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阅鹏前世今生催眠 廖阅鹏前世今生催眠音频

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廖阅鹏前世今生催眠的问题，以及和廖阅鹏前世今生催眠音频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文|邓郁

理论上，每一个人都能被催眠。有的催眠师严格遵循欧美的催眠规范，有的则喜欢将其与本土手段例如气功结合在一起做催眠。但不管哪一种风格，催眠都不是万能的，催眠师的能力，也远远没有达到控制你的心灵、让你任其摆布的地步。简单来说，催眠就是个技术活儿。

5月下旬的某个晚上，北京潇湘大厦的大堂茶室。周围有人抽烟，有人走动，还有人大声交谈，想要安静地对话都有些费劲。

外企职员杨斐却在人指引下，进入了一种近乎“冥想”的状态。

“你的眼皮变得沉重。你的手臂慢慢地向脸部靠近，越来越近，最后你的手会接触到你的面部。我会对你说‘睡着’两个字，你知道这种睡着不是像晚上那样睡着，而是指你进入到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

指引她的人是马春树，一个在此地做系统培训的催眠治疗师和培训师。杨斐是壹读记者的朋友，生活优渥、从小接受艺术熏陶的她，最近却时常感到精神空虚，情感上也时常处于迷惘和不安的状态。当我们一起来拜访马春树，就催眠问题探讨时，她自然成了现场的“受术者”。

“从现在起，在你允许我为你做催眠的情况下……我会对你慢慢地数数字。每数一个数字，你的头垂得更低，你会更加放松地睡着。”伴随着“睡着”二字，马春树打了一个响指。杨斐的头渐渐往下低垂，双眼闭着。

看上去，坐在椅子上的杨斐接近睡着的状态，但马春树的每一个“指令”，她都照章遵做。

随后，马春树告诉杨斐，“你现在可以在心里对你的潜意识说一句最想说的话。”

一片嘈杂声中，杨斐嘴皮未动，泪水却忽然从她眼中夺眶而出。

又过了一会儿，她被马春树轻轻“唤醒”，活动了一下身体。

“我听到了周围的各种声音，但还是能专注地听马老师的话。很奇妙，很放松。当我在心里说出那句话，有种解脱的轻松感。”事后，杨斐告诉我们。

催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深不可测，还是被故作神秘了？我们每个人，都能被催眠吗？现实生活中，它能治疗哪些病症？中国的私人心理咨询行业和医疗系统，对催眠治疗有着怎样的认知和应用？随着前不久电影《催眠大师》的热映，这些问题成为壹读杂志关注的对象。记者在半个月内采访了国内七八位职业催眠师和数位接受过催眠治疗的客户，并亲自体验了催眠流程，为上述问题找到了并非绝对、但足够一手的答案。

理论上，每个人都能被催眠

“催眠一点也不神秘，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做，每个人也都能被催眠。”记者访问的每个催眠师都这样说。

大众认为催眠神秘，是一种“特殊体验”和充满戏剧化的状态，比如“人事不省”或者吃了迷幻药，这多半来自舞台催眠秀，以及电影、小说对催眠的夸张描述。

“像《催眠大师》里那种拿着钟表一晃一晃的动作，根本不符合现实。至于进入对方的大脑，互相交战，那更是扯淡。”北京大学医学部博士、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拿到心理学博士后的马春树说。

“催眠和催眠治疗是两个事情。西方的心理大师，像弗洛伊德、荣格，都尝试过这种方法。但因为种种原因，他们都相继放弃。”马春树介绍，今天，美国联邦职业名称字典中已将“催眠师”定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它的准备工作和衡量标准与心理学家及精神科医生极为不同。

从医学上定义，催眠（hypnosis）是一种类似睡眠而非睡眠的意识恍惚状态（trance），是一种深度放松和高度体认的表现，就像白日做梦或冥想一样。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潜意识会开放并吸取对自己有帮助及有益的暗示。当受到某些连续、反复的刺激，尤其是语言的引导时，我们会从平常的意识状态转移到另一种意识状态。

从本质上而言，催眠是绕过人们的头脑意识区直接与人的潜意识沟通的一种方式。马春树强调，心理咨询趋向于合理化或在来访者有意识、能分析、推理、判断的情形下找到问题的根源，最终解决问题。而他倡导的美式催眠治疗则是绕过清醒的意识，不需要找出问题的根源，而是对症入手，最终解决问题。“就像配电箱，催眠师负责打开，但我们并不对电路做具体的修理。”

实际上，生活中处处都有催眠的存在。从无处可避的广告，到父母对孩子的各种念叨。“像那个什么精神，把它印在牌子上，不就是对你的催眠吗？只是平常不曾意识到而已。”心理咨询师海明说。

而台湾催眠师廖阅鹏则认为，有些人由于不了解，害怕被催眠。但被催眠其实是人的一种能力。容易受催眠的人，更能感受到催眠带来的益处，并且能从自我催眠中调养身心，改善生活。

催眠，就是语言的艺术

由于来访者对催眠一知半解，或者心存疑虑。因而，了解他们的诉求，一起制订“想要达到的目标”，并且澄清催眠的概念，是美式催眠必不可少，而且相当重要的第一步。

几位职业催眠师都表示，因为催眠过程中，需要去接近那种理想状态，消解乃至屏蔽被催眠者心中负面的情绪。所以，他们会事先和来访者交谈，知道其希望自己做什么样的改善和提升。

“比如，简单地说，想要更加自信、更加快乐，这些诉求太宽泛、太直接了。你希望在何种场合自信？希望自己自信时是一种什么表现？能在众人面前开口演讲，或者敢和女生搭讪？说得越细、越直白具体越好，而且可以让它更有画面感。”

这是一个收集资料的过程。之后将来访者熟悉的或者不熟悉、但符合理想的画面，在催眠状态中给他。“我们所有的暗示，都来自于他自己，而不是我们的灌输。”

“如果，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心里大概知道，却表述不出来呢？”壹读记者问。

听到这个问题，催眠师邹一祎笑了。

“我们有个奇迹问句。会问他，某天早上，当你一睁眼，获得了魔法，你的问题不再是问题，你会是什么样子，你会想告诉谁？通常，对方都会答上来。如果实在还是想不出来，我们还有别的招儿。”

催眠师张思娜说，在向来访者解释催眠时，她不太会用“打开潜意识”这种过于书面的表达。而是尽量多描述一些对方经历过的意象、画面。

“比如你看电视、听音乐时的专注状态，上课走神，比如走路或者坐车时，在投入地想某件事情，想着想着就到家了，都是一种催眠状态。”张思娜说，这些曾经经历过的熟悉场面，会让来访者心里踏实，催眠不是一个那么玄妙、莫测高深的东西。”

“我也会告诉他们，催眠不会让你失去内心的秘密。是可控制的。你内心不想做的事情，催眠师是做不到的。”

第一步之后，大部分催眠师都会对来访者做暗示感受性测试，例如手指分开、“手臂升降”，包括问卷或者口头的提问，以此来判断对方的想象力、人格属性等，再结合之后催眠过程中的表现，给予不同的应对方式。

“催眠，就是语言的艺术。”张思娜深有感触地说。

比如，一个邪恶的催眠师如果想让来访者跳楼，他不会说“你从窗户跳下去”，这种表述，处于清醒状态的被催眠者会有心理阻抗。但如果催眠师说，“楼下的景色很美，你不想滑下去，看看那美丽的景致吗？”就有可能成。

又比如戒烟，不是让戒烟者觉得吸烟不好就足够了，马春树说，正确的方法是教会来访者重新拾起对自己的掌控。嗜烟的人吸一口烟会觉得非常舒服，而马的治疗方式是，“把吸烟和舒服的感觉进行联系，有吸烟冲动时，他想找回这种舒适的感觉。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感觉与另外一件事或事物建立联系，找到一个替代品。这个连接可以是把手指捏在一起，可以是吸一口气，也可以是喝一杯水，马上可以带回这种舒适的感受。这就好像接电源，打开潜意识的大门，把这个连接重新接上。”

“可是，醒来以后呢，催眠时的情绪乃至人格调整，怎样在生活中继续体现和保持？”记者对每一位被采访的催眠师都抛出这个问题。

答案是“锚定”。

在对杨斐催眠时，马春树不断地打响指。“每听到这个响指，我就很想睡着。”这个动作，在催眠行业叫作设“锚定”，在进入深层睡眠时，好像打开了身体的开关。那种生理和心理上的舒服、放松感，会定格在受术者的脑海里。催眠师会教会来访者，在现实中再遇到障碍或问题时，采取类似捏三个手指的方式，瞬间回复到被催眠时的那个积极状态。

老实人最可能学好催眠

催眠师有各种个性，但“亲和力”显然是让其加分的一项。

壹读记者采访马春树时，后者两次都是身穿浅灰色的短袖中式圆领对襟衫，一副无框眼镜；说话语调不高，对事情有足够的决断，语速不慢，但不着急，看起来，比较符合催眠专著上写的“有自信心、精神魄力、沉着自制”的特质。

但当壹读记者向马春树求证“成为一名优秀催眠师的条件”时，他却一再表示，在全国的催眠师培训里，他最欣赏、发现最容易学会催眠流程的，是那些“最老实，甚至看起来有点‘二’”的学员。

“催眠就是个技术活儿。美式催眠的基础部分可以复制。你一遍一遍地重复那些引导语，都是在加载信息。如果加入很多自己的词儿，每听到新的，都会引起来访者新的兴奋和刺激，催眠效果就打折扣了。到了真正的治疗阶段，你可以怎么灵活怎么来。”马春树解释道。

“催眠简单，但不容易。像一棵树，可以往上伸，也可以往下长。后台是有很丰富的内涵的。”马春树的学生邹一祎说。

在貌似简单的基础催眠之后，方才进入正式的催眠治疗。这是考验一个催眠师对催眠应用，包括医学知识、综合能力的关键所在。职业催眠师可以通过催眠技术来帮助客户解决如失眠、焦虑、恐惧、强迫、厌学、拖延、减肥等问题。还有一些病症的解决，则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常以为，自己好不了了。要不是碰到了催眠，也许我今天是另外一个人。”19岁的孙士家告诉壹读记者。

今天的他，面容清俊，愿意和人交流，但好几年前，则截然相反。

十年前，刚九岁的孙士家被一种叫溃疡性结肠炎的病痛折磨着。严重时，一天便血七八次。肚子疼得难受时，全身冒汗，虚脱。这病，一得便是七八年。

孙士家不断地住院、吃药，饮食也很受限制。复发之后用药，停药又复发。激素类药物让他很快发胖，十多岁，1米6的个头，体重达到了140斤。

花样的童年和少年，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病床上度过。他最好的朋友，都来自网络。喜欢摄影和旅行的爱好，因为这个病，也只能搁置。

“听医生说，这病和心情很有关系，压力大，症状就越明显，是心身疾病。我于是上网，了解身心灵方面的讯息。”2010年，孙士家在网上搜到了“海普诺斯”，那是马春树当时在北京创立的催眠机构的名称。

向催眠师求助，一开始他并没有太大的信心。做问卷，测试暗示感受性的时候，他觉得很陌生和新鲜。“手指分开的动作，原来和潜意识，和身体是有关系的。”

而治疗师张思娜的引导，则让他觉得“很安全”。即便听到楼上装修的声音，也不会受到影响。到后来，“一听到她的话，甚至一见到她，就感觉容易睡着。”孙士家回忆起来，也忍不住乐了。

在其后的治疗过程中，最令孙士家觉得有意思的是，将病症“拟人”化的方法。

“她让我给便血、肚子疼的症状起名字。我也不知怎么地，就叫它‘小道’了。”

“张医师问，那个人过来，他跟你说什么，你跟他说什么？”

“我说，小道好像我的朋友，他在伤害我，可他不知道。张医师继续让我和他对话。我说，你其实比较友善，能不能不要再来，做不好的事情？”

就这样，孙士家慢慢学会了把病痛视作身体外部的东西，“催眠帮我打开了心理的关口，我意识到这个病不会长久地属于我，早晚会过去。”

张思娜说，小孙很聪明，善于吸收新事物。他学会了腹式呼吸，还有点俏皮。“我在想，会不会催眠能帮我，让肚子不那么疼？于是自己发明了咒语，时不时地念叨。”

“什么咒语？”

“哈哈，这个……就是哼唧哼唧之类的语气词啦。”孙士家有点羞赧。

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从治疗中对自己有了新的发现。

“之前，我没有探究过内心的想法。时间久了，对这个病，很排斥又很依赖。好像一种习惯，老是生病，大家把我当病人，照顾你，我也不用做太多事情。原来我逐渐习惯了这种氛围。一方面很想治好，但好像，走不走出来也无所谓。而这样的东西，是不会在非催眠状态下发现的。”经过不到半年的治疗，孙士家疼痛指数减低，便血次数也少了很多，不再需要频繁地吃药和住院。从2010年下半年至今，他的体重慢慢恢复到110斤，而且还长高了。“最大的改变是，不会把所有的关注放在这上面，有精力做别的。”

张思娜总结，小孙是催眠效果非常好的一位来访者。这与他的配合度和对催眠的高度信任有关。复旦大学教授、国内资深催眠师孙时进曾经描述他自己的体验，开始很难被催眠，因为在别人暗示的时候，他会忍不住想，这个手法不规范，那个细节好像不对。后来他领悟了，一直批判、审视，头脑就难免保持独立。“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完全交给对方，这样才可以渐渐进入催眠状态”。

“哪类人来要求催眠最多？”

有别于医院门诊接待的中老年失眠和焦虑病患，私人心理咨询和催眠机构都反映，来问诊的“病例”里，最大的群体是学生。

考前焦虑、学习能力、人际交往，和父母的关系……据壹读记者了解，这些来访者占了受访机构催眠案例的一半以上。

高三女生范樊因为摸底考试成绩不好，“人容易紧张，话少，愣神”，母亲带着她来找邹一祎。邹一祎一开始让范樊想象自己平时的放松状态，她想不出来。后来总算想到“高一时在路上戴着耳机听歌，自己一颠一颠地，走出地铁，迎着夕阳”的情景。

另一个在演艺圈工作的女生悦而，人很漂亮，但“很容易受环境影响，周围说她不行就会受打击，一下就蔫了”。治疗时，悦而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到妈妈打她，把她关到屋子里，26岁的悦而“哭起来就像童年那个八岁的孩子”。

邹一祎和催眠师王媛都感叹，中国的孩子，一直被教育不能有情绪，比如“哭都是不对的”，比如家长会告诉孩子不能生气。“久而久之就不知道有情绪了”。

王媛催眠过一位关先生，光让他做“手臂抬起”的动作就用了1小时40分钟，属于“阻抗性”特别强的。在王媛看来，关先生表面看起来温和，内心却是寡爱之人，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如何感受到爱。

治疗时慢慢聊起，才了解关先生从小只知道学习，家人对他的情绪、性格不会体察和关心。当让他回忆儿时父母的关心、快乐的场景，他怎么也想不出来。

“为什么一些老电影能拨动我们的心弦，但像关先生这样的男士却没有这种感知力？很多孩子的问题，都是与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不开的，不良的教养方式为他们留下后遗症，不得不在成年甚至是童年时就走进治疗室。但他们不会来看心理疾病。”王媛轻轻叹了口气。

“非主流”的国内催眠界

催眠治疗发展至今，有各种不同流派，例如马春树学习和推广的是严格的美式催眠，强调心理感受性测试和目标设定。北大医院心理咨询与研究中心的方新研究和执行的是德国海威特为代表的德式催眠。北京广安门医院副院长、睡眠科创始人汪卫东则将睡眠和气功结合在一起，他说自己是“完全原创、本土化”，“各扛山头，效果自知吧”。但无论哪种流派，目前催眠治疗在中国医疗和心理学界，都远远谈不上主流。

安定医院的医师刘军说：“催眠是个好东西，但因为医院的收费目录上没有这一项，我们无法操作。”

汪卫东教授对此说法不以为然。早在1988年，他就将气功和催眠进行结合，应用于临床治疗。几年后，他开创了心理门诊，来访者寥寥。换成“睡眠医学科”之后，病人呈几何数增长。现在，他本人平均每个月会接诊100多人次，绝大多数都是失眠、焦虑和抑郁患者。

他的收费是100多元/人次。这和心理咨询师目前400~1000元/人次（催眠师收费更乱）的收费标准相去甚远。

那不在收费目录上，如何收费呢？“很简单，我用催眠治，但可以按照‘精分’（精神分析）、‘认知疗法’的名头收费，这都不是问题。”汪卫东说，“像胃溃疡那种属于心身疾病，我们科室不收。”

那其他医院有用催眠手段来治疗这类病患的吗？

“没有，很少。连懂这个的老师都少，更别说医生了。”汪卫东语气平静中带着点激愤。

壹读记者问他，全国公立医院里像他这样将催眠用于心理门诊的医学专业人士有多少？

“不超过20个吧。”他回答道。

他的经验是，中国的医院还是以药为主，停留在“生物治疗”和手术治疗的阶段。从政府到老百姓，目前还不太重视心理（治疗）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说白了，“没看得起这个”。

“只要想想，人类有多少种疾病，动物有多少种疾病，你把这两个的总数一相减，你想想这事儿大量的人病都是心病，不是动物病！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汪卫东的脸上，从绷紧，到感到“老调重弹”地再度放开了。

由于国内目前还没有设立催眠师这个职业，因此无法通过准入制来对其进行监管。这是卫生部和劳动保障部几年前的态度。

“但这几年‘出来做的’多了，上面没法管理。”马春树说，目前是“无法可依”的“乱象”，但也因此给出大片空间。

某些部门的谨慎和保守态度，与外界对于催眠的认知偏差，有很大关系。

催眠术作为一门技能，古已有之，是巫师、骗徒、江湖术士等用来张扬神秘范儿的工具。他们掌握了简单的催眠技艺，包装成不可思议的法力，使人心生敬畏。近些年，街头受蛊惑丢失钱财，甚至危及人身安全的案例，在中国也有多起，这都让国人对催眠“敬而远之”。

邹一祎和王媛都提到，央视曾有过对催眠的报道，记者去体验时，“砰”地倒在地上。这样的画面一出现，很多观众看了以后，对催眠产生了惊恐和害怕，“压根儿不敢碰”。

一位叫马丁的催眠师在台湾举行了大量的催眠表演，其中一个表演是他咳嗽一下，被催眠的人就会从钱包里取钱给他；或者他拉一根线，只要被催眠的人一走近那根线，就会从钱包里取钱给马丁。这样会反复几次，直到钱包中的钱被取光。

马丁席卷台湾以后，带着钞票离开，留下的是台湾催眠从业人员再也不能正正经经地使用和宣讲催眠。

马春树在文章中曾提到，某地方台的编导到其中心拜访过，希望可以一起做一些催眠相关的电视节目，同时很明确地表达说：“马博士，您可能不知道，我们××卫视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正是这句话，打消了他去该卫视做节目的想法。“因为我要做的是科学化地推广催眠，而不是吸引眼球，于是谢绝了他们的邀请。”

据马春树说，后来一位很优秀的心理专家参与了这一档节目的拍摄，做得相当好，这当中该卫视又邀请了一位来自香港的催眠师，在节目中表演催眠一个人后让他说出银行的密码。业内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噱头，但电视机前的观众却不知晓。很快中宣部发文，严禁在电视节目中播出带有娱乐表演性质的催眠类节目。那位心理专家录制好的催眠节目也因此被无限期搁置。

“催眠是把快刀”

那么催眠，究竟有没有副作用？

催眠师们的回答首先是否定的，但接下来都会指向催眠的使用者催眠师。

多年前，业内便普遍认为，催眠只能作为一个技巧性很强的技术，如果涉及到治疗，一定要掌握心理分析、治疗的基本知识，换句话说，只能把它作为手段之一，而非心理治疗的“万金油”。汪卫东表示，有些来访者的疗效不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催眠师的医学知识欠缺，对疾病的认识有限。

“要知道失眠是有千变万化的，就算我治疗了几十年，现在有着全国最好的治疗队伍，还是有少量患者理解不透。但外面有的催眠师，把一种催眠法用在所有的失眠者身上，这当然会有问题。”

此外，催眠有些禁忌症，如对严重心脏病、严重肺病等危险性疾病患者不建议做催眠，一旦出现意外，会因很难追究责任而产生纠纷。

邹一祎说，她和一些同仁担心，在有志从事催眠职业的人里，其中有的人“什么都敢接”。比如有自杀问题或严重的躯体问题的人，其实是不适合被催眠的。

“做催眠，不能‘拿着爱心当手术刀’。因为记忆是很容易被改写的。有些不负责任的催眠师，出于各种个人目的，或向来访者‘植入记忆’，或者会问对方‘你那个画面里有没有我在里头’，这是违反职业道德和伦理的。”

另一方面，催眠师也需要自我保护。王媛说，每次接待一位来访者，催眠机构/催眠师都会和他签订协议。在征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打开摄像头，或者使用录音笔，以免事后发生冲突。

“比如，我知道，曾经有过女来访者对男催眠师表示，有想要进一步亲近的念头。催眠师当即终止了催眠。这种‘移情’现象其实在心理咨询界也时常发生。”王媛告诉记者。在国外的案例里，也有过男催眠师请妻子担任咨询室的接待人员，并以某种方式明确告知，从一开始就给出来访者不要越界的“明示”。

咨询师海明告诉记者，他的老师方新曾经说过，“催眠是把快刀”。海明对此深有感触。

“你被这把刀伤过？”壹读记者问。

“何止一次两次！”海明点点头，却再不愿多说。

“这是一个助人的行业，直指人心，它的伦理和原则应该比医学还要严格。要非常小心。”

安定医院的刘军谈到这个话题时，语气也同样凝重。

而目前赋闲在家、很快要做母亲的张思娜，会很佩服那些一心坚持靠催眠和心理治疗为生的专业人士。“毕竟，在中国，这个行业刚刚起步，能相信催眠，并且付得起治疗费用的客户也还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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