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死了？我们都死了韩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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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是对当前事务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凯恩斯

文/吴晓波（吴晓波频道）

但凡被称为“主义”的，都意味着某种先验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对它的信奉者而言，“主义”所代表的主张即为真理，不容置疑。在政治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之后，影响最大的便是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出现于1930-1940年代，那是欧洲没落、美国崛起的转折时刻，而有趣的是，凯恩斯来自没落阵营的“旗舰”——大不列颠。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是美国人把他捧上了神坛。

凯恩斯最著名的著作就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它是现代西方经济崛起的原动力，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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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生于1883年，那一年，卡尔·马克思去世。凯恩斯的父亲是剑桥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母亲也是剑桥毕业生，曾任剑桥市长。在他五岁的时候，曾祖母给他写信说，“你将会非常聪明，因为你一直住在剑桥。”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凯恩斯传》的第一行就如此写道：“凯恩斯的一生中，几乎没有什么时候他不是从一种高高在上的地位俯视着周围的英国以及世界的绝大部分。”

凯恩斯14岁入学伊顿公学，毕业后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师从当世最伟大的两个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26岁入选国王学院院士，还进入政府部门，先后服务于印度部和财政部。

一战结束后，他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凡尔赛和会，不同谈判阵营里，就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马克斯·韦伯。

从1920年代开始，凯恩斯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主编和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无疑是学界的执牛耳者。同时，他还在一家大型人寿保险公司当了17年的董事长，他每年会对股东发布一份年度报告，是欧美金融界人士的必读文本，“股神”沃伦·巴菲特后来学的就是他的做派。

很显然，凯恩斯不同于书斋中的学者，他既有深厚的经济学修养，同时极富一线实操的阅历，更与众不同的是，他乐于撰写大量新闻类的经济时评，而且文笔优雅尖锐，常常引发争论，因此成为深受政商和媒体追捧的明星级经济学家。

无疑，凯恩斯是英伦精英主义下的最精致的一颗蛋，然而，“不幸”的是，他生活的年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的祖国正是在这数十年里饱受摧残，最终沦为美国的“小兄弟”。凯恩斯的学术生涯以及成就，无不与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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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生活的年代，经济学从人文科学和历史学科中独立出来，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的授业老师马歇尔是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创建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经济学系。马歇尔富有创见地提出了供需二元论，他认为，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的两翼，而供需优化的最佳模式，是充分竞争的自由贸易。

在很长时间里，凯恩斯的经济主张传承于马歇尔，是自由贸易论的捍卫者。然而到1936年，他写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

《通论》的诞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当时全球经济状况的一次回应。在经历了十年的和平发展之后，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随即欧洲各国相继陷入萧条陷阱，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超过20%，庞大的失业大军更可能成为点燃火药桶的引线。

在英国，1930年到1934年的平均失业率高达19%。内部经济的萧条和外部共产主义的威胁，让欧美政治家们束手无策，亟待一场理论上的突围。

就在这一时刻，凯恩斯挺身而出。

《通论》一书的理论起点是：现代市场经济可能会陷入一种非充分就业的均衡，即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均衡，但产出水平却远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且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凯恩斯坚定地认为，供给绝对不可能创造对其自身的需求，需求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由于并不存在引导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自我矫正机制或“看不见的手”，因此，一国经济有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停留在低产出、高失业的痛苦状态。

很显然，如果这一状态无法得到改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预言的革命，就可能真的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爆发。

凯恩斯给出的药方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政府能够刺激经济，并有助于保持一个较高的产出和就业水平。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因素以及货币数量。

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下，凯恩斯提出，国家干预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支出，实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有效方法。由此而产生的财政赤字不仅无害，而且有助于把经济运行中的“漏出”或“呆滞”的财富重新用于生产和消费，从而可以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促进经济增长。

在《通论》中，凯恩斯给出了一个简明的公式：

K=1/(1-b）

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b=Δc/ΔY，Δc为消费增量，ΔY为国民收入增量。可见，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支出的乘数效应也越大。也就是说，在乘数原理的作用下，政府每增加一笔支出ΔG，经济就相应增加了K倍于ΔG的国民收入。即K·ΔG。为了达到增加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一定会不断扩大政府支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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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论》的出版，当即掀起轩然大波，凯恩斯被视为亚当·斯密的叛徒。但是，也是这部著作，让他在背叛传统经济理论的同时，开创了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从此诞生。

在现实世界，让凯恩斯的理论走向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于1933年出任美国总统，提出以救济、复兴和改革为主旨的经济复兴运动，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实施了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政策。在新政期间，罗斯福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工程项目，包括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等公共建筑物。

为了解决最棘手的就业问题，罗斯福推出“以工代赈”的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总计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在理论界，到底是凯恩斯启迪了罗斯福，还是罗斯福成就了凯恩斯，一直是一个有趣的争论话题。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在1930年代的中后期，政府干预主义重新归来，所不同的是，它建构在一个全新的理论架构体系之上。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公认为三部最重要的经典。

它们都与“手”有关。

斯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马克思和凯恩斯则各自定义了“看得见的手”，对后两人的认同、追随、修订与反叛，构成了近百年政治经济世界的全部风景。后世的治国者，如果有十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就有100个凯恩斯主义者，而且，前者中的一半可能还是伪装的凯恩斯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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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于1946年4月21日。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致力于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建，并试图在与美国的谈判中为英国争取最多的权益。

在凯恩斯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他还特别鼓吹一国的国际贸易顺差，在他看来，“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这一理论为二战后的全球化贸易繁荣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1944年7月，凯恩斯率英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欧美国家同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战后全球金融秩序的规则制订中，凯恩斯与美国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美国人抱怨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委员会主席”。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回忆说，凯恩斯用一种完全不可接受的方法来催促委员会完任务，“他对银行问题了如指掌，当有人提到某一条款，他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而屋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它为何物，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宣布条款通过，然后人人又开始在文件里乱翻，还没等你找到，那一条又通过了。”

尽管天纵奇才，可是趋势还是比人强。就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不顾凯恩斯的拼死反对，主导通过了一项条款，使得美元成为唯一与黄金自由兑换的货币，从此，英镑失去主导地位。有人唏嘘说，凯恩斯的猝死，与此不无关系，凯恩斯主义救了美国经济，而美国人则逼死了凯恩斯。

凯恩斯的一生非常繁忙劳顿，所以，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是这样的：

不用为我悲哀，朋友，千万不要为我哭泣。因为，往后我将永远不必再辛劳。天堂里将响彻赞美诗与甜美的音乐，而我甚至也不再去歌唱。

他曾对友人开玩笑的说，最幸福的人生是，生于产床，活于机床，死于病床，其间躲过了所有的战乱。这样的看法当然非常的中产阶级。他的一生兵荒马乱，几无宁日，而他以理论为武器，与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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