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的那个特别大特别疼春雨医生？一对贫穷老夫妇的

很多朋友对于对象的那个特别大特别疼春雨医生和一对贫穷老夫妇的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我是在一个下雨天“空降”到浙江台州的。

我要找一对老夫妇。丈夫戴汉顺两年前在山下骑电动三轮车撞了人，清贫的夫妻俩靠卖粽叶坚持偿还4万元赔偿款。

戴汉顺的妻子朱冬娟每攒够一笔钱就下山一次，送到浙江台州黄岩区人民法院宁溪法庭。每张纸币都被压得平整。听说去之前，她会数很多遍，那些5元、10元、20元的零钱每加到100元，朱冬娟便横折着一张钞票裹一下。

在他们偿还1.4万元后，对方主动免除了他们剩余的债务。

去之前，我联系黄岩区人民法院的同志，询问采访对象地址。得知那里不通公交车，便打算自己租辆车，按导航开上山。

“你找不到的！”法院同志非常肯定地说，他们坚持带我过去。

老两口家在黄岩区屿头乡白石村下辖的自然村。村里“空了”，只有11位留守老人。当地人讲，“村里的狗比人多”。

这是一个卫星地图没有定位的地方。天下着雨，山里的雾越来越重，能见度不足5米。越野车在竹林和悬崖间的盘山路上，小心地爬着。

山里的人进出一趟不容易。我想象着，每次去镇上法庭还债的朱冬娟，掖着攒了许久的钱，沿着这条山路走下去。运气好的话，能在路边挥手搭上车。否则，她要走3个多小时山路。

我们在屿头乡接上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付伟军。他去过老戴家几次，却仍会在大雾里迷失方向。“上来一次不代表能上来第二次，昨天我们就迷路了！”坐在副驾驶位，付伟军反复强调着，“他们家特别穷。”

“有多穷？”我在脑子里画了个问号。

车在路的尽头停下来，我们撑着伞，在泥路上步行了10分钟。

66岁的朱冬娟短发、中等身材，穿着粗布蓝大褂，在家门口迎接我们。这件在家干活的“工装”，腋下裂开了寸许长的口子，里面枣红底的花袄露出来，是我之前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件。

我站到朱冬娟面前的时候，她已经不再欠谁钱。

她在家门口将4把椅子摆成半圆，中间放着山里家家都有的简易取暖器——一个铁盆，里面烧着炭火。伴着渐升的温度，烟熏火燎的味道粘到周围人的发肤和衣裳上。

山上清冷，站几分钟便能冻透。屋外比屋里更暖和。

朱冬娟带我参观她的家。石头砌墙，木板搭顶。支撑房子的木头柱子发霉了，朱冬娟挥着镰刀剜下去，里面已经腐掉，像黄色的海绵。

踩着没有扶手的木台阶上楼，屋顶上的缝隙成了进光又漏雨的地方。楼上的一扇窗没有玻璃，窗外树枝蔓进来，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唯一的亮色。

3盏6瓦的灯泡，一台旧冰箱，是全部“家用电器”。灯打开不一会儿朱冬娟会随手关上，只剩下我们手机打出来的光束。

朱冬娟走路很慢。左脚因为痛风有点跛，山上湿冷的环境让她在阴天时关节疼。12年前，她患上了心脏病，现在每天吃六七种药，劳累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胸闷头晕。她捂住胸口，缓缓坐下来，吃片药“顶一下”。

68岁的丈夫戴汉顺一年都在外打零工，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回家，都要“看天，看运气”。下雨的时候，回村的路不好走，他就在山下住；运气不好时，找不到工可以打，就回家来了。

“挣的钱都买药了，一年剩不下钱。”朱冬娟说。夫妻俩都是一身病，即便有农村医保报销，自己每年花在吃药上的钱也要1万多元，丈夫的高血压和痛风也要吃药。

他们抠缩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笋是山上挖的，菜是自家地里种的，番薯一蒸一大锅。农历二五八日是乡里的集市，偶尔下山，去采购些米醋油盐。朱冬娟精打细算到每碗米，如果两个人都在家吃饭，50斤的大米可以吃23天。

屋里的每一寸空间似乎都能放东西。墙上挂着篮子、蒸屉，梁上挂着筐，桌面上放着锅碗瓢盆和长了毛的芋头、一笸箩小手指般大的胡萝卜头，空了的油桶、酒瓶整齐地立在墙角边。

陪她在家的是两条土黄狗和十几只鸡。房子外面的平地上堆着一小摊萝卜，那是两条狗的“狗粮”。朱冬娟把鸡散到山间地头，随它们去觅食。然后煮些萝卜，撒把盐巴，喂狗。

2017年3月，戴汉顺在山下骑电动三轮车撞了人。经法院判决，要赔偿对方近4万元。这个家里从来没有过存款。诉讼进入执行阶段，法院对戴汉顺家进行网上财产查控，一无所获。

女儿嫁进了更穷的一个村子，紧巴巴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儿子在山下盖了房，靠跑出租车偿还落下的饥荒，养活4口人。

这家太穷了。付伟军觉得为难，他作过最坏的打算，这笔赔偿款可能要“烂”下了。

在这黢黑露着风的屋子前，朱冬娟向法官讲着山里的土话，家里是穷，但是不会赖账。欠人家的钱会分期还给人家。

来的人问她，“怎么看待诚信”。她听不懂问题。一旁的人把问题掰开了、讲得更通俗，她答道：“不能不还啊，人家是要在背后说我们的。欠钱可以，但一定要还。”

年近七旬的夫妻俩开始了还债之路，戴汉顺跟着村里的人出去打工。

“最近应该在工地上背石头，有活干的时候一天能挣六七十块钱。”朱冬娟不知道他哪天回来。夫妻俩有功能最简单的老年手机，但“没事儿也不联系”，因为“打电话花钱”。

戴汉顺话很少。除了“嗯”“好”，几乎没说过什么话。在付伟军印象里，老汉“闷头出去打工，能扛很多东西”。他上次见戴汉顺还是去年夏天，赶上老汉在家，头戴着草帽，的确良半袖衬衫敞开着，裤子的膝盖处已经破了洞。看着付伟军手机摄像头时，表情严肃。

朱冬娟在家不停歇地做着活。她穿梭在山上成片的竹林里，挥着镰刀收割箬竹竿和箬叶。那是山上随处可见的植物，茂盛地长着，也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

“咯噔、咯噔”，箬竹的竿一段一段地从小铡刀口出来，成为手工艺品的原料。一斤有四五百段，可以卖1.3元钱。

身体好时，朱冬娟干活利落，拿着镰刀上山，“刷刷”砍七八十斤箬竹竿，捆到一起，一口气扛下山。然后坐在家门口，一天能铡二三十斤。自从患上心脏病后，右手的两根手指经常不听使唤，痛风也加剧了，能做的活比不上之前的一半。

这场诉讼判定的赔偿款让朱冬娟“心里很急”。“哪怕脚再痛，每天也要出去找活挣钱。”别人去山里砍更粗壮的竹子，她就在家里附近找。

后来，她又买了十几只鸡，把产下来的土鸡蛋卖到城里。

到了5月，满山的箬竹叶吸饱了水，枝叶宽厚舒展。她的第二套营生又开始了。拿着镰刀，冲竹子用力杵几下，惊走可能趴在上面的野蛇“竹叶青”，然后挥着镰刀收割竹叶。村里人习惯将这些叶子称为“野粽叶”，成捆地背下山后，洗净晒干，有隔壁县的人上来收购，用于包粽子，一斤能卖十几元。

竹叶在屋外的平地上晒着，她忙着弄绿豆面。过一阵子托人带下山，卖了换钱。

“前9000元分了3次还。最后一次还了5000元，里面有跟亲戚借的一些。”朱冬娟反复向来往的人说着，对方人很好，看她家困难，最后只要他们赔偿1.4万元医药费，其他营养费、误工费等都不要了。

“我和她（朱冬娟）联系了很多次。”债权人徐桂花说，“她家里也这么困难，钞票要少一点，我自己也是苦出身。”

有人听了戴家的故事来登门拜访，还有人想捐点钱给他们。

一辈子没怎么和外人打过交道的朱冬娟有点害怕。她向之前办案的法官求助，如果有人要来，拜托法官一定要在场。

老两口和儿子都拒绝了以个人名义的捐助。“人家的钱不能收，都是他们辛苦钱，不能拿，辛苦钱不能拿，比我穷的还有。”朱冬娟语速极快，摆摆手，“辛苦钱，不能拿”。

和朱家并排的两户邻居是戴汉顺的堂兄弟。三家40年前一块儿起了房子，一起生活至今。三户人家的房子没有完全隔断，站在这家堂屋里斜着向上看，能望到隔壁家的屋顶。另一家电视里“咿咿呀呀”的戏文几乎没遇到什么障碍物，就飘进了这家，响了一下午。

看着堂哥家最近总有城里人来，他们没弄明白原因。他们偶尔互相借钱应急用，一两百、三四百都有过，从不打欠条，也从不会忘了还。“都是辛苦钱，不能不还啊。”堂弟媳说。

有摄像机对着朱冬娟，让她“还原一下怎么铡箬竹竿”。她戴上手套，坐在那，一段段铡起来，没什么表情，还没有围观的邻居兴奋和健谈。

朱冬娟不觉得日子苦，也没觉得自己可怜。这不过是一辈辈人都一样的、扎扎实实的日子。

朱冬娟唯一主动和我搭话的时候，是让旁边的法官帮忙翻译：“要不要给你煮碗绿豆面吃？你们那边没有。”我婉谢，她又热情地说了好几遍，坚持要用绿豆面款待我。

这个21岁就从大山更深处嫁来的女人没读过书，一辈子在竹林里转。她不会讲也听不懂我的普通话，我也听不懂她的山里土话。

浙江“七山一水两分田”，一座山有一座山的语言，行走北方那些连蒙带猜的套路在这里根本不好使。想要跨过山河大海、穿越高山密林交流，太难了。随行的法官来自城里，有时也翻译得费劲。

不过，如果不提别的事，光坐那儿吃绿豆面的话，我们互相看着似乎是可以交流的。然而一张嘴说话，双方就全懵了。

不得不承认，开头的采访，我像一个被夺去工具的小哑巴，心里“凉凉”：想交流，互相听不懂；想观察，屋里一片漆黑，数不清的零零碎碎；想采访外围，这个“空心村”里只有11位老人，交通和交流还是问题。

坐在屋里的灶台旁，朱冬娟点燃干树枝引火，又添进去几块劈开的梅花竹。灶台的火噼里啪啦烧起来，她从屋里端出一大碗咸猪肉，那是过年时女儿带来的。她闷头切了三分之一，又倒进去一整盆切好的春笋片，炝锅翻炒，这是绿豆面的“配菜”，也是屋里唯一带有油水和肉的菜。

掀开桌子上的罩子，她的午饭是白粥、昨天蒸的番薯、腌的白萝卜和一碗雪里蕻，没有一点荤腥儿。

我不忍，拦住她切肉的手。告诉她，我不怎么爱吃肉。她不理，说这是大山里的特产。

我蹲在灶台旁，听她絮叨：36年前盖了现在的房子，花工钱98元，石头是丈夫拉来的；她生过3个孩子，十几年前，大女儿在一次山体滑坡中去世，她伤心过度，身体一下子垮了；她这辈子去过的最远地方是黄岩县城，在人家的电视里看过北京。

豆大的灯光从房顶上洒下来。冒着热气的咸猪肉炒春笋，云雾缭绕里节节生长的梅花竹，一场春雨后窜到小腿高的春笋，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就这样踏实又“硬核”。

朱冬娟抱来一小箱土鸡蛋，不由分说地要捡一些让我带回北京。那些粉嫩的鸡蛋被擦拭得很干净，可以卖2元一个。但根本不会出现在她家的厨房和餐桌。我拼命摇头，却拦不住她。无奈之下，只能撒了个谎：飞机上不允许带鸡蛋。她这才作罢。

放下盛绿豆面的碗，大家还没抹净嘴角的油花儿，朱冬娟便开始“撵人”，她担心下山的路不好走。

隔壁邻居的堂屋堆着几百斤的箬竹竿，“咯噔、咯噔”的声音持续传来。而朱冬娟家门口的一小撮还是十多天前从山上砍下来的，她做活计的节奏慢了下来。

“山里的箬竹会不会被砍光啊？”我问。

“怎么可能！”付伟军指着满山的竹林，“看到没，最近处的就是箬竹。这山上到处都是，砍不绝的。”他也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

或许，这山上的人和山上的竹子一样，无论外部的环境怎样，他们都硬气地代代繁衍，生生不息。

快出村口时，我回头拍了一张照片。回家放大看，我才发现，大雾弥漫里，目送我们的朱冬娟正在笑。（记者马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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