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翁乱妇的艳情史(历史上的李后主)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荡翁乱妇的艳情史，历史上的李后主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列举从初唐到晚唐的诗人列表

①初唐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五言律诗完成者：宋之问、沈佺期

七言律诗完成者：杜审言

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

开盛唐诗风者：陈子昂、张九龄（二人古诗直追汉魏，改六朝之风，开盛唐诗风）

②盛唐

社会派:杜甫(诗史、诗圣)--写实咏史，刻划社会人心，感人肺腑

田园派：王维（诗佛）、孟浩然---长于五言诗，淡远闲静

飘逸派：李白（诗仙）---清新飘逸、飘然不群

边塞派：岑参、王昌龄、高适、王焕之---豪放雄直

③中唐

社会派：张籍（诗继杜甫写实作风）、元稹、白居易（以通信之社会写实诗著称）

田园派：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诗近陶渊明

怪诞派：韩愈（以文为伟、悉闷雄伟奇崛）/孟郊、贾岛（郊寒岛瘦）/李贺（鬼才）

④晚唐

唯美派：杜牧、李商隐、韩偓

以上是自己的笔记，用键盘打出来的

比较简洁~如果不够详细

请看下面

中国唐代诗歌的称谓。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唐代诗歌创作繁荣，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流派众多、体制齐备，作家作品量多质高，据《全唐诗》存录，诗有4.89万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2200多人。唐诗成就卓著，是在封建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变革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思想比较开放，艺术文化普遍高涨的推动下，诗人们继承和发扬《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广泛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结果。它显示出中国古典诗歌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发展过程唐诗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哗燃4个阶段。

①初唐诗歌。初唐诗歌仍处于陈隋时期余光返照中。太宗李世民及周围的文人诗作浮艳柔丽。上官体绮错婉媚。只有魏徵、王绩、王梵志等少数人能自拔于流俗。直到初唐四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才有所开拓。但他们仍未摆脱六朝后期“采丽竞繁”的影响。真正廓清梁陈诗风影响的，是武后时期的陈子昂。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抵制浮靡诗风。与他略同时而不同流派的，有沈佺期、宋之问和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他们的作品多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但他们其他题材诗中，也有一些佳作。尤其是杜审言的诗。但他们的主要贡献在律体完成方面。沈、宋、杜三人被后世称为五、七言律诗定型的奠基人。

②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在陈子昂和沈、宋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正确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结合起来。玄宗开元、天宝间，诗歌全面繁荣，名家大量出现。他们的作品精丽华美、雄健清新、兴象超妙、韵律和谐，表现了时代共同的艺术特色。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在盛唐诗中比重很大。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代表，其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用七言歌行或七绝。田园山水诗人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最知名，他们的诗多反映闲适、退隐的思想情绪，色彩清淡，意境深幽，多用五言律绝和五言古体。这派诗人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比六朝人前进了一大步。其中以王维成就最高。李白、杜甫是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标志。李白的名作，以安史之乱前为多。内容、题材丰富，气势雄放，想象丰富，风格飘逸，多侧面、多层次地反映唐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心理。杜甫的诗则是动乱时代的诗史，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博大精深，沉郁顿挫；开新乐府运动先声。在诗歌语言、格律、技巧等方面，他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地吸取前人和并世作者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世诗歌发展开辟了众乱陆虚多途径。另外，元结、沈千运、孟云卿等人也是此期较有特色的诗人。

③中唐诗歌。中唐之初，国家衰落，诗坛也不景气。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诗学王维，精致秀润，但内容多浮浅。卢纶、李益有部分苍凉伤感、意境雄浑的边塞绝句。此期较杰出者是韦应物，其田园山水诗高雅闲淡，而其乐府歌行则于婉丽流美中颇寄讽喻。此外，戎昱、顾况、戴叔伦等也有反映民生疾苦的佳篇。永贞革新和元和中兴使诗坛重新活跃。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一派倡导新乐府运动，写下大量广泛反映现实、批评时政的政治讽喻诗，风格舒徐坦易。而韩愈、孟郊、李贺、贾岛一派则以奇险峭刻见长。但韩诗气豪，孟诗思深，李诗幽丽，贾诗清苦。此外，姚合诗清奇僻苦，卢仝、刘叉等人以奇崛见长。两大派之外，柳宗元的诗或澹泊雅丽，或哀怨激越。刘禹锡的诗精练含蓄，意境优美，韵律和谐。这一时期，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风格是异常突出的。

④晚唐诗歌。晚唐五代诗风渐趋纤巧。虽有过在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者和作品，但总的来说，缺少盛、中唐的阔大气魄与浑融境界。杰出诗人李商隐、杜牧在诗歌艺术上有独特的贡献。其诗声情流美，翰藻醲郁，但伤时忧国，哀怨深沉，有种没落感。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但格调低。他也是有佳篇秀句而总体风格轻浅纤微。此后诗家多是效法前人，艺术上无重大突破。较有名的诗人有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韩偓等人。

成就唐代诗歌体制多样，宋以后的整个中国古典诗歌，都未超出它的范围。唐人古体诗既可抒情，又可叙事、议论。由于受近体诗影响，唐人古诗或融入律句，或有意反律，皆不同于晋、宋以前古诗的纯任自然。五古在唐初犹承齐梁变体，经陈子昂的变革，张九龄、李白的发扬，至杜甫而堂庑顿开。七言则是不入律的歌行和古诗与精工整炼、有律化倾向的传统歌行体的双轨并行。乐府是古体诗中特殊的一类。唐人乐府多不合乐，或借旧题写新意，或立新题记新事。以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成就为最高。五七言律诗是唐代新兴诗体。五律经王绩、初唐四杰，至沈、宋终于实现体制规范化。七律兴起较晚，至沈、宋和杜审言始有成篇。经王维、李颀和高、岑等人的发展，到杜甫境界大开。此后，五七言律平行发展。大历十才子、贾岛、姚合、许浑、赵嘏等均是律体名家。至晚唐李商隐，七律的音调美和语言技巧，发展到更为成熟的境地。律诗中又有排律，多数作者往往逞博矜奥，夸多斗靡。少有佳作。杜甫的部分排律，写重大题材，工整流美，成就较高。

唐人绝句用来和乐歌唱，创作之盛，终唐之世未衰。盛唐前绝句，兴象玲珑，语意浑成，情景单纯，韵味悠长；以李白、王维、王昌龄最为擅场。中晚唐绝句含思婉转，笔意曲折；杜牧、李商隐是其代表。此外，杜甫开绝句中议论一体；刘禹锡、白居易仿民歌作《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风趣活泼，音调往往拗中取峭，添绝句新格。

编选和研究唐代诗对后世影响巨大，被奉为典范。后人的编选、笺注、品评、研究未曾间断。唐诗总集有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清彭定求等的《全唐诗》。选集方面，唐代有《唐人选唐诗（十种）》，宋朝李昉等的大型诗文合编选集《文苑英华》保存了大量唐诗资料，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对绝句一体辑录详备，都是影响较大的选本。历代评论、研究的专著也极为丰富。唐孟棨的《本事诗》、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敖陶孙《臞翁诗评》、严羽《沧浪诗话》，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明王世贞《全唐诗说》、胡应麟《诗薮》等都是有名的专著。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则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全面研讨唐诗，为建立唐诗学作出巨大贡献。今人的研究专著，有闻一多《唐诗杂论》、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任中敏《唐声诗》等。

白居易当时时代环境的简介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河南巩义燃绝]县令，与当时的新郑[属河南]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白湟十分喜爱，就举家迁移到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2月28日）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在东郭宅降生了。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属河南]，享年75岁。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白居易生平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世慧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宇航局、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搜段答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

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进行劳逸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自无常冥使吧）关盼盼原是徐州名妓，后被徐州守帅张愔纳为妾室。白居易远游徐州，张愔设宴款待他，席间，还让宠妾关盼盼歌舞助兴，白居易大为赞赏关盼盼才艺，写下了“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诗。两年后张愔病逝，姬妾们作猢狲散，只有关盼盼难忘恩情，移居旧宅燕子楼，矢志守节，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一晃，十年过去了。白居易听闻了关盼盼守节一事，认为她既已坚持这么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贞节烈妇的名声，成就千古美谈呢。于是提笔作诗，托人转交关盼盼只见上书：

黄金不惜买娥眉，

拣得如花四五枚，

歌舞教成心力尽，

一朝身去不相随。

关盼盼看到这首诗，立刻大哭一场。她之所以不死，是唯恐别人误会张愔自私，让爱妾殉身，反辱没了张愔名声，所以苛延残喘，偷生了这些年，而白居易竟以诗作讽，逼她殉夫，怎不悲愤？性情贞烈的关盼盼在十天后绝食身亡。一个出身风尘的女子，本来就无法以忠诚贞洁来要求她，就算良家妇女为亡夫守节，也只是个人选择，或取决于夫妻感情。

像关盼盼这样痴情重义的，只能说是张愔的福分，遇上一个知恩图报情深意切的女子。注意，关盼盼守了十年，而不是一年半载地摆摆姿势，沽名钓誉。

惨淡哀戚地活十年，不是更难于一死了之吗？但是，向来都很悲天悯人的白居易不仅不同情她的境遇，还狠推一把，认为她应该自杀殉情，用粗暴的男权主义给她指出一条绝路，译成口语就是，你怎么不去死？

殉葬这种事有多么不人道，已不用再三论证，而殉情，完全要看个人意愿，你死了，我也无法独活，那我们就一起去。可白居易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呢？

吃人的礼教终于生吞了关盼盼，她临死前念了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你白居易稚若幼童，怎识得我冰清玉洁。

她以自己高贵的死，回敬了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听闻死讯也大为后悔。若干年后，他归隐洛阳香山，心知时日不多，就遣散了侍姬樊素与小蛮（其实这是白又反下的第二个错误，两个小妾本就命苦，又已是“残花败柳”之身却被老白扫地出门，老白看来是没想过她们其实也是也自己一样的人），不想她们重蹈关盼盼的悲剧。

白居易逝世时，时年75岁。葬于龙门山。他去世后，唐宣宗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

理论: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唐朝的诗歌有哪些

唐朝诗歌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初唐诗歌

王昌龄《从军行》唐建国后的近百年期间，习惯上称为初唐。这一时期齐梁诗风逐渐改变，新的诗歌形式正在形成，为盛唐诗歌百花争妍局面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初唐诗坛歌功颂德的宫廷诗势力很大，诗歌创作处在陈隋余光返照之下，御用才人学士如虞世南、上官仪、宋之问、浓佺期等，大量制作点缀升平、应制颂圣、艳情唱酬之作。“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踏上诗坛，才初步摆脱了齐梁诗风的影响，扩大了题材的内容，由宫廷走向市井，开启了一代新风，促使诗歌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王勃擅长五律、五绝和乐府诗，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不仅抒发了对友人的深厚情谊，更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一反赠别诗的俗套，使人耳目一新。

杨炯的边塞诗《从军行》，描写了边塞的苍凉和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为国立功的壮志。卢照邻善于写长篇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反映了长安的风气和盛况，对上层权贵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给予了深刻的揭露。骆宾王的五律《在狱咏蝉》，借咏蝉以抒发世道艰险、高洁受冤的深切感慨，技艺高超，不同凡响。总之，四杰的创作奠定了五律的基础，发展了七言歌行，不仅给唐代诗坛带来了生气，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以后唐诗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佺期、宋之问原系武则天的御用文人，他们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宫廷应酬之作。沈、宋对诗歌的贡献，主要是在声律方面，他们最后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使五、七言律诗形式得以定型，使以后作诗的人有明确的规格可以遵循，这在诗歌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陈子昂是唐代诗歌的卓越革新者，他在唐代诗坛上首先竖起了诗歌革新的大旗，主张继承建安、正斗亏始时期诗歌的现实内容和雄健风格，用以抵制和扫荡齐梁以来的浮靡习气，这样以复古为革新，从理论上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他的创作实践，也体现了其文学主张，显示了创新的实绩，代表作《感遇诗》38首风格遒劲，寄托深邃，或讥刺时政，或倾诉理想，或抒发孤愤，绝无浮艳气息。《登幽州台歌》伤时感事，吊古悲今，思绪万端，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怀才不遇知识分子的遭遇，成为千古绝唱。在他的作品里，齐梁华靡的诗风已经廓清，所以韩愈指出：“国朝盛文章，子昂始商蹈。”（《荐士》）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

盛唐诗歌

李白身上浓缩了唐代诗歌的精神特质盛唐指的是开元、天宝这一时期，历时50多年。这个时期唐朝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达到了顶点，士大夫满怀希望，情绪乐观，游宦从军，极为活跃。现实生活的无限丰富与广阔，开阔了诗人们的眼界和胸怀。众多著名诗人同时出现使诗歌创作大放异彩，形成唐诗的鼎盛时期。盛唐诗歌的内容异常丰富，其中边塞战争和田园山水题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少诗人往往有一段边地从军的生活经历，他们描写边塞的雄奇景象，表达建功立业的理想，抒发爱国主义的豪情，反映征战生活的艰苦，揭露源磨统治者的穷兵雹销斗黩武和守兵将帅的骄奢腐败，开拓了诗歌题材的领域，加强了现实性。这类诗人中，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崔颢、王之涣最为知名，他们的作品气氛浓郁，情调悲壮，多采用七言歌行或七言绝句的形式。高适和岑参的边塞诗成就最高，唐代边塞诗派也被称为“高岑诗派”。

高适的代表作有《燕歌行》、《蓟门行》、《塞上》、《塞下曲》、《蓟中作》等；岑参的代表作有《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高适、岑参的诗以“悲壮为宗”，但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个性、文学思想和渊源等的差异，其诗作又有明显的差异：“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王士祯《师友师传续录》）。高适善于反映战士和农民的疾苦，暴露现实，笔调严谨，直抒胸臆，以常语感人；岑参擅长讴歌胜利，描绘奇境，抒发豪情，寓情于景，以奇语动人。王昌龄在当时有“诗家天子”之称，除边塞诗外，宫怨、送别诗也写得很好。他又是七绝圣手，能以精粹的语言表现丰富的思想感情，意味深长。

盛唐时期以题咏山水景物和田园生活著称的诗人不少，主要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祖咏等，其中以王维、孟浩然成就最高。王维的代表作有《渭川田家》、《终南别业》、《鹿柴》、《竹里馆》、《渭城曲》、《山居秋暝》等，这些都是“诗中有画”的山水诗，显示了这一诗派在唐代的重大发展。仅仅把王维说成是“山水诗人”是不全面的，他还有不少其他题材的篇章，如《陇西行》状边防的紧急，《老将行》鸣慷慨不平、表爱国热忱，《观猎》写边塞壮观、将军豪兴，《相思》抒送别、相思情意，都无不内容健康，艺术精湛，堪称名作。孟浩然与王维并称，他的山水田园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过故人庄》、《春晓》等，色彩清淡，意境深幽，独具特色，备受人们广泛传诵。

标志着盛唐诗歌最高成就的，是李白和杜甫，李白是伟大的粮漫主义诗人，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们的创作不仅是唐代诗歌的高峰，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李白现存诗900多首，内容丰富多彩，其名篇多半成于安史之乱前，亦有一部分作于变乱发生后，其中有对黑暗政治的深刻揭露，有对叛乱势力的严厉斥责，有对民生疾苦的真实反映，有对拯物济世的宏伟抱负的抒写，有对个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有对爱情和友谊的讴歌，也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从多方面反映了唐王朝由全盛向衰败转折期的社会生活与时代心理。

安史之乱前的代表作品有《长干行》、《蜀道难》、《子夜吴歌》、《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战城南》、《将进酒》、《远别离》、《北风行》、《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安史之乱后的代表作品有《古风•西上莲花山》、《永王东巡歌》、《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李白的诗歌，内容博大精深，感情一泻千里，理想主义、叛逆精神和英雄气概构成浪漫主义的思想基础。善于运用豪迈、热烈、夸张的语言，借神话传说而极力驰骋幻想，创造出壮丽奇谲的意境和巨大的艺术形象，形成了放浪纵恣的独特艺术风格。总之，李白极大地开阔了诗歌的美学境界，发展了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及其表现艺术，登上了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的光辉顶点。

徐燕孙《兵车行》据杜甫同题诗意而做较李白稍晚，以诗歌反映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社会现实的，是与李白齐名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李白的诗歌主要是安史之乱酝酿时期的写照，而杜甫的作品则为动乱时代的“诗史”。安史之乱前，杜甫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杰作，揭露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荒淫、政治的腐败、剥削压迫的深重，并深刻地表露了自己对时局的隐忧。安史之乱后，他饱经离乱之苦，又写了《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羌村》、《北征》、“三吏”、“三别”等名篇。后来在逃难和流浪中，又写出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岁晏行》等佳作。杜甫的诗忠实地记录了国家的变乱和人民的苦难，对受迫害者寄予了深挚同情，成为后来白居易等人倡导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他善于把时事政治和个人身世遭遇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有生活场景的典型概括，又有主观情感的浓烈发抒，熔理、事、情于一炉，包孕深闳，形成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在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始于周代民歌，两汉乐府民歌和建安诗歌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这一现实主义的传统却未能得到进一步发扬，直至初唐陈子昂横扫齐梁诗风，倡导汉魏风骨，现实主义诗歌才略有起色。总结并发扬中国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这一伟大历史任务，是由杜甫来完成的，他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杜甫诗歌历来被称为“诗史”，它们确实是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杜甫和李白是唐代诗坛上两颗最灿烂的巨星，他们的创作实践为文学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唐诗歌

《暮江吟》白居易所作，属于“杂律诗”中唐时期指从代宗大历六年到文宗太和末年的60多年。中唐前期，元结、顾况等人继承了杜甫的批判精神，写了一些现实主义诗篇。元结主张诗歌要发挥“救世劝俗”的社会作用，达到“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的政治目的，这正是白居易现实主义诗歌的先声，他的《悯荒诗》、《贫妇词》、《舂陵行》等篇都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刻同情。刘长卿和韦应物沿着王维、孟浩然的道路，在中唐以山水诗见称。刘长卿长于近体，五言犹多，被誉为“五言长城”。韦应物的诗风格清新，长于五言，七言绝句有创新，如《滁州西涧》只几笔便点染出一幅境界清幽的风景画。李益则继承了盛唐边塞诗的传统，歌咏戎旅生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氵韦}、夏侯审、李端十人，被称为“大历十才子”，他们的诗歌内容贫乏，但技巧比较圆熟，其中钱起、卢纶、韩翃稍有点名气。唐诗经过了一段低潮之后，出现了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领导的新乐府运动，把唐诗创作推向新的高潮，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

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观刈麦》、《重赋》、《杜陵叟》、《卖炭翁》、《缭绫》、《轻肥》、《歌舞》等，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白居易的感伤诗以《长恨歌》和《琵琶行》最著名，这两首长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了很高成就。杂律诗在白居易诗作中数量最多，其中有价值有是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写景小诗，如《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暮江吟》等，以白描手法，寥寥几笔就勾画出生意盎然的境界，历来脍炙人口。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作，还总结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著名论点，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求“惟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这一系列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对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有张籍、王建、元稹、李绅等。张、王乐府成就最高，元稹在新乐府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较大，李绅的《悯农》二首是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历代传诵的佳作。

韩愈、孟郊是中唐另一流派的著名诗人，他们对现实不满，对人民表示同情，写诗的遣词、布局上花了不少功夫。韩愈的诗雄健美操、壮丽而散文化，《八月十王夜赠张功曹》、《山石》、《调张籍》都是名篇。孟郊的诗造意深远，风格奇警，一曲《游子吟》，感动万人心。刘禹锡才力雄健，有“诗豪”之称，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等诗语言生动，风格清新，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唐以新面貌出现，李贺是突出代表，他一生以诗为业，为了作诗，呕尽心血。他想象丰富，构思奇巧，遣词命意新颖独到，《李凭箜篌引》、《金铜仙人辞汉歌》、《致酒行》、《雁门太守行》等名篇，形成一种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浪漫主义的风格，在中唐诗坛、乃至整个诗歌史上，他都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天才诗人。

晚唐诗歌

杜牧《秋夕》晚唐时期指文宗开成初年到唐朝灭亡的70年，这一时期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反映在诗篇里，感伤颓废的情调和藻饰繁缛的风气逐渐增浓。晚唐前期的代表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被称为“小李杜”。李商隐很有艺术才华，是晚唐的大家。无题诗是他的独创，他借香草美人以寄托感慨，但主要内容是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和相思的痛苦。这些无题诗表现了诗人在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生活追求中的复杂感情和细致心理活动，深情绵邈，微婉蕴籍，情景迷离，辞藻瑰丽，闪烁着迷人的光采，能扣动读者的心弦。如“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首诗是写在礼法限制下恋爱不得自由的心灵悲剧，千百年来特别引人动情，主要是因为它蕴含的情感细腻而深沉。

杜牧的诗歌往往流露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也有的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他的《过华清宫》、《江南春》、《赤壁》、《泊秦淮》等七绝，情调爽朗，辞采华丽，寓意隽永，备受后人赞赏。七律也有不少名篇，《早雁》用比兴托物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他的写景诗如《长安秋望》、《山行》、《观涛》等都是难得的上品，至今传诵不衰。杜牧作诗“不务奇丽，不涉习俗”，在华艳纤巧的晚唐诗风中，能够保持明朗俊爽的独特艺术风格。

与李商隐齐名的还有温庭筠，才思清绮，词采秾丽，时称“温李”。其五、七言古诗师法李贺，或寄吊古兴亡之慨，或写边塞荒寒之风物，或述田家务农之劳苦，颇含悲凉之意。《商山早行》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流传千古的名句。

到黄巢起义前后，较能反映当时尖锐社会矛盾的，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陆龟蒙、罗隐等诗人。皮日休的《橡媪叹》、杜荀鹤的《山中寡妇》、聂夷中的《咏田家》、陆龟蒙的《村夜》二篇等，都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战乱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语言通俗易懂，有较高的思想性。

晚唐后期40多年间，唐诗日渐衰落，出现了一些沉湎于歌舞声色或隐遁于山水田园的诗人，如韦庄、司空图。韦庄的《古离别》、《台城》在艺术上较有成就，却流露出浓厚的凄惋感伤的末世情调。司空图的诗则主要是写山水隐逸的闲情，内容单薄，有形式主义倾向。

历史上的李后主

李煜(937～978)五代词人。南唐国君。字重光,初名从嘉。徐州(今属江苏)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人。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建隆二年(961)继位，史称后主。38岁时,宋师长驱渡江，迫围金陵，明年城陷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

南唐在中主后期，已称臣于宋。李煜在位时，一直卑屈事宋，岁时贡献，府藏为之空竭。但他仍不思振作，浮华奢侈，迷信佛教，终于为宋所灭。他在政治上是庸驽无能的皇帝，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工书法、善绘画、精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的造诣，词的成就尤高。

李煜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他降宋时作为界线。前期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出色的技巧,但题材较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飞轻雾"等；也有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写景抒情，融成一片，比较健康可读。到了后期，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茄派肆忆，"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王铚(钅+至)《默记》)，使他的词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期。〔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反映了他身世与词风的转折。《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无言独上西楼"等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主要抒写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颤轿界。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羡旦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詹安泰的《李璟李煜词》,注释颇详。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十余里的地方，有个村子叫孙李唐庄。故老传说，当年李煜被俘入汴，宋太祖赐宅于斯，宋太宗又赐毒药于斯。所谓孙者，乃逊也，此为李唐逊位之所居。人事沧桑，久经变迁。而今的孙李唐庄，小桥流水，棘篱土院，昔日幽居的小楼早已不复存在了。

^^谁能役役尘中累

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按照嫡长子袭位的封建传统，他绝对没有做皇帝的希望，而且他自己也丝毫不作这样的奢想。他的本志大约就是要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墨客，或者做一名经纶满腹的高人隐士。天性儒弱多病，喜文厌武。在其性格构成的诸多因素当中，他更多地承继了父亲李璟的风范。“后主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他又知音律，善词章，工书画。书学柳公权，十得八九。曾作颤笔樛曲之状，道劲如寒松霜竹，人谓金错刀。又，每常写大字的时候，弃笔不用，唯以卷帛书之，上下左右皆如人意，世谓撮襟书。其画则以翎毛墨竹最为擅长。老于霜皮，烟梢露叶，披离俯仰，宛若古木，自有一派清爽不凡的神韵。他藏书甚富，读书也多。据说，宋太祖平定江南，从金陵馆阁得书十余万卷，且校勘精审，编秩完具。这在五代十国那个极度动荡的年代，是十分难得的。那么，在诸书当中，他潜心钻研的是什么呢？旧臣徐铉讲过这样一件事：“（煜）尝从容与近臣曰：‘卿辈从公之暇，莫若为学为文；为学为文，莫若讨论六籍，游先王之道义。不成，不失为古儒也。’”巳御制杂说序》）可见，儒家的经典著作是他常修的功课。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的思想并没有为传统的儒家学说所束缚。圣人不是讲“立言、立德、立功”吗？他却只要“立言”，于德治、武功，没有多少兴趣。圣人不是说过“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吗？他并不以“达”为意，也不想为天下黎庶承担什么责任，他一心只要“独善其身”。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身处封建社会的乱世，正如五优十国其他上层文人那样，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根基实际上在他们精神上已经解体，已经动?7直览胛龅氖贝��罹菡�ǖ某�∑槐＃�际顾�侨狈φ�谓�≈�摹＜臣彻司埃�植患啊W非笙质揽旎钍侨嗣瞧毡榈男睦硖卣鳌！袄湫η鼗示�堵裕�擦婕��嗍毖病！薄八�芡锻冻局欣郏�昂嫌懔�骨棵�！弊嗍蓟省⒅苣峦酰�淙恍凼犹煜拢���暮＃��钟惺裁纯上勰降哪兀慷槿氤就��校�荒苁亲匝翱嗄铡M蚬诺酵分找凰溃�罂刹槐匚�诵槊�胬痛嵝牧Α！耙救迷略谑郑��》缏�场！扒阃敫��伲�钬吹菰氨觥！鼻疲≌馐嵌嗝吹淖栽阡烊鳌！白猿鼋嚎猓�氖枥�弧1桓感种�裼��秩赵乱橛庞巍K甲烦残碇�喑荆�赌揭钠胫�咭濉！保ā都次簧纤翁�姹怼罚┑睦铎暇褪钦庋�枋鏊�嗌倌晔逼诘纳�詈屠硐氲摹?

另一方面，是李煜长兄弘冀的猜忌。史载，弘冀为人沉厚寡言，刚毅果断，常州一战，大败吴越兵，以战功被围立为太子，参决政事。但是，他的某些举动屡进李璟旨意，璟遂起废立之意，弘冀就暗地派人把叔父景遂毒死了。弘冀于自已的同胞兄弟能否相容呢？未必。现传李煜的两首《渔父》词隐约透露出一些消息：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波有几人。

一槕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据传，这两首词题在南唐卫贤所画《春江钓奥图》上。词中歌颂的渔隐生活明显地带有作者的主观情绪，当是他受长兄猜忌而希求避祸心理的真实写照。煜生有奇表，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这种相貌当也很容易召致弘冀的忌根。大舜、项羽不都是重瞳于吗？一个是圣人，一个是英雄，李煌焉能是等闲之辈？不管弘冀意下如何，李煜为自身计，当亦会竭力躲避政治的。他自号钟隐，又别称钟山隐士、钟蜂隐者、莲峰居士，明确表示自己无意朝政。事实上，他也从来汲有想过一生要成就什么政治大业，他一心只要做个文人才子，他的最大希求只在于成就自己的文学才干。如此而已。

^^天教心愿与身违

历史对人生耍弄了又一个悲剧。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太子弘冀毒杀晋王景遂不久，自己也死了。李煜的其他几个哥哥也都早卒。煜以次改封吴王，以尚书令知政事居东宫。宋太祖建隆二年（961），立为太子。同年李璟病亡，遂即位于金陵。年仅二十五岁的李煜硬是被历史推上了政治舞台。此时的南唐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早在周世宗显德五年，李骤就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奉周正朔，尽献江北郡县。璟还给周世宗上表，卑称与周“外虽君臣，内若父子”，随贡金银布帛若干。嗣后，宋代周。慑于大国的威严，璟继续进贡，岁费数万计。据《通鉴》记载：“南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于周，岁时贡献，府藏空竭，钱益少，物价腾贵。去年铸当十大钱及当二钱文。”内优外患，风雨飘摇。一种亡国的紧迫感沉重地压在李煜心头。想振作，想图强吗？谈何容易！以乃父之英武明断，尚不能保社稷于不衰，自己这个懦弱文士又怎能挽狂澜于既倒？大厦将倾，李煜不仅没有拯救危局的魄力和才能，甚至连这个设想都不曾出现过。“外示恭俭，内怀观望。”这是他做皇帝十五年所奉行的基本国策。即位当年，他就给宋太祖上表奏称：“既嗣宗访，敢忘负荷。惟坚臣节，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辄萌异志，岂独不尊于祖祢，实当受谴于神明。方主一国之生灵，遐赖九天之覆盖。”他希望以自己的一片赤诚，换取宋太祖的宽容之心：他主动削去唐号，称江南国主，请罢诏书不名，贬损一切制度；宋使来唐，他衣紫抱，去瓯吻；他每年从国库拿出大量财物贡宋，名定曰助祭、助葬，名之曰犒师、买宴、贺节令；他还奉宋旨意，写书与南汉主刘鋹，约与俱事宋。开宝六年（973），宋卢多逊来求《江南图经》，李煜深知这是宋将南伐的前奏，但他还是令人抄录一本送去了。宋于是熟知江南十九州屯戍远近，户口多寡，为用兵做好准备。同年，南都留守林仁肇，密言后主，劝他乘宋疲于征讨之时，出师寿春，以复故境。为了替后主起兵作开脱，林甚至说：“兵起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事成国家飨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预谋。”后主胆量毕竟太小了，对此他竟不敢信从，而且听信谗言把林酸杀了。是年，内史舍人潘佑有感于国运衰弱，用事者充位，愤切谏言，连上八疏，词穷理尽。后主大怒，以为是其友李平所激，杀平，佑自刭。佑所上表章说：“陛下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万助收河东，因率官朝觐，此亦保国家之良策也。”这话说得十分剀切。于宋，李继既不敢稍事违抗，又不甘心俯首贴耳前去朝觐。他存的是侥幸心理。南唐晚亡一天，似乎他这个嗣主便算尽到了义务，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李煜太天真了。“天下一家，卧提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开宝七年，宋太祖遣李穆为国信使，持诏约煜同阅牺牲，且谕以王师将讨，宜早入朝之意，煜以疾辞。王师将临，煜大失所望，他回报说：“臣事大朝，冀全宗把，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于是修葺城堡，教习战船，开始备战。第二年，宋与吴越会师围金陵，想欲尽室自焚不得，遂率百官亲属肉袒出降。

十五年的屈辱难堪，李煜如何取得心理上的自我平衡呢？放纵性情，耽于声色。作为一国之主，他不仅具有无比优越的物质条件，而且也无须顾忌什么，大可任情而动，随意而行。还是读一谈他这一时期写下的小词吧：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负溜，酒恶时拈花策嗅。别殿遥闻萧鼓奏。（《浣溪沙》）

那些因春伤怀，感秋落泪，长夜欢饮，宫帷调情，李煜一一写来，勾勒刻画，有情有韵。他这些作品，与其说写尽了风流缱绻，勿宁说是于温馨香软之中寻求一种精神慰藉，寻求自己在政治生活中那被严重扭曲了的自我意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大小周后的爱情。大周后，小字娥皇，大司徒周宗的女儿。十九岁与煜成婚。煜即位，立为皇后。周后精音律，善歌舞，通书史，至于采戏弈棋，也无不绝妙，可称得上是五代时期的一位才女。据说，唐代的《霓裳羽衣曲》，至五代已经绝响，煜得残谱，周后与之变易讹谬，去繁定缺，遂清越可听。今传《玉楼春》词正记此事：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丝策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

上片写春殿歌舞的盛况，下片写踏月而归的兴致，夫妻双方都陶醉在艺术创造的天国里。

李煌与周后情好甚笃，只有在与周后的吟商咀羽之中，他才完全意识到了自我价值的存在，才真正体尝到了人世间爱的幸福和甜蜜。周后一死，李煜的悲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昔我新昏，燕尔情好。媒无劳辞，筮无违报。归妹邀终，咸爻协兆。他仰同心，绸缪是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终往告。呜呼哀哉！”他除了作诔作词而外，还有八九首诗，发抒同样的感情。即使在周后亡故多年之后，李煜仍然触物伤怀，不能自持，这在古代君王的艳史之中是独一无二的。

历来有异议的是他利小周后的关系。陆游《南唐书·后纪传》说：“或谓后寝疾，小周后已入宫中。后偶事幔见之，惊曰：‘汝何日来？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对曰：‘既数日矣。’后患怒，至死面不外向。放后主过哀以掩其迹云。”马令《南唐书·后妃传》又经：“后自罗惠殂，常在宫中。后主乐府词有‘衩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道类，多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对他们二人的关系，我们无意深究。应该看到，李煜作为一位帝王，妻死易人，他无须故作姿态；以李煜性情之率真，他也不会装腔作势。我们不能因为南唐在李煜时代灭亡，就说他是荒淫无道；我们也不能因为历史上的英武之君建立了功业而原谅他们私生活的放荡。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李煜的亡国，不亡于浪漫多情，而亡于政治上的软弱和低能。

^^一旦归为臣虏

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正月，李煜等一行人被押至汴梁（今河南开封），煜白衣纱帽待罪明德楼下。宋以他屡召不降，又起兵抗拒，封之为违命侯。同年，太祖死，太宗即位，改封陇西公。早在开宝四年，宋太祖就在汴京城南修造了礼贤馆，其目的是为了招煜来降。后赐钱俶。觐见之日，太祖又赐煜冠带器币若干。太平兴国二年（977），煜自言家累之重，太宗命增给月俸，另赐钱三百万。煜心情抑郁，务为长夜饮，宋宫每日供酒三石。作为降王，宋帝在生活上并没有难为他。但是他们却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并且百般凌辱他的人格和尊严。《宋史·世家》：“太宗尝幸崇文院观书，召煜及刘提令纵观。谓思日：‘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册多卿之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煜顿首谢。”掠夺了人家的藏书，还询问人家读书与否，这是侮辱，是对人的自尊心的有意挫伤，又，宋王铚《默记》引龙衮《江南录录》“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驾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明人沈德符《野获编》又谓：“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曰：‘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其事虽贞传闻，也未必毫无根据。若属实，这当又是奇耻大辱，李煜残破的心灵再次受到重创。羞愧，恼怒，痛恨，后悔，种种情感奔腾汹涌，他再也不能沉默了：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

这恨是那样深长，那样强烈。他无法摆脱，剪不断，理还乱。他有时拼命饮酒，为的是暂时麻醉一下痛苦的神经，但酒力一过，哀愁忧苦又一齐涌来；他有时又寄情梦幻，一饷贪欢，而一梦醒来，终究是幽凄寂寞。“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他只有用笔，用颤抖的心音，填写一首又一首小调，长歌当哭。

然而，他的心情有时又显得异常的平静。在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巨变之后，他又认真地进行着忏悔：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风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官娥。（《破阵子》）

家国是父祖开创的，山河又自来美丽多姿，自己哪里认得干戈剑戟呢？“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人生的幼稚，性格的软弱，难道就能葬送一个国家吗？然而事实正是如此。一旦有变，国亡家破，千古蒙羞，那难堪真是难以表述。他为自己的无能感到内疚，他为错杀了潘佑、李平感到后悔，他为故国的沦于己手感到不安，他也为城破之时没有及早自尽感到心酸。真的，活着倒不如死了，以自身的鲜血洗刷掉昏聩、懦弱和无能。乐不思蜀的刘禅不是享尽天年了吗？是的，他人虽然活下去了，但灵魂早已死亡。仰人鼻息，寡廉鲜耻，那才是真正的昏君。李煜不当属于这一类。他有笔，富有文学才华，他可以用乐府歌辞来发泄愤值心音，来反抗凌辱和摧残，来恢复自己被扭曲了的人性和尊严。人生悲剧的命运和艺术家的美学追求完美地融汇在一起。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七夕之夜，李煜四十二岁生日。他命前妓在小楼作乐，含泪歌唱了这首《虞美人》词。声闻于外，太宗大怒，遂派人送药把他毒死了。李煜之死，自有其悲壮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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