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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7军81师241团高射机枪连指挥班服役时,我的班长叫郑来福,保定市安国县北娄村人,1960年出生,1980年11月入伍,1984年11月退出现役,2009年5月因病去世,终年48岁。
1983刚过春节不久,我接到命令,把我从团通信连话务班调往高机连。当时,连首长并没有向我传达调出高机连的任务,我只是把这次调动视为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毕竟,刚当新兵到部队,人员调整频繁,作为新兵蛋子,自己也不敢多问。
等到高机连报到后,才知道是81师要组建航模集训队。每一个师辖团,包括地炮团、坦克团都要遴选三个应届高中毕业生,由本连队指挥班的班长带队,参加航模集训。
我是1982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得以入选航模集训队吧。
航模机就是一架机头前装有一台2.5马力的混油发动机,机体全部是木制结构,蒙皮是刷了桐油的厚纸的小飞机;机身、翼展都不长;发动机是用拉绳起动的,因为没有安装消音设备,噪音巨大,有点像现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使用的自杀式“摩托车”无人机。
我们制作、操控的航模机不是做为战场上的自杀机或侦查机使用的,它是为高射炮、高射机枪打靶量身定做的靶机。
这个型号的航模机没有机轮子,机头下只有几个金属支架,机尾有一个细铁丝似的支架。所以,在发动机点火后,在遥控仪器的指挥下,它自己不能在地面起飞,需要由人把发动机油门调到最大值后,用人力把飞机双手举起,逆风用力助跑放飞。
我们三个参加集训的新兵既分工又合作,我主要负责发动机的维护保养和放飞;另外两个兵,一个主要负责机体的制作、刷油,一个负责飞机的遥控。班长则负责全面指挥。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放出去的飞机咋回来?总不能一次性使用吧?
对,不是一次性的,机舱内带有降落伞,每次训练结束,遥控器会打开降落伞,航模机能在我们头顶飘落下来。要是遇上高空风大,降落伞打开后,有时飞机就飘得很远,我们得步行,按照大概方位去寻找飞机,然后把飞机完整地搬回去,降落伞折叠好,下次备用。
到高机连报到后没几天工夫,我们四人按照上级指示,打好背包,携带上其他个人物品,连同伙食关系、团组织关系便被一起转送到武安县的师属高炮团,正式转隶刚刚组建的陆军27军81师“航模集训队”这个临时单位。
郑来福班长在指挥高射机枪训练。
我们三个新兵在班长的带领下,系统地接受了教员的授课,完成了从理论学习到实际操作的全面学习培训。考试合格后,大约是在1984年的中秋节前,航模集训队的培训任务圆满结束,宣布解散,我们满载而归地回到了邯郸的老连队。
在我的记忆中,班长就是一个老大哥,对我们三个新兵蛋子生活上很关心,我们谁要是哪里不舒服了,他会及时询问,并联系寄宿连队的卫生员拿药,有时甚至直接报告集训队的首长,让炊事班安排病号饭。说实在的,那个时候的病号饭也就是一碗挂面汤加一个荷包蛋。但对于长期肚子里油水少的战士们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了!不可谓印象不深!
郑来福班长和我们三个新兵的合影
至于工作、训练,班长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标准极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1960年出生的,比我和天津宝坻县的唐学录大四岁,比河南南阳淅川县的刘建荣大三岁。新兵嘛,胆子小,从不敢问班长多大岁数,服从命令听指挥,就是一个好兵!
班长来自距离安国县城东十余里大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生性笃厚,不善言谈,平时话不多,说话的声音也不高,给我们这几个新兵的感受是不怒自威。
在部队,很多班长、老兵爱骂人,有点像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做派。可我们的班长一次也没有骂过我们,无论是在武安集训队,还是回到邯郸的老连队参加日常训练、政治学习、出公差、打扫卫生、种菜……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甚至带一个脏字的话都没有说过,他干啥都是率先垂范,从不在旁边指手画脚。
我们班还有一个1981入伍的副班长姜伯全(唐山滦南人),他是我们指挥班负责电台的。还有一个1981入伍的李东灵(廊坊人),他是负责操作高射机枪指挥仪的。
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在班长的团结下,没有谁跟谁发生口角、争执,甚至冲突的事件。每个周末的晚饭后召开例行的班务会,由班长主持,逐一讲评每个同志本周内生活、工作、纪律、学习等方面的表现,指出不足,发扬成绩。然后,每一个同志再发言表态,畅所欲言,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那氛围比现在的民主生活会开得要大胆通透。
当时,部队的住宿条件(没有暖气,一个房间就有一座砖垒的火炉)、伙食标准(早晚都是咸菜、玉米面粥加馒头,午饭也就炒两个菜,大家还得互相谦让,根本就不敢敞开吃)与现在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了连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也逐步感受到自己在各方面的进步、提高。
有很多文学作品把部队描绘成一个大“熔炉”,我是部队生活的亲历者,有切身体会。
一个人在部队的生活、学习、训练……能够逐渐塑造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荣誉观、吃苦观……在这个大家庭里,也能逐渐培养起一个人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彼此深厚的战友情谊!
1984年春季,我调离高机连,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班长从营房中送我出来,并帮我拿着一部分个人生活物品。他送我上公交车,陪我一起到火车站。在站台上,我背着背包给班长敬礼。他还礼后,目送我上火车。在车厢找到座位后,透过车窗,发现班长还站在原地。我俩隔着厚厚的车窗不停地挥手告别。火车启动后,班长的身影才慢慢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站台上的敬礼竟然成为最后一个军礼!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班长。离开邯郸后,偶尔也有书信来往,1984底他退伍后,联系就彻底断了!
那个年代,电话很少,也没有手机、互联网,找一个人是很难的。但我一直通过各种关系在努力找他,结果很让我失望!
一直到2009年十一假期,我新兵连的班长陈光俊来石家庄,通过他才知道郑来福班长已经于当年的5月因病去世了!
这个消息让我心酸难过又大失所望——人是找到了,但没了!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班长虽然不在了,但近些年寻找他家人的愿望却越发强烈起来!春节前,还是通过陈光俊班长,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郑来福班长的儿子,正式与班长的家人建立了联系。
感情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怕较真!爱、憎、喜、怒、哀、乐等都属于感情的范畴。寻找班长和家人的过程极其漫长耗时。说这叫重情或长情都对。实际上,重情与长情是一样东西。只是长情比重情更悠久,更心兹念念,更让人放不下,地老天荒那种吧!没有长情,何谈重情?没有重情,又何谈长情?
我在寻找班长和他家人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锲而不舍要找到他和家人的信念。正是这个信念的支撑,我坚持不懈地找下去,最终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昨天上午,我和高机连另外两个灵寿籍同年入伍的老兵驱车110公里赶赴班长的老家安国,去看望那位未曾谋面的班长嫂子和他的一双儿女。临行前,我给班长准备了一捧鲜花、贡品水果、两瓶酒、三个高射机枪铜弹壳做的酒杯、烧纸冥币,准备上坟用。
在班长家里,66岁的班长嫂子和他的儿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她取出了两本老影集,真没想到,老嫂子还保存着当年班长退伍时带回家的那么多黑白老照片,估计不下大几十张!
另我惊讶的是,在那一大堆老照片中,竟然翻出了一张班长与我们三个新兵的合影!
那个年代,照相机是高档的稀罕物品,穷当兵的没有几个人买得起相机玩。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具体时间?又是在哪里?都已经成为迷了!
这张照片是目前仅存的唯一一张跟班长的合影!
我手里没有这张照片,其他两位战友也没有。这一点也不难理解,那时相机奇缺,胶卷、相纸又贵,能请人给拍一张合影已经很不容易了。拍了照,拍摄者还得自己冲洗胶卷、显影、定影,非常麻烦,能送班长一张留念就很不错了!
在班长家翻看翻拍了不少老照片,略事休息后,在老嫂子和班长儿子和儿子的舅舅带领下,我们一行去他家宅子西南不远处的小树林中给班长上坟。
首先给班长敬献我从灵寿带去的一捧鲜花,鲜花的黑色丝带上印有“深切思念”四个白字。在给班长烧纸时,我还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给他斟酒、敬酒时,就再也无法控制感情的闸门了,眼泪不由自主地喷射出来,几近失声痛哭!我在他坟前洒下三杯酒,又给自己倒满一杯,一口干了敬班长!其他两个战友也是照此法行礼。敬完酒,我们三个战友在班长的坟前列队给班长敬礼,并在他的坟侧合影留念!
想不到,邯郸火车站的最后一个军礼,时隔39年后,班长的兵竟然是站在他的坟前,又一次举起右臂向他的坟茔,给他天堂的灵魂敬礼了!
跟班长嫂子、儿子儿媳、女儿在宅院中合影
令人欣慰的是,班长的爱人今年66岁,但身体硬朗,她家的院子很大,她也闲不住,每年都要在院子里种不少各类蔬菜。一双儿女也事业有成,过得都不错,对他们的母亲很照顾、体贴。
我想,班长如是地下有知,应该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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