底，她带领她的团队一起将目光投向了机器人（Poulin-Dubois，Lepage，andFerland，1996）。
机器人，既是机器，也像人。在如今这样一个机器人技术蒸蒸日上的时代，万千工程师与科学家的梦想，都是尽可能地制造出更灵动、与人类更相似的机器人。不过，至少在目前阶段来说，我们知道无论机器人表面与人类有多相似，它的本质仍然是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
那么，小朋友会如何判断机器人的生命性（animacy）呢？
我们理解机器人不具有生命，是因为我们学过很多与机器人有关的知识。我们知道它是由人类制造、经人类编程的。而我们对于有生命的个体的理解，也告诉我们机器人不属于它们当中的一员。有生命的个体可以进食、成长、衰老、死亡，但这些功能与属性都不能很好地在机器人身上复制出来。
可是与我们不同，小宝宝们并不具有这些知识。连“机器人”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宝宝们，真的能正确地判断出机器人不具有生命吗？
宝宝没准可以利用的一条线索，是自行式运动（self-propelledmovement）。所谓自行式运动，就是指一个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下，是否可以自己开始运动。一般来说，只有有生命的东西才具有自行式运动的能力。
在博林-杜波依斯的实验中，她决定对比婴儿对陌生人和陌生机器人的反应，来研究婴儿是否能利用自行式运动来判断机器人的生命性。每个婴儿都参与了两个事先设计好的事件。在“静止”事件中，陌生人或机器人先坐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随后，家长会带宝宝进入房间，把宝宝放在地板上让其自由探索。而在“移动”事件中，家长会和宝宝先坐在房间里，然后敲门声响起。门开之后，要么是陌生人，要么是受实验人员远程遥控的机器人，会非常缓慢地走进房间，坐在婴儿面前。
博林-杜波依斯和她的团队最关心的问题是，小宝宝们在静止状态和移动状态下会如何对机器人和人类做出反应。
他们先用视频记录了宝宝们的反应，然后让经过训练的研究助理对宝宝们的行为进行编码。宝宝们有的行为表现出积极情绪，像发声、微笑等。有的行为则表现出负面情绪，如大哭大闹、缠着爸爸妈妈等。
编码后，研究团队发现，在十二个月大的时候，宝宝们已经很会区别对待机器人和人类了。当机器人慢慢移动进入房间的时候，宝宝会表现出比陌生人进入房间时更多的负面情绪。而在静止事件中，无论是陌生人还是机器人，宝宝表现出的负面情绪都没有任何差异。按照博林-杜波依斯团队的解读，这意味着十二个月大的婴儿认为无生命物体的自行式运动是一反常态的。一岁的宝宝已经会把自行式运动与有生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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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移动与生命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心理学中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两位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Heider）和玛丽安·西梅尔（MarianneSimmel）就已经通过实验证明，成年人会把屏幕上移动的形状当作“活生生”的东西来解读（HeiderandSimmel，1944）。在他们的实验中，被试看了一段很简单的影片。影片内容无非是两个大小不一的三角形和一个圆圈在四处移动。海德和西梅尔确实精心设计了形状的移动轨迹，以模拟“追逐”和“打架”。不过，“追逐”也就是一个形状总是跟随着另一个形状移动，而“打架”不过是两个形状来回碰撞。
被试并不知道这段影片背后的意图，他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简单的几何形状在屏幕上移动。然而，大部分的被试却描绘出了极其生动的故事。
一个被试将其中一个三角形形容成恶霸，而另一个被试甚至讲述了三角恋的爱情故事。而当海德和西梅尔问及这些形状的“性格”时，被试提供了一致的惊人的回答：大三角形“咄咄逼人”“爱占便宜”，小三角形“英勇”“无所畏惧”，而圆圈则是“胆小”“充满恐惧”。这些几何形状本身自然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它们性格的线索，它们甚至没有任何特点能够让人联想到人的特征。被试将这些形状形容成仿佛具有生命一样的个体，全然是因为这些形状的运动轨迹。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心理学家们对这一现象早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不少当代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关于生命性的判断其实是根植于我们的知觉系统本身，而并不来自我们高级的概念系统。我们就像看见红色、看见轮廓、看见三角形一样，“直接看见”生命性。用心理学家布莱恩·舒尔（BrianScholl）和高涛（TaoGao）的话说，对生命性的知觉“直接由视觉输入中特定而微妙的特征所控制”（SchollandGao，2013）。他们用一系列的实验表明，被试虽然会在观看飞镖形状的运动时声称看到“追逐”事件，但是只要当飞镖的指向稍有不同，栩栩如生的追击行为就瞬间消失了，他们就只能看到屏幕上一些移动的形状。
如果说对于生命性的判断直接来自我们的视觉系统，那么，也许一岁以下的宝宝能够将移动与有生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个解释似乎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果婴儿可以直接从自行式运动中“看到”生命性，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认为所有可以自己开始移动的个体都属于有生命的个体呢？在博林-杜波依斯的实验中，机器人和陌生人都会自己开始移动。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一个会自己移动的机器人比一个会自己移动的陌生人更令人不悦呢？
显然，还有其他的元素在支持婴儿对生命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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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联系学习机制（associativelearningmechanism）在对生命性的理解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所谓联系学习机制，通俗来说，就是如果A经常和B一起出现，A和B就会被学习者联系起来。在对生命性的理解上，婴儿早期所接触到的拥有生命的个体都会自己开始移动：身边的大人、小伙伴，或者家里的宠物等。而他们所接触到的无生命物，只有在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开始移动：积木需要被人搬动，玩具娃娃必须要被人挪动，小皮球要被人轻轻踢一脚，不然它们都只会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日积月累，宝宝们就会将自行式运动和生命性联系在一起，之后还能从环境中提取出更多的联系。随着宝宝不断成长，他们区分有无生命的线索也会越来越多，除了自行式运动以外，还包括运动轨迹以及其他因果形式等。
除此之外，对于生命性的理解中也必须含有对心理因果关系（psychologicalcausality）的理解。一个理解心理因果关系的宝宝，是懂得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拥有的心理状态，可以成为该个体做出某些行为的原因，也可以是另外一些行为的结果。这种能力的起源至今仍然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它与生俱来，但也有人认为它的源头其实就是联系学习机制。
博林-杜波依斯和她的同事戴维·拉基森（DavidRakison）认为，对这些心理因果关系的理解也是从形成联系开始的（RakisonandPoulin-Dubois，2001）。宝宝们首先理解自己拥有的心理因果关系能力，明白自己的心理状态可以导致动作的产生。随后，这样的心理因果能力被推广到其他拥有和自己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体，如人类个体身上。
博林-杜波依斯和拉基森认为，人类个体可能是最先被婴儿认作拥有心理因果关系的有生命的个体，因为其他人和宝宝拥有最多的共同特征。大人的面庞、手掌和腿，都与宝宝自己的身体相似。而大人也会进行许多宝宝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进行的活动。就拿手来说，大人和宝宝一样，都需要伸、抓、握等。这样的相似性就会触发宝宝们的联系机制，让宝宝们也能将自己的心理状态与自己动作之间的联系，慢慢推广到大人们的动作当中去。最后，他们会把心理状态与某种动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某种动作与“有生命”联系在一起。
宝宝们并不是某天早上一睁眼，突然发现身边的万物都自动被归类为“有生命”或者“无生命”的。就像其他许多心理能力一样，对生命性的理解也是在婴幼儿时期不断发展的。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并不存在黑白分明的界限。而界限的不断清晰化，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宝宝们生活中的经历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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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在变迁，自然而然，出生在不同时代的宝宝拥有的生活经历也大相径庭。博林-杜波依斯的机器人实验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的。自那之后的20年中，科技的迅速进步大量普及了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几十年前，嘱咐机器人给你扫地可能会被认作天方夜谭的事，但在今天，这样的事情早已成为很多家庭的日常。越来越多的人敞开家门，欢迎某种意义上的机器人的“入驻”，越来越多的宝宝早已习惯与这些人造物之间的互动。
我们与没有生命的机器的互动方式早已发生了变化，而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孩子，很难不受到影响。1994年，心理学家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Bronfenbrennr）曾提出，儿童发展受一些紧密嵌套的系统所影响，其中就包括时间系统（chronosystem）。大的社会环境、历史变化，也会对孩子们的发展轨迹产生影响。今天出生的孩子和几十年前出生的孩子相比，自然会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质。
2011年，一群加拿大科学家拜访了一座科技馆，对184名八岁左右的孩子进行了采访。这些科学家最感兴趣的是孩子们对机器人的看法（Beran，Ramirez-Serrano，Kuzyk，Fior，andNugent，2011）。在这项调查中，研究人员向孩子们介绍了一个贴了两只塑料假眼的机械臂。在观看了机械臂表演的叠积木之后，研究人员调查了孩子们的感受。令人有些惊奇的是，52.7%的孩子认为这样一个简单的机械臂也拥有认知能力，同意机器人能看到他们、记住他们。不仅如此，64%的孩子觉得机器人喜欢他们，69%的孩子认为如果他们跑去和别的小朋友玩，这个机器人会“觉得被冷落”。
这些孩子的反应，与博林-杜波依斯的机器人实验中呈现出负面情绪的小宝宝们完全相反。尽管这些孩子比原实验中的孩子要年长得多，但这同时也让人遐想这样一种可能性：随着我们生活中的机器人越来越多，会不会有朝一日，那些小宝宝也会对自行式运动的机器人产生好感呢？出生于今天的宝宝们，也许比起30年前的孩子们更适应机器人，也会更容易将机器人理解为有生命的个体。久而久之，人类对于生命性的概念，是否也会产生改变呢？这些有趣的问题，都等待着未来心理学家的回答。
大人们往往会认为与机器人共处的未来充满着反乌托邦式的黑暗色彩。但事实也许并不一定如此。
我们对于机器人的一些看法，何尝不是来自我们自身的成长经历、我们对于生命性的固有想法呢？既然科技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想象，它也必将改变我们对于机器人、对于生命本质的思考方式。孩子们是我们真正的未来，而他们对机器人的喜爱，或许预示着一个人类和机器人和谐共存的社会。
甚至，《玩具总动员》中的幻想终有一天可以成为现实。孩子们的玩具成为他们忠诚的朋友与守护者。它们肯定不能完全取代人类的陪伴，但可以想象的是，它们的出现，必将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欢声笑语，更多美好的童年回忆。
人之初，性本善——道德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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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道德”这两个字的含义，恐怕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清楚。
社会倡导人人都应该遵守道德，可究竟什么是遵守道德呢？
遵守道德是做好人的意思吗？那什么是“好人”呢？
如果好人就是指那些乐于助人、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积极伸出援手的人，那么，如果需要帮助的人想去放火抢劫，这个“乐于助人”的人，还能称作好人吗？
而乐于助人的“助”，似乎也有一定含义上的限制。如何帮助人才是合情合理的呢？如果为了帮助一个人，而让很多人陷入困境的话，这又称得上是道德的行为吗？
……
“道德”背后含义的模糊，并没有阻止它成为人类社会中基石般的存在。
尽管很难回答“道德”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如果说起一个假想中道德不存在的社会，几乎所有人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如果没有道德，那我们也就没有好坏之分，没有法律或社会规范来引导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样的人类社会，势必逐渐被混乱吞没。
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人类无法生活在一个没有道德的世界里。道德之重要，自然促使它成为思想史上永恒的话题。18世纪时，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曾写道：“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样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样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
如果我们继续回溯，其实，在康德之前的几千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在《美诺篇》中记载了关于道德的探讨。在这篇经典对话中，美诺向苏格拉底提起道德的起源。他想知道道德究竟从何而来：道德究竟是因为被教导才产生的，还是一种人类的天性？
美诺的问题，终于在几千年之后的今天，听到了心理学界的回声。发展心理学家凯利·汉林（J.KileyHamlin）指出，美诺和苏格拉底之间的对话所体现的，正是经验论（empiricism）和先天论（nativism）之争（Hamlin，2015）。经验论认为后天经验重于先天基础，而先天论则持相反的观念，视先天基础为后天经验的必需条件。这两方之间的对峙是发展心理学中永恒的主题，自然也在道德的起源问题上有所碰撞。
道德从何而来？一种可能性是，道德主要起源于我们对身边人的观察。小宝宝从观察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一举一动中，逐渐意识到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但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发展心理学家把赌注押在了辩论的另一端：我们的道德观念，其实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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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道德观念从何而来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道德观念的定义。非常多研究道德发展的心理学家都意识到定义道德观念的难度。事实上，无论是哲学还是心理学，专家学者们都一直在辩论人们是否真正拥有一个全天下普遍的道德法则、全人类共享的道德观念。
不过，为了能够设计出可以由实验检验证伪的假说，心理学家常常会对道德观念进行简化。比如，汉林在研究中采用了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她认为凡是能被我们的常识涵盖的内容都可以算作道德观念的一部分。举个例子，我们的常识中杀戮掠夺是坏的，分享奉献是好的，这些判断都是我们道德观念的一部分。如此可见，对他人进行社会评价（socialevaluation）是道德观念的必要组成元素。所谓社会评价，就是指能够识别、区分他人行动的社会意义与好坏。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意识到“帮助”这样的行为是积极的，而“阻碍”则是消极的。
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汉林和她的同事发现，似乎即使只有六个月大的婴儿也能进行社会评价（Hamlin，Wynn，andBloom，2007）。
在汉林的实验中，宝宝们首先会观看“帮助”和“阻碍”两种事件。在这两种事件中，都会有一个“小攀登者”：一个眼睛滴溜溜转的小红圆，正试图登顶一座山。它尝试了两次都没成功，到了第三次时，画面中要么出现一个“小帮手”，要么出现一个“小捣乱”。出现“小帮手”的事件里，“小帮手”倾力相助，把小攀登者推上山顶。但如果出现的是“小捣乱”，“小捣乱”就会把奋力向上的小攀登者推下山，让它骨碌碌地滚走。
在观看完这两种事件之后，实验人员会把“小帮手”和“小捣乱”的玩偶拿到宝宝面前，让宝宝选。汉林的团队发现，宝宝们更倾向于伸手触碰“小帮手”玩偶。不仅如此，宝宝们会再观看两个后续事件。在后续事件中，小攀登者要么向“小帮手”靠近，要么向“小捣乱”靠近。而通过测量宝宝们的注视时长，汉林的团队发现宝宝们会花更长的时间盯着接近“小捣乱”的攀登者。按照汉林的解读，更长的注视时间意味着婴儿的“惊讶”程度更高：宝宝们认为，接近阻碍过自己的人的行为是十分不同寻常的。
“六个月大的婴儿也能进行社会评价”这一发现，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这项研究只是一个开端，后来，汉林又将相同的实验范式应用在三个月大的婴儿身上。他们发现，这些不足百天的小宝宝似乎也能进行类似的社会评价（Hamlin，Wynn，andBloom，2010）。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婴儿的社会评价并不仅仅局限于“帮助是好的”“阻碍是坏的”这样的简单一刀切。汉林还有一些实验结果表明，到了八个月大的时候，婴儿会更偏好“惩罚坏人”的人（Hamlin，Wynn，Bloom，andMahajan，2011）。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小玩偶惩罚了另外一个曾经对他人进行阻碍的玩偶，那么婴儿事实上会更偏好惩罚者。
这一系列的实验证据让汉林认为，婴儿们很有可能天生就具有道德观念。毕竟，很难想象，一个刚刚呱呱坠地的小宝宝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习得关于道德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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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接受汉林对于实验的解读，认为这些证据真的表明小宝宝们天生就是小小道德家，那么接下来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有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如果说某项能力是天性使然，那这项能力肯定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上利大于弊。那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帮助了我们呢？
关于道德的先天论，一种新出现的假说与合作有关。有不少学者认为，道德的本质其实是一些促进合作的技能集合。这些技能可以让一大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互相交流沟通，齐心协力达成目标。这样的合作性与社会性，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先生的这句经典名言，凝练地点出我们的社会生活状态。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即使是最内向的人，也都牢牢地镶嵌在社会人际关系这张大网中。在学习工作中，我们需要与同事和团队成员合作。在个人生活中，我们也会花大量的时间和朋友一起闲谈玩乐。哪怕我们在房间中独自一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也能使我们与千里之外的人紧密相连。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人都与其他人或直接或间接地相连。这种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在其他动物身上是很难想象的。
正因如此，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Tomasello）将人类称作“超社会动物”（theultra-socialanimal）（Tomasello，2014）。在托马塞洛的职业生涯中，他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研究小朋友和我们的猿类“近亲”。这两种研究对象，能分别从发展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提供关于道德起源的线索。在他的理论中，道德行为最重要的功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由于每一个个体都多少有些自私的倾向，道德的存在可以保障“合作”至少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大方向。
合作本身其实并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长期的研究表明，包括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在内的四种大型类人猿，都能配合自己的同类进行社会合作。有研究表明。野外的黑猩猩会与同伴合作狩猎，还会结成“联盟”，在打架的时候支持自己的死党（BoeschandBoesch，1989）。还有研究发现，当人类饲养的黑猩猩看到人类试图去拿一些明显够不着的东西时，黑猩猩会主动伸出援手，把东西递给人类（WarnekenandTomasello，2006）。
但是，人类的社会性对所有猿类来说仍是独一无二的。比如，人类在婴幼儿时期就热衷于不计回报地帮助他人。有实验表明，刚一岁的宝宝们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特别乐于给他人提供线索。如果发现一个大人正在找东西，而他们恰好知道东西的位置时，他们会特别乐于伸出小手指向物体的位置。更有趣的是，后来的一项研究还发现，宝宝这样做绝对不是为了获得什么奖励。实验人员发现，如果二十个月大的宝宝因为乐于助人而获得物质奖励，当奖励慢慢消失的时候，他们会逐渐停止乐于助人的行为。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只获得口头表扬，或者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反馈的宝宝，在奖励消失的情况下，也会继续提供线索（WarnekenandTomasello，2008）。
在托马塞洛的理论中，宝宝们这些乐于助人的行为正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适应性特征。这样的特征让人类这一物种格外成功。在这样的理解下，汉林的研究可能听起来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毕竟，如果道德是在我们漫长进化史中发展出来的技能，那么它出现在每个宝宝的“出厂设置”里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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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这么认为。
固然，从理论上讲，道德观念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但理论也需要证据支撑。不少学者对于像汉林团队呈现的婴儿道德观念的实验证据，一直持有怀疑态度。在汉林的经典实验成果发表五年之后，新西兰的一组心理学家重新设计了汉林的实验，提出汉林的“证据”可能另有其解。
这个由达米安·斯卡夫（DamianScarf）主导的团队指出，宝宝们对于“小帮手”的偏好，很有可能只是攀登者在一个条件下更吸引宝宝的注意力而已（Scarf，Imuta，Colombo，andHayne，2012）。在成功登顶后攀登者跳了一段“快乐的舞蹈”，上上下下弹跳了一段时间。这一比较吸引注意力的动作，会导致婴儿们将弹跳这样的积极事件与事件中的“小帮手”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导致宝宝们在之后优先选择“小帮手”。与之相对的阻碍事件中缺少这样的弹跳事件，宝宝们也就自然不会对“小捣乱”青睐有加。
这样的假说的确得到了实验证据的支持。在斯卡夫和他的团队进行的新实验中，一共有三个不同的实验条件。在这三个条件中，婴儿们都将看到帮助事件和阻碍事件交替发生。但这三个条件彼此不同的是攀登者何时会跳“快乐的舞蹈”——上下弹跳一段时间。
被分配到“山顶弹跳”条件下的婴儿看到的和汉林实验中的一致，只有攀登者在成功登顶的时候才会热闹一下。但是，被分配到“山底弹跳”条件下的宝宝看到的正好相反，在阻碍事件中骨碌碌滚下山坡的攀登者，会在山脚下弹跳一段时间。最后，还有一组宝宝看到的是“同时弹跳”，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帮助事件还是在阻碍事件中，攀登者在山顶和在山底都会来一段弹跳舞。
在汉林的理论中，弹跳本身应该一点都不重要。在弹跳之前，帮助和阻碍这两种行为已经发生了。一个懂得社会评价，拥有基本“道德观念”的宝宝，应该已经火眼金睛地看出谁是帮助者、谁是阻碍者了。所以，如果宝宝真如汉林所说，天生就拥有道德观念，那么，他们在这三种条件下都应当更加偏好“小帮手”。
然而，斯卡夫的实验结果却驳回了这一点。事实上，只有“山顶弹跳”条件下的宝宝们复制了汉林的发现，他们更多地选择“小帮手”。然而，在“山底弹跳”条件下，一组16个婴儿中有高达12个婴儿都选择了“小捣乱”。而被分配到“同时弹跳”条件下的宝宝们，选择帮助者和阻碍者的宝宝各占一半。这样的结果表明，似乎“蹦蹦跳跳”更能解释汉林原本的发现。宝宝们选择“小帮手”，是因为他们更喜欢看和“蹦蹦跳跳”有关联的东西，而不是由于他们更喜欢帮助者，偏好有道德的行为。
斯卡夫的发现也响应了科学哲学中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在汉林与斯卡夫的实验中，科学家们需要解释的是宝宝们为什么更多地选择小帮手。汉林认为这是因为宝宝们可以进行社会评价，拥有道德原则，而斯卡夫则认为这不过是因为宝宝们把“蹦蹦跳跳”事件和“小帮手”联系了起来。相比较来说，斯卡夫的假说对宝宝小小年纪拥有的心智能力要求更低，拥有的假设更少。因此，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斯卡夫的解释似乎略胜一筹。汉林的实验并不能说明婴儿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拥有惊人的道德观念，能够在道德的基础上评价他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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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目前进行道德哲学的研究是没有好处的。道德哲学应该在我们拥有充分的心理学哲学研究之前放在一边。我们在心理学哲学上还是明显很缺乏的。”
在半个多世纪前，20世纪杰出的分析哲学家G.E.M.安斯科姆（G.E.M.Anscombe）在《现代道德哲学》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论述了心理学哲学对于道德哲学研究的必要性。这篇极有影响力的文章，在之后道德哲学的走向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正如安斯科姆所说，道德确实是哲学和心理学的完美交集。一个脱离了心理学现实的道德观念必然是空洞的，对人类心理活动的实证研究可以在本质上丰富我们对道德哲学的理解。
汉林、托马塞洛、斯卡夫等人的研究，只是道德心理学这个领域的冰山一角。今天，只要在谷歌学术上输入“moralpsychology”这个关键词组，我们瞬间就会获得64100个结果。道德心理学仍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从事不同领域工作的心理学家的目光。除了行为学研究，还有心理学家在研究道德推理的计算模型。这一研究角度可以追溯到20世纪后期。在80年代末，心理学家托马斯·舒尔茨（ThomasSchultz）就编写了一个名为“道德推理器”（MoralReasoner）的计算机程序（DarleyandShultz，1990）。早在当年，这个程序就可以读入英美法律中的案例，得出与真实人类推理相似的责任分配思路，判断究竟谁应该是主要责任人。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想必也有更加成熟先进的道德推理模型。
与此同时，随着脑成像技术的成熟，很多心理学家开始在我们头颅中这软塌塌的一坨组织中寻找道德的根源。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的开放课件网站上就有一节名为“道德的神经科学”（NeuroscienceofMorality）的课程。这门课的主讲人是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系的丽贝卡·萨克斯（RebeccaSaxes）教授。她的研究方向，主要与社会推理的神经关联有关。她和研究团队曾成功地鉴别出当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激活的大脑区域（YoungandSaxe，2009）。
而还有些人将这一研究推向更加极端的方向。保罗·扎克（PaulZak）是一位因TED演讲而广为人知的神经科学家，他声称由九个氨基酸组成的肽类激素催产素（Oxytocin）就是让“世界充满爱”的“道德分子”。但没过多久，他的观点和论述就受到了许多严厉的批评。世界著名神经科学哲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PatriciaS.Churchland）与心理学家皮奥塔·温基尔曼（PiotrWinkielman）曾著长文质疑保罗·扎克的全套说辞（ChurchlandandWinkielman，2012）。今天，许多心理学家甚至根本不认为催产素这样的激素可以调节人类的社会行为，更不用说它能成为听上去如此玄之又玄的“道德分子”了。
就像任何一个研究方向一样，道德心理学的进步之路也充满了争论。在这些争论此起彼伏的同时，你可能还是会发现自己仍然渴望一个最基本的答案：道德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能让千百年来的哲人如此深思，能让人类社会如此和谐？
遗憾的是，道德的真正定义，至今没人拥有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答案。虽然心理学家可以将“道德”翻译为“合作行为”，但这毕竟只是为了实验操作而进行的简化。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甚至专门有一个名为“道德的定义”的条目。在该条目中，哲学家伯纳德·格特（BernardGert）评论说，无论是描述性的定义还是规范性的定义，道德一词意味着什么是仍然充满了争议性的（GertandGert，2017）。
人类会有真正理解道德的那一天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尚未揭晓。但无论如何，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将并肩向前，一同对人性中的这一美妙奇迹进行探索。
离不开文化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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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作为社会动物的我们，生活中能有哪一方面不受文化的影响。
就拿穿着打扮举个例子。服装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不光是汉服或旗袍这样本身就能彰显民族特色的服装，就连我们在服装店里最常见的T恤，也并不是诞生于文化的真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而且，人不仅穿什么样的衣服会受到文化影响，就连穿不穿衣服本身，都与文化息息相关。20世纪中叶，人类学家在拜访南苏丹时，发现对于生活在那里的努尔人（Nuer）来说，穿衣服并不是日常生活中默认的选项。只有在特殊场合，拥有特定身份的努尔人才需要穿衣服（Beidelman，1968）。
衣服只是文化影响我们的一小方面。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受到文化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可以孤立于文化之外存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
按理说，心理学作为主要对人的心理活动感兴趣的学科，自然无法忽略文化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在大部分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中，文化常常被视为不相关的变量。
心理学陷入被称为“WEIRD”（奇怪）的危机已经10年了。WERID是“白人（white）、受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的缩写。这个形容词精确地概括了目前大多数心理学实验参与者的人口特征——绝大多数的心理学实验，都是在WEIRD人口中进行的。心理学家常常认为，无论实验室里发现什么样的心理机制，这样的机制都同时适用于全体人类成员。
正是这样的考虑，让一个问题一直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心理学之上：在实验室里对WEIRD人口进行研究带来的发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延伸扩展到所有人类身上呢？如果人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文化影响，那么，当所有关于人类心理活动的证据都收集于来自一种文化——WEIRD文化的实验者时，我们又如何能相信实验结果真的适用于全体人类成员呢？对文化视若无睹的心理学，真的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心理活动的本质吗？
正因意识到这样的局限性，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将目光直接投向文化的影响。这一次，心理学家发现，文化的影响可能并不仅仅体现在生活方式、衣食住行或者价值体系上。文化带来的群体之间的差异，远比常人想象的更加深远。它可以触及我们的视觉注意力，影响我们对于景物观察的方式，甚至这样的影响，在人生的最初几年就有所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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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宾浩斯错觉（Ebbinghausillusion）是实验心理学中最经典的视觉错觉之一。演示它的方式很简单：让两个大小相同的圆并排，其中一个圆由一圈更大的圆包围，而另一个圆由一圈较小的圆包围。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那个在大圆中间的圆比在小圆中间的圆“看起来”更小一些。哪怕我们真的知道这两个圆其实大小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真的“看到”的大小差异。
鉴于艾宾浩斯错觉是我们视觉系统的产物，很多心理学家都认为，这样的错觉应该是放在什么文化背景的人身上都适用的。不管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或信仰有多么不同，我们毕竟都拥有一个结构和功能均相差无几的视觉系统。如果我们会觉得一个圆比另外一个圆看起来更大，那另外一个生活在大洋彼岸的人，估计也会这样认为。
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发现文化差异的无孔不入，甚至能体现在艾宾浩斯错觉中。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纳米比亚的辛巴族人所体验到的艾宾浩斯错觉就要弱于生活在英语世界中的被试。也就是说，这些辛巴族人，对两个圆圈大小的判断会更准确（deFockert，Davidoff，Fagot，Parron，andGoldstein，2007）。
不仅如此，不同文化里的小朋友，开始受艾宾浩斯错觉影响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心理学家知道，艾宾浩斯错觉其实很难骗过十岁以下小朋友的眼睛（Doherty，Campbell，Tsuji，andPhillips，2010）。然而，并不是所有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小朋友都像当时实验中所测试的西方儿童一样免于影响。当心理学家对比日本小朋友和加拿大小朋友的表现时，他们发现，日本小朋友的表现与成年人更加相似。也就是说，他们比加拿大小朋友要更早地受到艾宾浩斯错觉的影响（Imada，Carlson，andItakura，2013）。
如果人类真的拥有一些不受文化影响的心理机制，那也应该是像艾宾浩斯错觉这样主要与视觉有关的现象。可是，种种实验证据都表明，文化上的不同也体现在艾宾浩斯错觉上。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差异会在人生早期，在小朋友们甚至还没有多少文化体验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文化差异从何而来呢？
今田俊江（ToshieImada）是首批发现儿童艾宾浩斯错觉中的文化差异的心理学家之一，她认为“背景敏感性”（contextsensitivity）的差异可以解释艾宾浩斯错觉上的差异。背景敏感性指的是，当我们在看一张图片或一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将注意力部署在背景上。“看”这个行为，不仅需要我们将眼球转向某个位置，也需要我们集中视觉注意力（visualattention）。而部署视觉注意力的差异，正是很多关于东西方文化之间认知方式不同的一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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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家对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研究中，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Nisbett）和他的同事提出的西方“分析认知”（analyticcognition）与东方“整体认知”（holisticcognition）的理论框架不可不提（Nisbett，Peng，Choi，andNorenzayan，2001）。
就像许多抽象的理论一样，分析认知和整体认知的准确含义，也很难用一两句话简单概括出来。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不同的心理学家也会将这两个概念转换成不同的实验任务。但简单来说，具有分析认知特点的西方人，更关注画面中的中心客体（object），生活中更强调独立的个体。相比之下，具有整体认知特点的东方人，则更关注画面整体场景，在生活中也更在意一个人所属的群体和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尼斯贝特认为，这两种认知风格历史悠久。在古希腊哲学和儒家哲学中就已经可以观察到两种文化之间分析性与整体性的差异。在古希腊人的著作中，不难发现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幸福与一个人自己所能实现的目标密切相关。日常生活中，古希腊人的个人自由也受到高度重视。而儒家哲学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认为“和谐”才是幸福的源泉。儒家认为，幸福与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角色息息相关，只有各司其职、遵守三纲五常，才能通向幸福，与个人自由相比，社会和谐更加值得重视。
这样的文化差异并不只是历史的余烬。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它仍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比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处理人际冲突的方式上就非常不同。心理学家们曾采访了近200名日本和美国的大学生，详细地调查了他们发生在近期生活中的人际冲突。心理学家们发现，在处理与身边人的冲突时，日本参与者使用“回避”方式的可能性，要比美国参与者选这种方式的可能性高出近一倍。而美国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的解决办法是说服对方。他们选择这种方法的可能性是日本参与者的三倍之多（OhbuchiandTakahashi，1994）。按照心理学家们的理解，这样巨大的差异正是体现了西方分析认知优先考虑个人，而东方整体认知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的特点。
此外，这两种文化的认知差异还体现在语言上。与英语相比，汉语的句法规则相对要少。因此，如果听者要想明白说话者的实际意思，他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句子的语境（FreemanandHabermann，1996）。有趣的是，还有人发现，当汉英双语者在说中文的时候，要比他说英语的时候更容易提及关系，这正好体现了分析思维与整体思维所对应的个体与关系的侧重（Ji，Zhang，andNisbett，2004）。虽然“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文化”的问题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难以回答，但这一发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分析认知和整体认知的差异，已经深深地烙印在这些文化所使用的语言之中。
心理学家对于这两种认知的起源，目前只有一些猜测性的见解。尼斯贝特就曾提及，也许是东方文明对于农耕的依赖导致了对和谐的青睐，而西方文明的游牧之源则更偏重个体。但无论起源如何，分析认知与整体认知的差异的确是当今心理学家们摸索文化差异的重要理论框架之一。自尼斯贝特和同事撰写的综述论文发表后的20年间，仅这一篇文章就被引用了多达4700余次。可以说，这个理论框架已经成为文化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直到今天，也仍在不停地影响着心理学家对文化因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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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理论如何解释文化差异在小朋友身上的体现呢？
在上小学前，东西方小朋友在是否会受艾宾浩斯错觉影响上就有所差异了，文化差异自然是来自一个人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的不同：如果一个小朋友从小就成长在另外一个国家，那他在一定程度上会拥有更偏向于那个国家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可是，在从出生到四岁这短短四年时间里，小朋友们真的有足够多与文化相关的生活经验吗？
发展心理学家和其他分支的心理学家一样，也倾向于默认，实验研究中发现的小朋友们的心理特征可以泛化推广到全世界的所有小朋友身上。甚至，相比其他心理学，没准发展心理学推广泛化的机会更大一些：毕竟，无论出生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人生的前几年的经历没准都差不多，即吃吃睡睡、玩玩闹闹。
然而随着文化差异越来越受重视，发展心理学家发现，其实就连婴儿期和童年早期，世界各地的小朋友都因文化差异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
一个例子就是睡眠方式：小朋友们是单独分床睡，还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睡呢？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问题也许会有一个“最科学”“最正确”的答案。然而研究表明，睡眠方式是好是坏，其实取决于小朋友们置身的文化背景。例如，在高度重视独立个体的西方文化中，和爸爸妈妈一起睡觉往往会给小朋友带来许多睡眠问题。和父母一起睡的孩子，会有更高的概率出现入睡困难或者起夜的情况。相反，像日本这样东方集体文化中的典型，和爸爸妈妈一起睡往往是默认的选项。实验人员也发现，与父母同睡的日本小朋友，在晚上醒来的次数，与自己单独睡的美国小朋友相差无几，睡眠质量都很有保障（Latz，Wolf，andLozoff，1999）。
睡眠方式只是文化影响小朋友们生活的一个小例子。再比如说，就连聊天说话，东西方家长选择的方式都极为不同。一项观察研究已经发现，当爸爸妈妈在提起以前发生在小朋友们身上的事情时，东方父母更倾向于“讲道理”。他们喜欢把这些故事当成“树立道德标准”、讲大道理的素材。而反观西方父母，在同样讲起发生在小朋友们身上的事情时，则更倾向于把这些事情当作笑谈，或者通过这些事情对小朋友们进行肯定（Miller，Wiley，Fung，andLiang，1997；WangandChang，2010）。
这种对话差异不仅仅是在观察研究中有所体现。在更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中，哪怕只有短短几十分钟的测试里，实验人员也发现了类似的文化差异（Senzaki，Masuda，Takada，andOkada，2016）。
在一项由父母和小朋友共同参与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让父母和小朋友一起描述图片。爸爸或妈妈会和小朋友一起坐在屏幕前观看一些动画片。在动画片结束之后，家长需要和小朋友一起谈刚才看到的动画片里的内容。通过对家长描述的编码，研究人员发现，西方家长会更频繁地讨论动画中的焦点对象，像是前景的游鱼、贝壳等。相比之下，东方家长则会更频繁地提起像是水草、气泡等背景中的事物。这样的形容方式与分析认知和整体认知之间的差异相符：西方文化更关注个体，东方文化更关注背景。
更有趣的是，当小朋友开始描述这些景物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与先前有所不同：在之前进行的预实验中，孩子们需要首先自己来描述动画片。在当时，东西方的小朋友并没有体现出太大的差异。然而，后来研究人员记录编码了小朋友在与父母的对话中的描述。这些描述，竟然体现了和成年人相当的文化差异。这个实验说明，父母单纯用言语的引导，也许就可以对儿童部署视觉注意力的方式产生影响，改变小朋友们的背景敏感度。这样的改变，也许就是艾宾浩斯错觉在童年时就能体现出文化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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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下很多关于文化差异的讨论，都是围绕着分析认知和整体认知之间的差异展开的。但是，这个框架绝不意味着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某种不可跨越的沟壑。
当心理学家对两个人群进行比较的时候，“差异”一词指代的都是群体层面的差异。平均来说，来自西方文化的参与者可能会表现出更多的分析认知，而来自东方文化的参与者可能表现出更多的整体认知。这样的“平均”也就意味着同样的文化差异并不能很好地在个体层面折射出来。比如，一个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见得会比正在阅读这一行字的你我拥有更多的分析认知。东方人可以比西方人拥有更多的分析认知，反之亦然。
文化差异也并不是绝对静态、非黑即白的二分法。
首先，每个文化内部都会有很多更细微的差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的“自愿移居假说”（voluntarysettlementhypothesis），就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一个文化内部的某些群体会比其他群体表现得更具有“个人主义”或更具有“集体主义”（Kitayama，Ishii，Imada，Takemura，andRamaswamy，2006）。这个假说是指，具有开拓新疆土等集体自发型移居历史的群体，会更容易表现出个人主义的特征。比如，美国人之所以会比欧洲人更看重个人主义，就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开发疆土”的阶段。而在东方文化中，人们也发现像日本北海道的土著，也因为有自愿移居的历史，所以哪怕是身处东方集体主义的大环境中，也会像西方文化一样看重个人主义。
其次，文化本身也会随时代变迁而改变。举个中国的例子。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大江南北。学者们认为，这些社会经济上的变化，会让原本更偏向整体认知的中国人变得更加偏向分析认知，更加重视个人主义。一项2017年的研究发现，在深圳这块发展迅速的经济热土上生活的人，会比生活在别的内陆城市的人更加推崇个人主义（Feng，Ren，andMa，2017）。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深圳人都会在有关独立信念的自我评分中取得更高的分数。但是这种群体层面的差异也确确实实反映了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变化，能对一个群体的心理特征带来改变与影响。
直白地说，现在的文化心理学，离能够在实验室中具体、精确地描述文化特征的水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很多表现出文化差异的实验任务，可能都会让外行皱眉：凭什么说这个圈比那个圈大，或者形容动画片里面有什么，都能被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而所谓的“分析认知”和“整体认知”中的“认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像“认知风格”这样的名词，可能也因为它的模糊，而让很多对文化有兴趣的心理学家望而却步。
心理学中的WEIRD问题，自2010年约瑟夫·亨里奇（JosephHenrich）、史蒂文·J.海涅（StevenJ.Heine）与阿拉·诺伦扎扬（AraNorenzayan）三位科学家撰文指出后，一直促使着心理学家们审视学科的严谨性与适用性。遗憾的是，2017年进行的一项分析发现，在2014年和2017年发表在《心理科学》期刊上的所有研究文章中，有94.15%的实验参与者仍然都来自西方像北美、欧洲这些地区的发达国家（Rad，Martingano，andGinges，2018）。
在今天，心理学对于文化因素的重视，仍然远远不足。一门轻视文化、忽略文化的心理学，必将是不完整的心理学。如果我们想在未来真真正正、彻彻底底地了解人类心理活动的规律，忽略文化的影响就如同忽略了房间里的大象。未来所有心理学的分支都会变成跨文化心理学吗？这很难说。当下，仍然有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心理一定存在某些“本质”或者“精华”，无法因文化环境而改变。不过，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未来的发展道路如何，文化的影响，注定会进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思考之中，敦促着他们，目光不是只投向“WEIRD”人口，而是投向全体人类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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