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脱mm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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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玲看着法官忽远忽近的脸，只觉得他口中吐出的字十分陌生，像是梵音。那些字在天空中飘摇了一圈，又箍在了她的头上，仿佛在郑重的告诉她：这是一场针对她的审判。“被告人冬玲，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这句话冬玲总算是听清了，但她依然只是摇头，完全不顾己方律师口干舌燥地辩护了。事实上，她也说不了话。一个哑巴，毒杀了自己患病的母亲，这种罪过倘若都能加以辩护，那么世间还何谓道德，何谓法律呢？冬玲是必须死的，但她一点儿也不在乎她的生命了，或者说，她已然将自己的生命作为赎罪的筹码了。对于她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窗外很寒，透过那玻璃只有沉沉的雾霭，贪婪地依附在一切可视的地方。冬玲盯着一片白茫茫，仿佛看见她母亲从一棵秃废的老树上飘落下来，安然在空中盘旋了几圈，最后以一种优美的姿态结束了这匆匆一生。小时候，母亲总跟冬玲说，人啊得跟这叶子一样讲究，落叶归根嘛。冬玲不会说话，只喜欢捧一扎的叶子往空中洒，然后看他们慢悠悠的晃荡，颇有一种写意的风流，冬玲告诉自己，自己也得活的像叶子。可现实是，她半青的叶根扎在了枝上，却被强风给吹扯下来。这种人她见过很多，有人比她更不甘的死去，比她更强烈的恐惧死亡，她曾目睹一个正处芳华的少女站在高楼上，在众人的起哄中悲愤跳下。原来，生命的惊艳竟会止于可笑的一跃。冬玲惊觉，生命的意义在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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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看到高阿婆的死，冬玲才知道母亲说的落叶归根，不是魂归故里的意思，是得离开的踏实、安稳。高阿婆是母亲隔床的病友，八十多岁的年纪，白发稀疏的贴着干瘪的头，眼睛或许睁着，或许只有一条缝的大小。那病号服本是最小号，却依然像硕大的丧服一样搁着高阿婆的骨架，只有伸出的萎缩的手不时地点两下面下的氧气管，才能看出她仍在喘着一丝气。高阿婆的死像是雷鸣般骤然的，又像是枯了一季的叶终于把那一丝连着枝的叶柄给扯了下来。高阿婆去的那晚，冬玲正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只听见隐约的呻吟，喊着：“小玲啊，小玲啊…”冬玲不会说话，但对声音很敏感，她以为是母亲在唤她，于是便抬起头，抹了抹眼。可母亲仍闭着眼，应该在安眠。冬玲回头看了看，是高阿婆的叫喊，一声一声的像是从灵魂处传出的喟息。高阿婆紧紧的盯住她，眼珠子都快被眼皮挤兑出来了。冬玲知道，她是痛的，和她母亲一样，胃癌。高阿婆还在喊着小玲，那布满青筋的枯手颤颤巍巍的伸了出来，极力去够嘴上的氧气管，可终是没有一点儿气力。她的手在空中扒拉了几下，便绝望地搭在了床沿，终于，她眼中再无亮光了，只是诡异的继续盯着冬玲。冬玲十分怕，她并没有动。只等着高阿婆那伏下去的胸腔再次鼓出来，就像往常一样恢复平静，熬过胃癌折磨的高潮。高阿婆终究是死了，睁着鱼一般的眼，让冬玲分不清她到底是病死的，还是痛死的。她疑惑的看着安睡的母亲，仿佛又听见高阿婆死前的呢喃。高阿婆的儿女很孝顺，在高阿婆生病的每一天，他们都在祈祷着希望的到来，并尽力延长高阿婆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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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阿婆死的那晚，他们哭的很大声，哭声把整个楼层的婴儿都唤哭了，但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并未探出头来观望，既是不能，也是不愿，他们只是盖着一层白布哭泣着，默默地在心中响应着悲伤。他们还尚未解脱。冬玲说不了话，但她并不傻，她看得出高阿婆走的不安稳。高阿婆和自己的母亲总是闪烁着重叠，她恍惚间听见母亲说：小玲啊，求求你，帮妈妈解脱吧，妈妈疼啊！妈妈疼啊！旁边空出的床位让冬玲突然意识到，有一天她也会在母亲面前做出同样的抉择。她终于理解高阿婆为什么临死前唤的不是她的子女，而是她冬玲了。冬玲给母亲服下了适量的安眠药，并注射了氰化物。氰化物是偷的，法官问她从哪儿来的，她也不说，只是摇头。她脑中只有母亲痛苦到扭曲的脸和一遍遍求死的哀嚎。于是法官提起了槌，重重的打在了桌上，理所当然的审判了这个哑巴女孩。庭审后，律师向法院公开了一封信，是冬玲母亲临死前写给冬玲的遗书。冬玲跟律师说，并不想让它出现在法庭上。况且，这封信完全改变不了冬玲的罪行。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冬玲，当妈妈把这封信交到你手上时，妈妈可能已经疼的开不了口了。妈妈害怕在忍受折磨时，你没有任何的响声，这种寂静比癌还要痛苦十倍百倍。妈妈恳求你，让妈妈走吧，让妈妈解脱，无论以什么方式，别在挽留我了。死亡是我的权利，我们不能把爱当做自私的借口。让妈妈走吧！让妈妈解脱！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活人被死亡所折磨！所以冬玲让母亲安稳的睡去了，就像儿时母亲轻哼着摇篮曲哄她入睡一样，歌声伴着窗外那片酥黄的叶子，自然而优雅的在秋天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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