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斗 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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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与90后，《奋斗》与《青春斗》，相隔10余年，却有着“近似”的青春表达。

《奋斗》开篇，4个即将进入社会的男生，在毕业前惊天动地了一把。寄托在他们身上来自社会的期望和失望，带着那么倔强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让当年的观众能从“陆涛”们身上投射出自己；《青春斗》的开场亦如是，4位面临毕业的女生，在深造、创业和毕业分手里面临新的困境。

都说一代人的青春有一代人的样子，但《奋斗》和《青春斗》对应的两代人青春似乎也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一腔热血被不断地泼上冷水，但仍然骄傲地、义无反顾地继续上路，选择自己舒适又有意义的模样好好生活。这是一个“斗”字串起的基本逻辑，也是这么多年青春剧不变的母题。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的青春剧始终逃不出两种叙事路径：要么无残酷不青春，诸种奇观叙事之下显露的是关于“年轻”最捉襟见肘的意义；要么格局微缩，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心路，有如“夏琳”“向真”这样的“小人物”撑起半边天，缺点永远比优点多，想让一众人都能有所共情不容易。

但相比之下，后者似乎更容易被接受一些，至少更“现实主义”一些。毕竟在中国结构异常复杂的观众群体中，还负载有广谱意义上文娱传播价值的电视剧，势必要在一地鸡毛里寻求“典型青春”的可能性路径。换言之，虽然《奋斗》和《青春斗》是做给所谓80后、90后看的青春剧，但在既存的电视收视环境中，它们实际上又是做给所有观众看的。

“典型青春”意味着要讲所有人都能理解的“青春”，这在基础剧作结构上对应着母题式的社会共识。在青春剧里，这种共识对应着所谓事业与情感的成长抉择。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中，这种“典型青春”还在被持续放大。在走出校园、进入社会的转折点，有着每个人看似不足为外人道的烦恼，又或者是有点矫情有点“作”的叙事，背后指涉的其实是很多人所直接面对的现实状况。

但“典型青春”也并不意味着一条大路通罗马。它之所以“常说常新”，也源于时代性的差异让不同阶段的青春叙事都有了被反复商榷的空间。在一个相对共通的文化特征下（80后、90后、00后所置身的社会环境在本质上是具有相似性的），找到一代人具有显著性的精神特点，这就是这一代人具有独特性的青春。

“做给当代年轻人的剧”，就是在对“典型青春”的求同存异里完成的。当年，《奋斗》做到了这一点；今天的《青春斗》虽面临很大的争议，但也多少能让人看到其试图在“共识”里寻找差异的努力。

如果是在现实主义的语境框架下，就没有什么青春是在人们“意料之外”的。这也决定了青春剧首先不该是一种视觉奇观，《青春斗》里的一地鸡毛或许似曾相识，但它与《奋斗》的价值内核已经是两套结构化的状况。剧中以向真为代表的社会新鲜人，少了点80后的傲气，多了点90后的乖张。有人说《奋斗》里的人们虽然总是欠稳妥，但总体是上扬的精神基调。反观《青春斗》，“理想”成了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不能说他们身上没有，但阶段性的动摇和漠视已经变成一种常态。某种意义上，这就是90后既存的困境，“心甘情愿的虚无”成了一种不可回避的时代性症候。尽管可期的结局里它必定得到了纾解，但电视剧把它点出来了，本身也是一种在此时、在此地的刺痛。

而这种“不负责任”背后的觉醒和成长，才是一部青春剧真正要去完成的价值阐释。《奋斗》热播的那年，无数年轻人从中唤起的共鸣是这样的：哪怕有阶段性的“无意义”，但只要最终指向“奋不顾身”，在挫折和困顿中重新审视自身，这是成长的价值，是所谓不枉的青春。如同《奋斗》里向南跟杨晓芸复婚时突然醒悟，“责任，不是应该干什么，而是必须干什么”；也是《青春斗》向真的一语成谶，“6年来我全失败了，我没有做成功的事，但我成长了。”

没有哪一种青春是无根之水。80后与90后，《奋斗》与《青春斗》，相隔10余年，其实已经有了全然不同的青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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