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一 躺着拍的 大吗(我的高中生活)

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我高一 躺着拍的 大吗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我高一 躺着拍的 大吗以及我的高中生活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我是通过推荐加考试选拔上的高中，那是1977年，毕业于洪山区元山小学校，初中毕业证上的大红印章有“革命委员会”，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国家已经着力恢复高考制度，十年浩劫，国家人才断代，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年龄差异很大，不限婚否，含有高六六级、高六七级老三届的学生，也有当年毕业的学生，其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我们进入高中还没有完全通过考试进行选拔，推荐和考试相结合。考试不是正规的统一考试，仅是临近毕业时学校进行一场自主考试，成绩不公布，一切都在老师的掌握之中。那时首先得看家庭成分，贫农、雇农等所谓红色家庭子女多占优势，地主、富农等有社会污点家庭子女会遭遇不公平待遇。其次要看个人品德修养，平常表现，是否遵纪守法，是否有偷盗行为。团员也是加分点，可惜我在初中写了几次入团申请都没通过。再次是同学们互评，我还是有想继续上学的欲望，记得曾经说过不利于其他同学继续读书的话。推荐的重大权力掌握在学校领导和老师那里，既然是推荐，少不了人情世故，听说我初选榜上无名，最后确定有我的名字，据说得益于我的恩师董有泽老师，他教过姐姐和我的数学，他在推荐会上曾说：“我们这次推荐要着重考虑学生的学习成绩，毕竟国家恢复高考，重视人才，我们不能老让金垭中学的老师说元山小学推荐的学生学习成绩太差。”可能是“着重”二字让我幸运，当时许多人并不看重读书，种田比读书更有利。我家能送我去读书，得益父亲是工人，我又是老幺，个儿也小，什么也干不了，成绩还算说得过去，林林总总的原因促使我能继续读书。

初中两个毕业班，部分新生分到洪山区所辖的洪山中学，我们分在水观区所辖的金垭中学。已不记得当年有没有高中录取通知书，通知统一送到学校，再由老师挨个通知，每个大队有三个名额，我们大队分别是二队的我和李祥淑（女）、六队的陈建润。得知我要读高中，生产队社员反响不是很大，有夸奖赞美的，有不以为然的。有个不好听的声音至今让我记得：“龙娃这么小，学校瓮子锅那么大，去蒸饭，怕是栽到锅里都不知道。”这话听起来很不好受，他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家里孩子学习成绩是一个比一个差，考试选拔是上不了高中的。

临近上学，马上做好入学前的准备，请人编一个背篮子，用来盛装衣物、粮食等用品，我的背篮子相对较小，能装的东西有限。再准备一个平常往返背粮带衣的?背，?背量身打造，只能装二十多斤东西，比现在玩具?背大不了多少。被盖、床单、篾席，新衣、新鞋，饭盅、水杯一一置办。牙刷、牙膏、保温瓶没有印象，应该是没有的，毕竟那些离我们太遥远，真正每天坚持刷牙漱口是两年后的事了。

8月31日，入学报到。家与学校有二十多里地远，母亲送我过去，我第一次到这么远去上学，一人去有些怕，母亲背着背篮子，内装粮食、洗漱用具、饭盅，背篮子上面还有被子、篾席、铺床的一捆谷草、床笆栅，我象征性地背着装着书和衣服的?背，约上李祥淑和陈建润，他们也都由自己父母陪伴。办理入学非常简单，到总务处缴费，学费、书本费、生活费总计不到十元。母亲给我铺好床铺，已近中午，午饭未吃就结伴而返，毕竟还有二十多里路要赶。

我分在四班，班主任是教物理的代文老师，记得当时高一正式招生四个班，每班约四十六七人不等，还有一个民中五班。一班和二班，三班和四班老师配备基本一样。教我们数学是李仕林，语文张伯羽，英语权国章，化学黎盛发，物理代文，生物杨尊瑞，政治杨发驹，体育杨升宛。高二文、理分科时我选择理科，五个班中一班是文科班，其余为理科，我仍留在四班，调座位时我玩了一次小动作，在屁股下垫上厚厚的一摞书，坐在上面看起来很高，从小到大都坐一排，这让我厌倦一排，希望能坐到二三排。那次真的如愿以偿，坐到了第三排，还与成绩很好的陈炯同座，他学习很努力，听讲认真，时而做做笔记，他总有个习惯，记完笔记把笔帽拧紧放在桌面，继续笔记时再次打开，我很不解这样繁琐的操作，问其故，说是防止墨水蒸发，节约墨水，细致如此，让我佩服。后来又分快慢班，四班是快班，我分进三班。还有许多老师教过我，忘记名字的老师也是不少，记得语文老师王文林，高且清瘦，概似一米七，脸上颧骨高耸，看起来有六十多；侯兴国老师教过语文，侯老师有四十多岁，是教过我的老师中相对年轻的；罗元林老师教过化学，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一进教室，注视着他心仪的学生，微微点头，站在讲台的黄金分割点，开始滔滔不绝的背书，很少在黑板上板书；郭尚仪老师几何教得特别棒，所有的图不需要圆规直尺便可搞定；陈经平老师教过政治，脾气暴烈，同学们都非常怕他；罗兴发老师很时尚，教过体育。从七六届师兄们传下来的顺口溜，倒是让我记住一些老师的名字，包括一些从未谋面的老师。

起了一道李祥云（语文老师李祥云），吹了一阵刘大风（数学老师刘大丰），打了一个雷泽生（司号雷泽生同志），下了一场张白雨（语文老师张伯羽），进了一场李柿林（数学老师李仕林），滚了一身郭上泥（数学老师郭尚仪），拣了一个杨生碗（体育老师杨升宛），进屋就像牛下儿（校医刘下文同志）。

金垭中学藏龙卧虎，受文革右派冲击，养猪的罗希彦是西南师范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北方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英语、历史都教得一流；总务处的吴科老师不知什么学校毕业，后面去教历史了。

教学楼为苏式砖混结构的两层洋房，二楼有抬空木质楼板，中间设过道，教室两边分布，只能一边采光，教室内白灰涂抹，明窗净几，非常敞亮，电灯四盏吊在屋顶。苏式课桌椅，两人同坐，桌椅的腿脚相连，打扫卫生很费力，踩脚的横木光滑溜圆，课桌有小书柜，可以放不少的书籍文具，虽不密闭，但也相对私密。桌面由平面和斜面组成，平面仅二十公分宽，最前靠边的有沟槽，设计人性化，沟槽可防止钢笔滑落。斜面约四十公分宽，能契合写字时身体特征。教学楼每层有八间教室，南北走向，北与男生宿舍正对，五步阶梯连着小桥直接到教学楼的第二层，南面有双向阶梯，再南就是印合山和厕所。教学楼西面是操场，四个篮球场在中心，周围是跑道。教学楼东面为老师办公房，房屋低矮，一字排开十几间。教学楼外墙青砖裸露，基础有两层毛石抬高，显得格外大气恢宏。

学生宿舍为两栋平房，走向与教学楼一致，中间有过道，两边设寝室，大小与教室差不多大，内放十二架上下木床，一间能住二十多位学生。背篮子放在过道，走路都显得拥挤。睡在上铺要干净一些，但有一定的危险，床铺没有围栏，翻身可能掉落地下，这种现象时有发生。一个班的男生大致有这样的寝室两间，女生寝室只占半栋，女生相对较少，几个班的女生可能混住在一间。

一周上六天课，大致六点半起床，早操、洗漱、早自习、早餐，中午四节，下午两节，每节45分钟，课间操多是做第六套少年儿童广播操。晚上两节晚自习，学校发电，二十马力发电机供应全校，有时也点煤汽灯。有时也自备煤油灯，蜡烛倒是很少用，九点半就该灭灯就寝了。

司号员叫雷泽生，体形微胖，身高在一米六五左右，头发蓬松，很乱很脏，卡基布衣服，纽扣不全，衣不遮体，已经有了不合时宜的啤酒肚，热天肚脐眼都能看到，穿一双解放鞋，鞋跟已踩平，人未至声先到，脸上常有煤灰。据说他读过双料子大学，后来神志不清了，粉笔字写得不错，用粉笔将一首首打油诗写在水泥路上，石头上。记得清楚的是他把自己名字嵌入诗句的：“雷声隆隆大雨下，春水满四泽，禾苗生长快，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每天早晨，在宿舍过道里先叫一声“伙儿蛋，起床了。”马上就是铛、铛、铛、长时间的起床声，两栋宿舍开始沸腾起来。钟安放在教学楼正对的男生宿舍房梁上，利用杠杆原理拉动绳子，钟锤敲在钟上，能敲出洪亮的钟声。钟是将日本轰炸阆中时未爆炸弹壳截成了三段，两头分别在阆中中学、东风中学，中间一段在金垭中学。当年有识之士把钟分发到几个学校，意为警钟长鸣，勿忘国耻。

金垭中学位于水观区金垭公社琳琅山下，琳琅山的山泉水能满足学校生活用水，到我们读书的时候已是山竭水涸，只能四处找水，到过官家湾水库端水，刘家湾水库早已干涸，羊还山下的各个溪沟都没有水。工具五花八门，最多的是脸盆，端回来的水溅出后所剩无几，用竹子做的水桶，简单实惠，扛在肩上，水不外溢。当地农民挑来井水到学校卖，两分钱一脸盆水，一担水可以卖两角钱左右。在老林湾，学校有一个大水井，当时也干涸殆尽，先是可以用竹竿拴着水捅打水，后来需要将人放到井中舀水，我经常站在桶里放下井去舀水。最初学生蒸饭用水由学校提供，再后来连蒸饭用水也得自己掺好水带进食堂。

我们当年蒸饭用的是搪瓷盅，饭盅自己买，大小高低不一。米、红薯、碎玉米粒等杂粮，放入盅子里，再集中到指定的簸箕，工人用板车将簸箕拉入伙房。厨房的瓮子锅高出地面一米多，蒸锅直径近两米，锅中盛好蒸踋水，搭上木架，再放竹栅子，饭盅放在竹栅子上，每个饭盅加好水，再放一层竹栅子，层层码齐，一口瓮子锅能放十余层，一次性可以将全校学生饭蒸好。

吃饭在食堂里，端着盅子十余人站立围一桌，没有下饭的菜，有的带上自备咸菜，咸菜的质量可以反映一个家庭的情况，用腊油将咸菜炒好盛在瓶中，那种香气让人回味无穷。有的同学将食盐直接放在盅子里蒸，上面的饭平淡无味，下面奇咸无比。午饭学校会准备一黄桶葱花醋汤算是下饭菜。学校一周犒劳一次，时间为星期五，炒肉或炖肉，每席一脸盆，再由班长分发，有的学生舍不得吃，带回家中让家人尝点鲜。学校发现这一情况后，就将犒劳时间改在星期三，规定必须吃完肉菜，这样有利于学生身体健康。有时犒劳也吃烩面，把白面压成面皮，切成梭子花，下入锅中，放上香料，那种好吃的无法形容，一个班一黄捅，由班长挨个分发，一群人端着盅子围在黄桶周围。先分早已吃完，有人还没分上。记得有个班长很厉害，自己分发能占不少欺头，一次竟然吃了三大盅，胀得肚皮滚圆，晚自习不能坐，只有站着舒服些，晚上不能躺下睡觉，在寝室里走来走去，问他为啥不睡，他说吃多了撑得肚子痛。

国家当时非常穷困，却为我们学生配给供应粮，真是难能可贵。每人每月十二斤半大米，大米一角三分八一斤，学校统一购买，让学生到金垭粮站去背，再分发到个人。第一年全是大米，第二年国家供应困难，改成一半大米一半杂粮。

学校的学农基地叫圆包山，后取名叫五七山，我们读书时此山早已开垦成层层梯田，种的多是玉米、小麦、红苕之类，一定程度可以缓解学校粮食紧张。每班划分一定地段，每周用一天下午学农，每天有两个班参加劳动，多是施肥，除草，收割、播种之类，都是农民的孩子，不教就会。农具是学校准备好的，个子大的能挑能背，个小的抬粪，很多同学没有粪桶高，跌跌撞撞抬到山上，所剩无几，老师也担粪，老师的模范作用会激发学生的劳动热情。我多是浇灌、锄草、翻笤藤之类的活。人多力量大，虽然有点乱，但很快就会干完。

高一时，每周六下午3点放学回家带粮，把脏衣服带回家清洗。来回几个同学同行，我到学校得先走陈家沟、庙子嘴、金鼎山到五郎坪，进入金垭界，过小柏垭、广柑窖、金垭一小就到学校。我体质单，个儿小，背的粮都多是大米，少许红苕，很少背杂粮，即使这样，同学们还会帮我背一些。高二下期，学业紧张，两周放一次，中间时有家人送粮，母亲和姐姐都曾为我送过粮，二十多里地即使不负重前行，也得三个小时，往返五十多里，不吃不喝真的难为他们了。有一次姐姐给我送粮，交给我已近十二点，又渴又饿，我又不能提供午餐，我告诉姐姐说：“金垭场中间，有家小人书店，两分钱一杯甜开水，还可以翻看小人书，既可解乏又能止渴。”姐姐还是忍饿返回家，现在还笑话我，说这是最书呆子气的话。

七九年高考时间是7月7、8、9日三天，当年高考在各自学校进行，高考报名与往年不一样，就是中专、大专分别报考，不得兼报，报名一旦确定，只能在各自线上划线录取，考卷却是同一试卷，容易出现自我估算失误的情况。理科考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六科，文科考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五科。7日考政治和语文，两科都是我的弱项，考得一塌糊涂。第二天考数学、物理，数学我很有信心，一共十四个大题，第一题分式化简，有6个小题，每小题5分，化简让我晕头转向，时间基本浪费在这个上面了，最后告知还有三十分钟时，余下大题基本未做，第十二题是等差数列题，几乎是送分，慌乱之中也不知道做的是否正确，最后也只有满眼凄楚。物理、化学、生物都是浑浑噩噩地考下来，总分考了198分，中专上线分是203分，录取分数线是205分，与中专无缘。八月学校送来复读通知，还是母亲送我去，我又走上艰难的复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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