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生的小鸡蛋子长啥样？男生的鸡蛋长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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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窑洞/网络图

另外，有几件趣事，到现在还记得。

刚下来时，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生怕站错队，认错人。首先打听村里谁是地主，被告知，村里以前有一户地主，现已进城当了工人。这队该怎么站？地主阶级怎就变成了工人阶级？为此请教老乡，老乡说,“咱受苦人，解(hai)开个球”。

在当代销员时，一次我需要进一桶石油，队里就派一个老汉赶着驴车帮我去拉油。我去的城关供销社要穿过县城，在县城的另一侧。刚到城门口，老汉想逛一下县城，说你先跟着驴走，他随后就来。我说，我不会赶驴，他说没麻搭，驴认识路。我就提心吊胆地跟着驴车进了县城。那驴专走马路中央，它准是在想我是老大我怕谁。后面大卡车一股劲儿地鸣笛，它也不让路。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往边上推它，也推不动，试遍了所有的我电影上看到的，北京街上听到的赶大车的口令，“嘚儿,驾,哦,吁”，全不管用，它听不懂普通话。卡车司机气得破口大骂，“不会干这营生就别出门”。终于走出了县城，快到供销社了，我心想，这牲灵要是不停，一直走下去，那我可惨了，还不走到李家沟去了。不象现在有手机，那时跟着这驴，走丢了，谁知会走到哪个沟沟壑壑里去了。用现在的话讲，那还不人间蒸发了。到了供销社门口，奇迹出现了，好似有神灵指引，驴子停了下来。等我装好石油，老汉也赶了来。从那以后，我知道我低估了驴子的智商，它真是聪明无比。

芽坪产西瓜和小瓜。我被队里抓差卖过几次瓜。第一次，跟着一老汉去县城卖瓜，在城门口卖了一会儿，老汉又去逛去了，把我一人撂下了在那儿卖，忽然周围卖东西的人全跑了，我正纳闷呢，城管的人来敲我的车，“咳,北京知青也来捣乱，你晓不晓得这搭儿不准卖东西”。“我一满不晓得”，我回答说。原来应到指定地点卖东西，还要缴税。城管的人原谅我不知情，说下不为例。下次队里又派我去县城卖，我跟队长说，你得给我点钱交税。他说，“你看，咱队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晓得，哪有钱？钱我没法给你，但瓜还是要卖”。没办法，我又拉着一车瓜去了县城。这回学精了，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拉着车就跑，躲在城墙拐弯处，等城管的人走了，又出来吆喝，再让人逮着，可就没有下不为例了。

队里社员买瓜是不用付钱的，是记账的，到年终扣工分。一次我在村里卖瓜时，一位大妈路过我这儿，好心要给我一个煮熟了的玉米棒子，我正记账，两手腾不开，她就把那玉米塞到我嘴里，这下可好，等我记完账，把玉米拿出口后，嘴就合不上了，下颚脱臼了，又痛，还口水直流，甭提多狼狈了。大人们看着着急,却没办法，娃娃们围着看热闹。后来电话求救于铁厂工人老大哥，用铁厂的卡车把我拉到县城，到了城门口，刚好碰到一位县医院的医生在担水，把他拦下，就地帮我把下颚推了上去。

过年时,子长可红火了。芽坪的文艺队也排练了扭秧歌，走乡串村去表演。凌歌和史敏是秧歌队的，我没有文艺细胞，但也不甘寂寞，跟着秧歌队到处跑。我就是那队尾拎包的。每路过一个村，表演完后，那村的人都备下一条烟，我就是那收烟的。那年代红延安牌是最好的，蓝延安其次，大生产牌最差，我一般都能收到蓝延安。结束回村时，能拿下满满一旅行包烟。

我们大队和子长铁厂的关系比较好，时常与厂里工人赛篮球，联欢。一次芽坪和铁厂举行篮球友谊赛，我们知青也要去助威。我想着带几个土豆当晚饭，我把土豆切开放了些白糖，准备停当放在了桌上。临了抓上就走。等到了铁厂，拿出来想美美地餐一顿，一口咬下去，哇，咋这么咸，白花花的糖全都变成了盐。这时就听得背后有人偷笑，回头一看，原来是知青组里的两个男生，准是他们搞的鬼。

罗平趣事最多，是个既聪明又淘气的主。去县城人家里掏粪，担粪，专挑人家吃饭时间进到人家院子里，挑个粪桶故意晃来晃去，溅出来恶心人家。听和他一起开手扶拖拉机的人说，他还能想象得出在拖拉机的水箱里煮鸡蛋吃。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知青点五人在78，79年全部考上大学。78年，我是全县理科状元，考上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当年十月离开芽坪，离开子长。79年罗平是县理科状元，以优异成绩考上清华大学。1985年我获得了硕士学位，还留校做了大学教师。这以后又去了英国念了博士，现在美国工作。罗平和凌歌后来在美国相继获得博士学位，罗平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高科技创新工作，拥有美国多项专利。史敏听说目前定居于澳大利亚。惠博阳在北京担任国家干部，是我们当中令人羡慕的唯一的“高干”，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

未来将如何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们无法知道，只能把它留给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但那段经历，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是无法磨灭的。三十几年弹指一挥间，忙忙碌碌，不知不觉已到了怀旧的年龄。来子长插队虽只有两年半的时间，却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那山，那沟，那川，那水，那人，那事，那儿已变成我的第二故乡。在我保留的纪念物中有一个旧笔记本，那是在我离别芽坪时，村里的干部们代表全村送给我的，扉页上写着:

离别赠俞捷

三春风雨与共，一朝日月相送，莫忘当年壮志，而今再攀高峰。

1982年我在清华读硕士期间，和红耘一家一起回了趟子长。村里的乡亲们听说我们回来，聚在红耘父母家的窑洞里，问长问短，我把我们知青上大学的情况一一说给大家听，乡亲们听了都说，“这我们就放心了”。

多少年过去了。不管我走到哪里，子长人，子长事，芽坪人，芽坪事，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的情怀越来越重，想念芽坪，想念子长，这种思绪和情怀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几次从美国回北京和惠博阳，还有原子长铁厂的北京知青王达生，范光明聚在一起，聊起在子长的时光，仿佛就是昨天的事。谈起能有一天大家一起回子长该多好。说行动就行动，大家想尽办法把时间凑在一起，经过几番周折，又联系到了李红耘和她妹妹李红艳。终于在2010年8月，我专程从美国回来，和惠博阳，王达生，范光明一起从北京飞往延安，再次来到子长，来到芽坪。红耘夫妇，还有红耘的兄弟姐妹们也都从各地赶回子长与我们团聚。

2010年8月子长之行，在瓦窑堡宾馆前留影/俞捷提供

在子长，呈蒙李红艳和她的夫君杨应东的热情接待，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许多乡亲们。82年回去的时候，县城变化还不太大，还能找到路，米粮山还是原来的米粮山，城关供销社，还在老地方。但2010年8月之行真可谓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没有杨应东李红艳夫妇的陪同，可真就寻不着路了。谁能想象这儿曾经是黄土高原，如今却县城里繁花似锦，山上郁郁葱葱。特别是当夜幕降临时，近看沿着河堤展现着历史的画卷，远望山中星星点点的灯光，点缀着365级天梯，不管说是“天上人间”，还是“人间天堂”，都不为过。

除了李红耘，和我们组的知青外，在子长还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让我无法忘怀。一位是当时公社团委书记李生玉。李生玉和公社副书记老井，是长期在芽坪的驻队干部。他们几乎每天都和我们一起吃苦，共同战斗在第一线。我们知青组里的个个都很强，我那时有些自卑，干活不算最“棒尖”的，又没有什么特长，感觉上没什么作用可以发挥，没有自信心也就不爱言传。是李生玉告诉我，“你有你的长处，你不比别人差”。是他的鼓励让我在后来的人生中，逐步增加了自信心，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另一位是当时城关供销社副主任张正全。我当代销员期间，与张主任打交道比较多。他为人正直，不怕麻烦，凡事他总是尽力帮忙而不图任何回报，他帮助我的点点滴滴，我都记载在另一篇短文里了，他教给了我帮助别人所能得到的快乐。1982年回子长时，没有机会见到这二位。2010年8月之行终于见到了，终于有机会能当面向他们致谢。

这次子长之行也有不少遗憾。当年在一起的好姐妹邓红红，由于车祸已离我们而去。当年的公社副书记，带领我们一起大干特干的住队干部井巨祥，大队副书记秦三顺，赤脚医生李世国（黄儿），还有民兵连长，也已离我们而去。特别是红耘的妈妈，也是我们知青的好妈妈，还有韩秀芳大嫂，曾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也因疾病而逝世了。这次在子长停留的时间也非常短暂，盼望有一天能在子长小住一段，治一治我这思乡之病

（文章选自“50后de的博客”，作者：俞捷，2010年11月于美国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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