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人士有哪些，爱国人士有哪些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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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侨领王源兴

爱国侨领王源兴

王源兴，字潮澜，龙岩大洋村人，1910年出生于一家贫苦农户。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王源兴的父亲与兄弟胼手胝足劳作，王源兴则在幼年时期就被父亲送到小学堂念书。

王源兴天资聪颖，发愤攻读,13岁高小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立龙岩第九中学，但是由于北洋军阀统治，农村经济凋蔽，父亲无力供他续学，只得忍痛送他去漳州的乡亲商店当学徒。在当学徒期间王源兴结识了店员工友曹菊如(《岩声报》的撰稿人)，受到革命救国思想的熏陶。《岩声报》是由邓子恢、章独奇于1923年在龙岩创办的。王源兴协助邓子恢将在厦门印刷的《岩声报》经漳州转运，并由当挑夫的魏金水、邱金声调回龙岩秘密发行。

王源兴从《岩声报》以及在集美的龙岩学生创办的《新龙岩季刊》《到民间去》等刊物中吸收了新文化，燃起了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他也想到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去读书，但因世局动乱，读书无望,1926年春天，未满16岁的王源兴决心只身南渡，搭乘一艘邮轮前往新加坡。

到了新加坡后，王源兴当过码头苦力、三轮车工人，自荐上书华侨领袖陈嘉庚求职，以一手漂亮的颜体字和诚挚之心打动了陈嘉庚先生，很快就被安排到陈嘉庚公司下属的胶厂当工人，不久升为账房“财库”也即会计先生。1928年冬月，王源兴应父母之命，请假回到龙岩大洋村，与邻里陈陂村15岁的农家少女翁雪花完婚。

1931年，王源兴转赴印尼苏门答腊巨港创立恒丰公司，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他在占碑、南榜等地设立分号，二哥锦兴也从北婆罗洲转来巨港，任恒丰公司收帐员及分栈经理。同时，王源兴把妻子翁雪花也接出来协助管理事务。1932年12月，第一个女儿巧英诞生后，翁雪花开始操持家务和看顾孩子。

王源兴以诚信立世，宽厚待人，有儒商之风。他的事业在巨港发展了，他也融入巨港社会，被推选为巨港中华总商会会董。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王源兴当选为巨港筹赈分会副主席，开展筹募活动，支援祖国抗战。王源兴通过南侨总会，还努力使一部分捐赠物资、药品、能够经由香港的廖承志办事处和国母宋庆龄的福利会转到延安和江南新四军去，当他听说龙岩有二千子弟参加新四军而该军政治部副主任为邓子恢时，更是牵动乡情和家国之思。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南进，新加坡、巨港等地相继陷落，王源兴属于日军搜捕之列，他不得不挈妇将雏逃亡到苏岛山芭朱鹿镇，以开荒种地维生。这场空前的民族大苦难和世界人民的大浩劫，使32岁的王源兴的思想和人生境界得到极大的升华。他和黄赐麒、薛两清躲在山芭种地、养鸡，妻子翁雪花做“惹娘糕果”让女儿拿到集市上去卖，藉以度日。

在极端困顿中，王源兴听说从新加坡逃难的人到了苏门答腊的石叻班小岛，他潜去探望，获悉陈嘉庚先生安然逃出，甚为喜慰，并结识了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李铁民等许多文化人，他带头捐出200盾，连同其他华侨的捐赠共有400盾，郁达夫装扮成富商，化名赵廉，到巴雅公务创设“赵豫记酒厂”，掩护一大批文化人生存下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源兴回到巨港，恢复旧业，受到广大华侨的爱戴，当选为巨港华侨总会主席。随后，王源兴的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迅速积攒了几百万元的财富，并倾资支持陈嘉庚先生创办南洋华侨最具影响力的进步报纸《南侨日报》，出任《南侨日报》副董事长。陈嘉庚先生应毛主席之邀回国筹建新政治协商会议时，王源兴被委以代董事长。在陈嘉庚、王源兴主持董事会的领导下，《南侨日报》前后聘任胡愈之、夏衍、洪丝丝为主编，报纸鲜明地站在战后东方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一边，成为南侨的一面旗帜。王源兴被公认为是陈嘉庚先生的左右手，成为站在世界潮流前列的华侨领袖人物。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海外的《南侨日报》第一个发出“谴责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旗号的侵略，要求侵略军从朝鲜的土地上滚出去”的声音。英国殖民当局撕下“新闻自由”的面纱，悍然下令封闭《南侨日报》，王源兴终于完全看清了西方殖民主义的真实面目，他益发怀念取得独立、自由、解放的祖国，于是从新加坡重返巨港，与好友黄赐麒相约回国投资，实现“振兴中华”的夙愿。

回国考察团共5人：王源兴、黄赐麒(改名黄洁)、薛两清、李祝朝、施子卿。领队是王、黄，薛为秘书主任。翁雪花携长子维民(王铭)随行。考察的第一站，受到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的热情接待；到达“九省通衢”的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代理主席邓子恢和夫人陈兰会见他们；抵达北京，被誉为华侨革命祖母的中侨委主任何香凝到中央重工业部招待所看望他们。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对王源兴说：“我在驻香港办事处和担任新华社社长时就熟悉你的名字，今天才得以见面。”

随后，考察团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王源兴万分惊讶的是，初次见面的周总理把他介绍给毛主席时说：“主席，他就是在最后关头代理陈嘉庚先生主持《南侨日报》的王源兴代董事长。”毛主席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拥陈派。陈嘉庚先生是华侨的旗帜，民族的光辉，新中国刚成立你们就回来考察，你们都是拥陈派，也就是爱国派。《南侨日报》的方向是对的，所以西方的帝国主义者不喜欢你们。你们是爱国侨领，在海外做了许多工作，我欢迎你们，新中国欢迎你们。”

回到中侨委，廖承志向他们介绍抗美援朝的春季攻势，当时全国正掀起捐献飞机大炮活动，王源兴向中侨委当场认捐一架战斗机，款项15亿元(折新币15万元)。在北京期间，王源兴还会见了两位龙岩同乡好友，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曹菊如和外贸部办公室主任兼海关总署署长林海云，正好遇到参加中国农民代表团出访苏联的龙岩县县长吴潮芳，听说龙岩县人民认捐一架“龙岩号”战斗机尚缺2亿元，王源兴立即表示由他补上。不久，龙岩县抗美援朝分会就收到了这笔款项。

当时美国第七舰队出没台湾海峡，蒋机常骚扰福建沿海，考察团经上海径直回到广州。王源兴、黄洁决定创立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公司。王源兴将海外的资金全部撤回祖国投资，被誉为新中国“三资”企业的前驱者。王源兴任“华建”副董事长，又是广州市侨务局副局长，初时他全力投入创建麻袋厂、糖厂、造纸厂、水泥厂的工作，后来又受命主持侨务局工作，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建设“华侨大厦”和“华侨新村”及“华侨小学”的任务。

1958年5月，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率领福建省参观团到广东，他同省委统战部部长兼省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修德，约见广东省侨委副主任兼福建省侨委委员的王源兴，然后向陶铸同志提出并向中央要求调王源兴回闽任副省长，但因为陈嘉庚先生的提名和廖承志的意见，最后决定王源兴调任全国侨联驻会副主席，并被北京市政协选为副主席，又兼北京市侨联主席。

王源兴虽然未能回福建，但他本着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向福建华侨投资公司投入几十万元，并在北上之前的返乡之行中，向陈嘉庚倡立的华侨博物院捐献5万元。到北京时，王源兴正当50岁的盛年，他协助陈嘉庚主席处理全国侨联日常工作，并协同中侨委廖承志、方方同志处理印尼排华事件的归侨接待安置工作，因过分劳累，在湛江猝发心脏病，由专机送回北京治疗。“文革”中王源兴受到冲击，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仍独立出来支撑全国侨联的活动，风雨如磐中代表祖国接待李光前、孙炳炎、王宽诚、何贤、马万祺、陈共存、徐四民、陈灼瑞等侨领和港澳商界钜子。中侨委主任廖承志被迫躲在中南海，他曾感慨地对周总理说：“侨务工作不能中断，困难中幸得有王源兴先生出面维系。”但是，由于工作繁忙，王源兴先生终因不堪重荷，心脏病复发，于1972年2月1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4岁

这位当年携几百万元回到新中国投资建设，对社会事业慷慨捐献巨款的华侨巨富，在逝世后没有给子女留下财产，只是留下了世代绵延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他在临终前，留给儿女的遗言中所说：“毛主席、周总理是一代伟人，祖国和家乡是永远的根，你们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没有留下遗产给你们，资金都投入国家建设，捐献社会，你们要独立生活，报效国家。”（游京红整理）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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