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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在战争以及和平年代,一支部队在面临什么情况时,会被撤销番号
1940年10月29日,惨烈的关家垴攻坚战打响,第二天下午,陈赓将军发现386旅进攻受阻且伤亡较大,在电话里向彭总建议:“此处的地形对我十分不利,是否可以把敌人放下山来,另选有利地形打他的伏击”?彭总断然予以拒绝。
不久在前方指挥的刘帅也打来电话,建议部队暂时撤围另寻战机,彭总仍然态度坚决,争吵中刘帅有些发火:“你这是赌气,蛮干!这一仗,我不同意再打!”彭老总也来了犟脾气:“拿不下关家垴,就撤销第129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
彭总当然是气话,但足以说明撤销番号对一支部队的心理冲击,尤其是战争年代。其实从理论上说,彭总还真没有撤销129师番号的权力,因为这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授予的部队番号,发放和撤销的权力也自然归于军政部,而何应钦把持军政部长这个重要职务长达14年之久。那么129师的番号又是从哪来的呢?这就是番号撤销的第一种情况:部队裁撤。
话说西安事变之后,老蒋对抓他的东北军恨之入骨,扣留张学良之后,便以前的方案,最终将16万东北军缩编为六个乙种军,因此每军只辖两个师(原辖四师)。而张学良的部队原有18个师,因此缩编后空出来的第115、第120、129三个师的番号就被取消了,红军改编时何应钦选择这三个师的番号授予,多多少少有故意的成分。
还有三个师的番号哪里去了呢?原来除两个师投蒋之外,东北军第109师在早期进攻红军的直罗镇战役中,被彭总率部全歼,师长牛元峰毙命。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军政部非但不予补充重建,反而借机取消了该师番号,削弱杂牌军的目的昭然若揭,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导致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因素之一。所以,这就是撤销番号的第二种情况:部队覆灭。
当然,这只是对杂牌军的处理办法,如果是嫡系部队全军覆灭,军政部会立即补充人员武器,重建部队并恢复番号。比如之前撰文提到金门战役中的敌人,从胡琏的兵团番号(第十二)到高魁元的军番号(第18军)再到师级番号(第11师)通通是重建的,番号甚至一直恢复到团,而我们知道,这个兵团的所有建制在淮海战役中跟随黄维一起,都被我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了。
“皖南事变”爆发后,重庆政府第一时间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并撤销了番号,因此我方重建的新四军实际已并不在何应钦军政部的花名册上。同样,八路军正式称谓“第八路军”的番号,原本是属于粤系军阀“南天王”陈济棠的部队,1936年陈济棠反蒋的“两广事变”失败后,部队番号被撤销,1937年何应钦又分配给红军。因此这也就是第三种情况,只不过前述两个案例何应钦干得都不怎么地道。
真正因为“部队叛变”被取消番号的例子,其实是曾经台儿庄战役的功臣庞炳勋,他的第3军团(就13000来人)是西北军的底子,徐州会战后因功升格为第24集团军,以庞炳勋为总司令,被顶在华北前线抗日。1943年庞炳勋被俘投敌,成为可耻的汉奸部队,第24集团军的番号被当即撤销。直到1944年王耀武晋升集团军总司令,这个番号才又被重新起用。
第四种撤销番号的情况是:作战不力,比如1939年军事委员会鉴于第10军梁华盛所部在冬季攻势中攻防皆菜,明令第10军与李玉堂第8军合并重建,按道理部队应该继承第8军的番号,因为军事主官和主力师都来自第8军。不过由于这两个军的番号都是北伐时期就成军的老部队,所以李玉堂改任第10军军长,第8军的番号给了刚刚升格的郑洞国,李玉堂就此带出来一个“泰山军”。
所以里面也包含了第五种情况:部队合并,最明显的例子是原我军第54军的番号来历,它是由四野的第44军和第45军合编而成的,其中的典故和逸事想必军迷们大多知道。战争时期,差不多就是以上几种撤销部队番号的情况,至于是否重建,那要看统帅机构的宠爱程度和心情了,比如第18军就一定会重建,因为那是中央军嫡系、“土木系”起家部队,而陈诚当时正是权势薰天。
至于和平时期部队的番号撤销或改变,大多由于裁军和军改所致,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百万大裁军”,必然会有些部队番号被裁撤,也肯定会出现感情上的不舍,毕竟番号承载着一支部队的历史和荣誉,这方面就不展开多介绍了,见谅。
战争的时候,是否知道敌人的番号,有什么意义
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之前,日寇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玩了个花招,命令本部最精锐的第6师团大张旗鼓进攻国军大云山阵地。而这个故意暴露的番号让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产生了严重误判,直接影响了这次会战的进程和结果,进而关系到数万名抗日官兵的生死,可见战场上掌握敌人“番号”的重要性。
为了准备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秘密集结了第3师团、第4师团、第6师团、第40师团和第13师团的早渊支队等精锐,其中的绝对主力显然是第3和第6两个老牌常备师团,第4师团名声在外就那么回事,第40师团则是个二流警备师团,第13师团虽然也比较强悍,毕竟只出动了少部分兵力。
为了隐蔽战役企图,同时拔除进攻时的后顾之忧,阿南惟几首先动用第6师团扫荡九战区前哨阵地大云山。这是位于岳阳境内东南方向,一座海拔1000多米的道教名山,是南岳衡山的余脉。大云山驻军居高临下,与新墙河防线的国军互为依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1941年9月7日,第6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在大雨中下达了攻击命令,驻守大云山的粤军第4军张德能师和黔军、滇军各一个团叫苦不迭,急电长沙长官部增援。此时10万日军已在新墙河北开始战役集结,其实无论怎么对行动进行保密,这么大规模的部队调动也是掩饰不住的。
如此在长沙司令长官部的薛岳同时接到了两份电报,一个是大云山守军的求援电,一个是新墙河防线最高指挥官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的报告电,杨森的电文大意是对面日军调动和集结频繁,经过研判认为:“大云山只是佯攻,龟儿子要打长沙了”!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日双方已经隔着新墙河对峙了两年,薛岳的骄狂症有些发作,尽管重庆军事委员会转来日军有进犯长沙可能的情报,参谋长吴逸志也认为大云山之战有些蹊跷,但薛岳仍不以为然,认定日军无力攻取长沙,只是在大云山发起的局部行动,目的是破坏三湘大地的秋收。
薛岳重要的判断依据之一便是敌军番号:如果日寇强渡新墙河发起进攻长沙之役,不可能缺少第6师团这个一等主力部队,现在既然它远在大云山,仅凭第3和第4师团是奈何不了“伯陵防线”的。因此薛岳不仅没有加强新墙河防线,反而命令杨森抽调防线上的第4军59师、孙渡第58军主力、黔军102师主力驰援大云山。
阿南惟几眼见调虎离山计成功之后,立即下令青木诚一中将的第40师团以最快速度前往接替第6师团,并且要求神田正种不顾疲劳不计伤亡返转新墙河北岸。9月18日,日军在320门火炮的猛烈轰击下开始强渡新墙河,三个半主力师团以“中央突破”的战法直扑长沙,薛岳一时被打的有点懵圈。
由于新墙河守军力量严重削弱,日军迅速完成突破,不到两天时间便推进到汨罗江南岸,此时薛岳才匆忙调遣李玉堂第10军、韩全朴第72军、王耀武第74军和夏楚中第79军从江西和第六战区赶来。不仅丧失了先机,而且各部远道而来时间参差不齐,再加之第九战区的无线电通讯被破译,日军得以集中第3和第6两个精锐师团以逸待劳,对援军各个击破。
第10军遭遇伏击伤亡过半(战后李玉堂撤职留任),第74军军部被袭,王耀武仅以身免。第九战区会战主力被打垮后,另外一路突进的日军大阪第4师团和第13师团早渊支队如入无人之境,9月29日奔袭到长沙城下,这是抗战开始以来长沙的首次沦陷,也是薛岳不折不扣的一次败仗。幸而日寇第11军粮弹将尽,并且陈诚第六战区发起反攻宜昌作战,为救援第13师团确保宜昌,阿南惟畿于10月1日晚下达了全军反转令。
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伤亡和失踪人员高达60000人,而对敌人番号的掌握不明造成形势误判,是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有哪些巧合事件的发生让你惊掉下巴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事情在当时看似稀松平常,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当我们站在现在,回顾总结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令人不可思议巧合的事情。今天,我就说说发生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的一些巧合事情。
【一】9月9日之谜。毛主席1927年9月9日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但是1949年9月9日毛主席才进入北京。而毛主席去世的日子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起家发迹、进入北京、离世都是在9月9日这一天。
【二】8341之谜。8341部队是中央警卫团对外番号,他是中共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身边的一支特殊部队。8341是部队这个代号是总参谋部下达的,而且代号用过一个时期是要更换的,他的正式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中央警卫团。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毛主席他老人家活83岁(1893至1976年),当领袖41年(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至1976年),而将两个数据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正好是中央警卫团的番号“8341”。
【三】二十八之谜。毛主席青年时期自己起的笔名叫“廿八画生”,而“毛泽东”三个字繁体字的笔画数正好28画,毛主席一生与“28”特别有缘,毛主席28岁与杨开慧结婚,2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当年的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从此开始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展。28年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新中国建立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正好也跨过了28个年头。在开国大典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
为什么一个兵团下的军队番号都没有连号连号不是更好管理吗
陈赓将军担任司令员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所辖的三个军番号分别是第13军、第14军、第15军,这难道不是连号的吗?并且这三个军也都是二野的王牌军,所以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它涉及到部队番号和作战序列的不断演化过程。一般而言,一支军队的历史越久,其兵团级单位下属各部番号的“连号情况”概率越小,因为期间会产生很多的变数。
(陈赓大将)
我们以黄埔嫡系第1军为例,它在1925年8月正式组建时,所辖的三个师就是连号的,分别为何应钦第1师、王懋功第2师和谭曙卿第3师,该军以蒋某人为军长、何应钦为副军长、周公为政治部主任,也就是未来黄埔系几百万军队的鼻祖。这种部队在规模不大时的初始序列番号,其实一般是连号的,井冈山红军最早的四个团,不正是红28、红29、红30和红31团吗?
但是部队毕竟是要壮大和扩编的,那么就会以初始“连号各部”单拉出去组建新的队伍,扩充以后再授予新的番号,久而久之,几何式的发展就会使曾经的连号变成没有规律的“跳号”。第1军参加北伐时,已经下辖第1、第2、第3、第14和第20师,后面两个师番号为什么不是第4和第5呢?因为分别是以独立2师和教导师改称的,而原来的第4师、第5师番号早已经授予了谭延闿的第2军(辖第4、第5、第6师)。
(第四兵团第13军军长周希汉)
第1军在北伐战争中招降纳叛,部队扩充非常迅速,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原来的各师扩建为军,这样曾经的五个师就会被拆出去独立发展,1927年该军第3师调出、1930年第2师调出,到1934年胡宗南升任代军长时,第1军所辖部队番号已经变成了第1师、第78师和独立旅。到抗战时期变成为第1师、第78师和第167师,与最初的三个师番号相比较,仅剩下个第1师还在其序列内,当然也就成为了跳号。
(第14军军长李成芳)
国民革命军初期北伐时只有八个军,而到了抗战初期已经有了49个军180个师的番号,其中大部分军级建制都是在抗战爆发后组建的,军级部队的各师实际番号选择,更多考虑的是战场情况、历史渊源和派系属性,至于是否“连号”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比如第74军就是在淞沪会战中火线成立的,由俞济时第58师和王耀武第51时合组。
一方面,是这两个师都已经在淞沪战场跟日军作战,方便就近整合,另一方面,早在1935年追剿红十军团时,王耀武补充第1旅(第51师前身)就在浙江保安处长俞济时的指挥之下,有曾经比较良好的上下级关系。按资历和关系,当然是黄埔一期的俞济时为军长,直到1939年,再调入第57时同时王耀武接任军长,所以第74军有“三五部队”的绰号,完全是数字巧合,因为这三个师并不是按数字番号组合为军的。
(第15军军长秦基伟)
军级单位尚且如此,那么当组建“兵团级”战略或者战役单位时,这一情况就更普遍了,我们要特别注意蒋系部队的“派系因素”,为了指挥得力和“肥水不流外人田”,其兵团级建制尽量(注意是尽量)选择同一派系的步兵军进行整合。比如1948年以整编第18军为基础组建第十二兵团时,当然就要优先考虑“土木系”的部队入选,首先是该整编军原辖的整11师恢复为第18军番号、整3师恢复为第10军番号。
然后再把土木系第14军调入,从而形成了以第18军为核心,以第18军旁支第10军(被歼后以18军部队为基础重建的,军长覃道善)、第14军(军长熊绶春)为辅的“土木系”基本盘。由于兵力仍不充足,只好再调入原属汤恩伯系统的第85军,于是第十二兵团成为了下辖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12万余人的强大兵团,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形成“连号”了。
(原第1军军长何应钦)
再比如东北蒋军的最大机动部队第九兵团,最初仅仅是下辖新3军和新6军的小型兵团,1948年5月扩编为大型机动兵团时,主要以原来的“远征军系统”各部队进行整合,于是下辖新1军(远征军)、新6军(远征军)、第71军(远征军)、第52军(原云南守备)、新3军(后建)和第49军(东北军余脉),并且以远征军系统出身的廖耀湘为司令官,连不连号已不重要。
那么为什么陈赓兵团的三个军形成了连号呢?那是因为在1948年底之前,我军并无统一的数字序列番号,而是各野战军内部自行编号,二野的前身中原野战军就曾编有12个野战纵队,其中组建陈赓兵团(挺进豫西)时是以第4和第9纵队为主(也是跳号)。当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进行整编时,以第4纵队扩建成为两个军、以第9纵队编为一个军,由于是新授军级数字番号,当然也就很方便地整编为第13、第14和第15军。
(第1军后任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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