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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体现内在美的经典人物形象
经典文学作品
经典文学作品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最能表现本行业的精髓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完美的文学作品。最能代表这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经典和精品是有区别的，精品只是指作品的质量，而并不需要有经典所据有的其它特性。所在行业的精品，或者说是一个时期里的精品。具有代表性质和意义。
目录
1特点
2中国文学
2.1古典文学
2.2近代文学
3外国作品
4赏析
4.1中国名著
4.2欧洲名著
1特点
较多读者
通俗性
跨时代性
言近旨远
启发教育性
涉及人类生活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2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
文学介绍
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语言艺术，是文化中极具强烈感染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灿烂光辉的经典性作品或优秀作品，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中国古典文学有诗歌、散文、小说以及词、赋、曲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呈现出多姿多彩、壮丽辉煌的图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对传统文化更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诗经》与先秦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此一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即先秦散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也迎来了文化光辉灿烂的时代，尤其是儒、墨、道、法几家学说，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楚辞汉赋
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样式之一。辞因产生于战国楚地而称楚辞；赋即铺陈之意，以“铺采摛文”“直书其事”为特点。两者都兼有韵文和散文的性质，是一种半诗半文的独特文体。结构宏大，辞藻华丽，讲究文采、韵律，常用夸张、铺陈的手法。
魏晋文学与南朝文论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摧垮了东汉王朝，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曹操、刘备、孙权三分天下。曹操力量最强，在文学方面成就也最大。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所谓“三曹”即指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七子”即指汉末作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均能文善诗，且与曹氏父子关系密切。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俊才云蒸”的时代，大量作家和作品涌现出来，使各种文体都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诗歌方面打破了汉代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从这时开始兴盛，七言诗在这时也奠定了基础。历代文学评论家都把建安时期看作文学的黄金时代。
唐诗、宋词、文与传奇小说
唐文学的繁荣，表现在诗、丛备文、传奇小说的全面发展上以及作者众多而大师辈出上。初唐以四杰为代表：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盛唐主要有山水田园诗：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浪漫主义诗：以李白为代表；现实主义诗：以杜甫为代表；边塞诗：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中唐诗以李贺、白居易、贾岛为代表。晚唐诗以李商隐，温庭筠为代表。唐宋八大家中，唐朝的渗瞎毁有两位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唐传奇小说代表：沈既济《任氏传》；陈玄佑《离魂记》；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李娃传》；蒋防《霍小玉传》；元稹《莺莺传》。
道统与文统紧密结合，使宋代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宋词分为北宋词和南宋词，其中流派分为：婉约派：以李煜冯延巳君臣，晏殊晏几道父子，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为北宋代表，以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史达祖，蒋捷为南宋代表，婉约派是宋词主流。豪放派：北宋苏轼首创，由南宋辛弃疾发扬光大，两宋之交繁盛一时。主要代表人物有：苏轼，贺铸（北宋），辛弃疾，陈过，刘克庄，张元干，张孝祥以及后来的文天祥为南宋豪放派代表。另外还有格律派：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史达祖为代表；朦胧派：吴文英；辛派：辛弃疾，陈过，刘克庄，张元干；姜派：姜夔，吴文英。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有六位代表人物：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此外，戏剧、说话神闭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元戏曲和明清小说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常被当作街谈巷议之言；戏曲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因此，小说和戏曲起步较晚，直至元、明、清才迅速发展起来，一些伟大的作家与作品相继出现，戏曲方面，如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等，都是不朽之作；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也均为文学珍品。《红楼梦》更是纪念碑式作品，它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并足以和世界许多知名的小说媲美。
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在不断发展着，但却表现出异常稳定和凝固化的特点，与西方文学相比，统一性和单一性相当明显。这种特点是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学大部分在封建社会的小生产土壤中产生，几乎一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在重视文化思想、并对之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发展。所以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联系相对说来较少，大部分时间处于封闭的环境中，除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外，总的说来与宗教的关系相当疏淡。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凝重稳健的性格。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的重大变化，这种性格开始打破。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诗文，到清代中叶，大都由于因袭旧艺术形式、缺乏新思想内容而走向末路。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本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弱点，文学上出现了龚自珍、黄遵宪等为代表的开明派；戊戌变法运动前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梁启超、黄遵宪等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张，要求“崇白话而废文言”，号召革命的政治小说也相继产生，例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都是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谴责小说。
代表作品：
《诗经》《离骚》《九歌》《九章》《天问》《九辩》《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
《论语》《老子》《战国策》《礼记》《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盐铁论》《汉书》《史记》
《三国志》《搜神记》《诗品》《文心雕龙》《阳春白雪》《全宋词》《赵飞燕别传》《沧浪诗话》《贵耳集》《吹剑录》《全元散曲》《西厢记》《牡丹亭》《窦娥冤》《世说新语》《长生殿》《桃花扇》《聊斋志异》《隋唐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虞初新志》《全唐诗》《全五代诗》《花间集》《孽海花》《唐宋传奇集》《离魂记》《柳氏传》《太平广记》《柳毅传》《霍小玉传》《南柯太守传》《古文观止》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金瓶梅》“三言两拍”《儿女英雄传》《施公案》《三侠五义》《榴花梦》《笔生花》《艺概》
《饮冰室诗话》
近代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这时期的文学，已成为自觉、独立而又面向整个社会的艺术。它以改变文学语言为突破口（以白话代替文言），对文学的形式、表现手法、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变革，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还引进和创造了散文诗、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等新体裁，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化。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民族命运的关注，现代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成了新的文学主潮的思想基础。民族危机、知识分子的道路、农民的苦难、抗争与解放、武装斗争，是作品常见的题材。作家与读者有了更广泛而亲切的交流，而且也更广泛地吸取了世界文学新潮的营养。正是通过外来影响的民族化和文学传统的现代化，才创造出了新的民族文学，并成为现代世界文学的自觉成员。这时期的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批世界性的作家。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药》等富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小说及大量杂文，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最伟大的里程碑。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以他的作品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文学一方面发扬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传统，一方面又表现出新的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在更广泛更深刻的程度上与人民结合，积极表现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精神，努力反映社会主义时期中国人民新的生活风貌，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文学停滞时期，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文学又出现新的转机，大群新作家走上历史舞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和发展，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获得多方面开拓，文学内容也获得很大程度的深化，中国文学呈现了新的繁荣局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台湾省文学及港、澳地区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另一轨道上相对独立地发展，也为丰富祖国的文学宝库作出了贡献。
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1）第一时期为民国时期，即1949年以前，是文学的多元文艺复兴阶段。
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社会各种思潮流行，舶来文化冲击传统文化，中国文学的发展出现多元化，各类题材涌现，其中现代言情小说的发端鸳鸯蝴蝶派就出现在此时。正统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有“鲁郭茅巴老曹”六大家。晚清民国报纸兴起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上佳的舞台，报纸通过连载小说招揽人气，小说家通过报纸赚取稿费。近现代几乎所有著名的小说家最初都是从报纸上连载小说开始，从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到鲁迅再到当代金庸。
（2）第二时期为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即1976年以前，是文学的阶级斗争阶段。
这一时期的大陆文学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同时，这一时期的大陆文艺青年经历了重大的人生转变，命运的沉浮、多视角的阅历以及对价值的思考，为下一个时期的辉煌埋下了伏笔（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人生转变就在这一时期）。而在港台，这一时期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发展到了巅峰，分别产生了琼瑶时代和金庸时代。
（3）第三时期为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时期，即2003年以前，是文学的反思和蜕变阶段。
这一时期的大陆文学展现了强劲的生命力，文革结束，对外开放，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对过去的反思，对未来的向往，传统和新时代的撞击，使得文学界出现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以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等为代表文革后作家，在此期间创作了许多经典作品，莫言更是凭借在此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和影响力，在2012年获得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4）第四时期为2003年至今，是文学的“表性”网络文学阶段。
随着网络普及，网络文学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书写和传播模式，使小文学的发展更加多元，80后90后的生力军开始步入文坛并展现了惊人的创作能力。以起点为代表的武侠玄幻小说作者群和以晋江为代表的言情小说作者群（四小天后、六小公主、八小玲珑）的整体出现，标志着网络小说已经成为主流文学之外的又一创作主体。
代表作品：《子夜》，《倪焕之》，《金粉世家》、《啼笑姻缘》，《京华烟云》，《沉沦》，《背影》，《缘缘堂随笔》，《四世同堂》，《往事》，《上海屋檐下》，《边城》，《雅舍小品》，《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南行记》，《莎菲女士的日记》，《梅雨之夕》，《雷雨》，《围城》，《呼兰河传》，《白洋淀纪事》，《城南旧事》
《平凡的世界》，《浮躁》，《红高粱家族》，《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残〉〈秋收〉〈残东〉》，《不谈爱情》，《命若琴弦》，《穆斯林的葬礼》，《死水微澜》，《茶馆》，《伤逝》，《上海的孤步舞》，《金锁记》，《生死场》等等。
七部现当代爱情经典作品：
1、《穆斯林的葬礼》（霍达）爱情以及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是可以超越宗教和种族的，虽然在现实中经常会被扼杀，而正因为现实的残酷，才越发觉得这些东西的珍贵。一道门，隔着两个世界。当她的爱情来临的时候，她的生命已经开始一点点的走向终点……
2、《长恨歌》（王安忆）上海都市爱情精神史，一个女人一生的情与爱，被时代的变迁和男人的轮换交错编织着。三个男人分别涤荡着她的少年、中年和老年，每个人都留下了承诺，但每个人走了都没有回来，而第一个给她照相的男人，一生陪伴和牵挂，却没有得到她，也没有得到她的心……
3、《平凡的世界》（路遥）它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悄无声息的改变着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爱情观。在这平凡的世界里，那些绚丽的生命之花正在悄然地开放而并不为我们所知，平凡的世界令人感动，平凡的事和平凡的爱情，只要我们认真对待，积极对待，就不再平凡……
4、“三个城堡”——《边城》（沈从文）、《围城》（钱钟书）、《废都》（贾平凹）
《边城》：把那种原始自然的纯美的爱情寄托在一块世外桃源中，那种爱情就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围城》：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进来的人，个中玩味局中人才知，出去的人，满腹酸甜非过来人才懂……
《废都》：现代都市的金瓶梅，被禁17年，却是作者认定唯一能安妥他灵魂的书，所有人物均落下了可悲的下场，唯有那一座孤独的古城在世纪末慢慢的荒废，慢慢的荒废……
5、《白鹿原》（陈忠实）在抵挡不住的历史潮流下，在一个村庄和一片麦田地里发生的爱恨情仇。三个女性分别演绎了为结婚而结婚、为本能爱情而结婚和为某种崇高目标而结婚三种模式。从中也可窥见，生在那个年代里的爱情，是多么难以言说……
6、《山楂树之恋》（艾米）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一个站在山楂树下等待她的穿着白衬衫的英俊小伙。只要你活着，我也还活着，若是你死了，那我就真正的死了。怎样的感情，把一个人的生命看成自己生命的延续？或许，纯洁的爱情要求的是适时的死亡……
7、《塔里木河》（木然千山）塔里木河是一条神奇的长河，充满魔力的长河，让人游曳其中就不想上岸的梦幻之河。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条这样的长河：它源远流长，它永不消逝，流淌着我们每个人的悲苦、欢乐、梦想与秘密。当你暮然回首，不经意间，发现它已流经千年，走过人事与沧桑……
3外国作品
代表作品
《变形记》[奥地利]卡夫卡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苏联]高尔基
《羊脂球》《项链》[法]莫泊桑
《变色龙》[俄]契柯夫
《战争与和平》、《复活》[俄]托尔斯泰
《双城记》[英]狄更斯
《莎士比亚全集》[英]莎士比亚
《对话录》[希]柏拉图
《荷马史诗》[希]荷马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美]马克.吐温
《红与黑》[法]司汤达
《草叶集》[美]惠特曼
《神曲》[意]但丁
《堂吉诃德》[西]塞万提斯
《浮士德》[德]歌德
《社会契约论》[法]卢梭
《包法利夫人》[法]福楼拜
《高老头》[法]巴尔扎克
《玩偶之家》[挪威]易卜生
《安娜.卡列尼娜》[俄]托尔斯泰
《呼啸山庄》艾米莉·勃朗特
《荆棘鸟》[美]考琳·麦卡洛
《飘》玛格丽特·米切尔
《绞刑架下的报告》伏契克，
《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译作《黑奴吁天录》和《汤姆大伯的小屋》[美]比彻·斯托夫人
《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和《笑面人》[法]雨果
《三剑客》[法]大仲马
《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
《茶花女》[法]小仲马
《基督山恩仇记》大仲马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老人与海》[美]海明威
《泰戈尔短篇小说选》[印度]泰戈尔
《死魂灵》（俄）果戈理
《罪与罚》（上下）[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双城记》[英]狄更斯
《麦田里的守望者》美]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路上》[美]杰克·凯鲁亚克
《热爱生命》[美]杰克·伦敦
《了不起的盖茨比》[美]菲茨杰拉德
《肖申克的救赎》[美]史蒂芬·金
《雾都孤儿》[英]迪更斯
《天使，望故乡》[美]托马斯·沃尔夫
《第22条军规》[美]约瑟夫·海勒
《裸体的午餐》[美]威廉·巴勒斯
《名人传》[法]罗曼·罗兰
《追忆似水年华》[法]普鲁斯特
《安徒生童话》[丹麦]安徒生
《在家的我》戴镕正四（7）
4赏析
中国名著
《三国演义》
作者：（元末明初）罗贯中
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
回数：共一百二十回
介绍：根据陈寿《三国志》，以及范晔《后汉书》、元代《三国志平话》和一些民间传说写成。现所见刊本以明嘉靖本最早，分24卷，240则。清初毛宗岗父子又做了一些修改，并成为现在最常见的120回本。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
《三国演义》故事开始于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结束于王浚平吴，描写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军事、政治斗争。文字浅显、人物形象刻画深刻、情节曲折、结构宏大。
元末明初，我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中国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的小说大家——罗贯中的椽笔诞生并风行于世的。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三国演义》刻画了近20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历史上是“宁我负人，休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
罗贯中（1330年一1400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据传说，罗贯中曾充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他还创作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戏剧。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浒传》后三十回也是其所作。
《水浒传》
又名：《忠义水浒传》、《江湖豪客传》
作者：（元末明初）施耐庵另外，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浒传》后三十回
是罗贯中所作。
明高儒《百川书志》著录其所见本，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是施耐庵所作，王圻《续文献通考》认为是罗贯中所作。
《水浒传》介绍：作者在《宣和遗事》及相关话本、故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全书以描写农民战争为主要题材，塑造了李逵、武松、林冲、鲁智深等梁山英雄，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故事曲折、语言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版本：《水浒传》在流传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本子。现在所见的，主要有100回本、120回本和70回本。100回本在“招安”后，有“征辽”和镇压方腊起义等情节；120回本又插增了镇压田虎、王庆的情节。后金圣叹将此书删改，去掉了招安及以后的事，称为70回（实为71回）。
施耐庵（1296～1371）名子安（一说名耳），又名肇瑞，彦端，号耐庵。籍贯：兴化白驹场人(今属江苏)。祖籍泰州海陵县，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后迁居当时兴化县白驹场（今江苏省大丰市白驹镇）。
苏州城阊门外，怀胥桥北施家巷有一户施姓人家，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的后裔。这一支传到施耐庵的父亲已是十四世。元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施家添了一个男丁。一位老秀才给婴儿起了个名字，叫彦端，意思是这孩子长大了，定是位行为端正的才子。这个襁褓中的彦端，就是后来写出千古名著《水浒》的施耐庵。施耐庵7岁时，家里贫穷，无法上学。但他聪明好学，经常借书看，请邻居教，有时还到学府去旁听。就这样，他读了《大学》、《论语》、《诗经》、《礼记》等许多书。13岁时，已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对答如流，下笔琳琅。一次，邻居老人病故，约请在浒墅关教私塾的季秀才来写祭文。季秀才未能及时赶到，别人就提议让彦端试试。耐庵少年气盛，欲显其才，也不推让，走过来一挥而就。后来，季秀才看了这篇兼有稚气和才气的祭文，称赞不已。主动提出，带施耐庵到浒墅关去读书，并且不收学费。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施耐庵。施耐庵在浒墅关读书，十分刻苦，他不仅熟读诸子百家，而且各种书都去浏览。当时刊行的《大宋宣和遗事》，讲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杨志卖刀”等故事，引起了施耐庵的兴趣，他常常在课余阅读。还同小伙伴们一起舞刀弄棒，练习武艺。那时，苏州城里经常说唱些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同乐院燕青搏鱼》、《李逵负荆》等话本和杂剧，施耐庵有时也去消遣，对这些“仗义英雄”、“擎天好汉”流露出敬佩之情。
《浮士德》构思宏伟，内容复杂，结构庞大，风格多变，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炉，将真实的描写与奔放的想象、当代的生活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杂揉一处，善于运用矛盾对比之法安排场面、配置人物、时庄时谐、有讽有颂、形式多样、色彩斑驳，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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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那重写个
点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人物之虚实一讲到《三国演义》这部名著，大家一定会想到刘备、诸葛亮、曹操及臭名迢远的刘禅。在《三》中，作者把刘备写成仁义、宽厚、忠义，凡事“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的理想君主；诸葛亮写成贤能之人，智慧的化身，堪称“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曹操写成奸诈、阴险、自私的人，堪称“一代奸雄”；刘禅写成一位昏庸无能，白白断送刘备江山的第一罪人。但事实上，这些人物是否真的如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一样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从总体线索看，罗贯中是根据“尊刘贬曹”这思路去写《三》的，是尊从当时大多数人民希望有一贤能君王能统治天下，把这些思想寄要托于《三国演义》上。那么，历史上的刘备、诸葛亮、曹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根据《三国志-先主传》中所载刘备是比较粗豪的，车胄、蔡阳都是刘备杀的，督邮是刘备鞭打的，而鞭打的理由仅仅是求见不许，显然罗贯中是为了把刘备塑造成一名仁义君主的形象，而把事实给扭曲了。还有的就是刘备的“哭”，罗贯中就为给刘备塑造形象，无时无刻不写刘备的哭：“请诸葛亮，哭得衣襟尽湿”、“护庶民，刘备又是大恸”、“尊爱将，边哭边摔子”、“脱虎口，哭拜新娘子”、“白帝托孤，更是泪流满面”。作为当时群雄相争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刘备，竟如此多哭，这只能说是软弱无能，和人民理想的仁义君主扯不上半点关系，反而把刘备的“诡计”给写了出来，给完美的刘备抹上黑。最具体的是刘备投江欲自尽和摔子，在那种万分危机，生死存亡的时候，刘备不想办法反而装腔作势地要孝庆投河自杀。他知道将士们不会让他跳下去，自然有人把他抱住。可刘备这一哭，加上一个假动作，可把人心给完全收买了。再说摔子一事，人家赵云拚死救回阿斗太子，你刘备却把他摔在地上，这显然是太过份，但他这一摔一哭却又发挥它收买人和的作用，拢络民心，又折服了一批贤臣良将，心甘情为他争天下。就是因为刘备如此多哭，民间上就流传伍慎轮一句话：“刘备，刘备哭出一片天下来”。作者一再写刘备的哭，本来用意是要写刘备的仁慈，而实际起到相反的效果。
罗贯中写刘备，除了写他的仁义，宽厚，还有的就是能识人才，这以三顾茅庐具体表现出来，刘备第一眼见到孔明，见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已经对孔明很有好感，觉得他有才能，可以说刘备识腔信人才，以貌取人。这一点在遇到庞统时看出，“统见玄德，长揖不拜。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乃问统曰足下远来不易？统不拿出鲁肃、孔明书投呈，但答曰：“闻皇叔招贤纳士，特来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来阳县，缺一县宰，屈公任之”。由此可见，刘备只因庞统的貌丑，便不重用，他可知贤才求主，必求良主而事，绝不会把他的才能胡乱拿出来显示的（据民间传说，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也曾经求见刘备，他也因瑾貌丑而不重用，致使瑾投东吴）
如果有人问我谁是《三》中刻画得最完美的人物，那我会说：“《三》中刻画得最完美的人物非孔明莫属”，这位蜀国的第一功臣，为蜀国的基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至死方休，其精神在三国时代无人能比，他的智慧更无人能及，不出隆中能知天下事，运筹惟握于战场，他的决定永远是对的，但没想到，在街亭之战中，他做了一生人唯一的错误---错用马谡。虽然作者没把这件事删去，以提高孔明在人民心中的完美形象，但这更使孔明的真实性提高，至少他不是“神”。那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是不是完全符合史实呢？其实有一处就写得不太好，有虚构成份。那就是说魏延后脑生有反骨那段，诸葛亮对魏延的功劳不单没奖赏，还要叫刀斧手把他捆起要斩他，当刘备问他原因时他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诸葛亮的这番话完全是强词夺理，当时要是不杀韩玄，黄忠就要死，根本谈不上什么忠不忠；如果说献长沙是不义，，你派兵去给攻打它，更是不义。所以诸葛亮不过强加魏延一个罪名，其根本原因是脑后生有反骨，如果说魏延生有反骨就要反，那马谡又生有什么骨竟敢违抗军令状，你诸葛亮又为什么看不出？况且，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有会见造反的骨，说起来也太荒唐，令人难以置信。这都是罗贯中为了神化诸葛亮而添加的一些游戏之笔。但总体来说诸葛亮形象的真实与远非刘备形象可比。
《三国演义》中，有一位这奸诈的，残暴的、阴险的、狡猾的，性格每与备相反的奸雄。他，就是曹操。罗贯中对曹操这一形象是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种种恶德的代表，如“一讲曹操，曹操就到”表现出他的阴险，防不胜防。到近几十年，才有人对他形象作出平反，郭沫若认为曹操是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这是第一次对《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形象有了改变。
《三》中的曹操，有很多杀贤人，不听贤臣进谏的描写，如杀华陀，逼死荀彧，借罪杀杨修，拒谏等等；其实，一位如此残暴的君主，怎能统治中国北方呢？所以，曹操应是有眼光，有见地，善于识人用人，同时又带一点奸诈，多疑而已。郭嘉、张辽，荀或、张郃等都是当时的英雄好汉，良禽择木而栖。曹操不是有其优点，他们那会肯为他卖命。大家之所以憎恶曹操，其主要是因为罗贯中写他杀吕伯奢，其实，曹操并没有杀吕伯奢，据正史《魏书》所述：曹操投靠伯奢后，伯奢的家人来打劫曹操，出于自卫，曹操把他们杀了。这就说明，曹操的反面形象是罗贯中所塑造出来的。
最后，我要说说的就是刘禅，这位被喻为昏君代言人的刘禅，被古今多少人的唾骂，就连诗人也用诗来讽刺他，在《登楼》一诗曾写到“可怜后主祠庙，日暮聊为梁莆吟”说李豫当政像当年的刘禅。其实，刘禅如果真是一名绝对昏君，那在诸葛亮死后，他还做了二十九年皇帝，又作何解解呢？再说，诸葛亮、姜维的北伐都是经过刘禅批准的，说明他并非偏安巴蜀、希求苟安的昏庸之主。所以，我认为刘禅的确只能算一个守成不足的“庸主”，至于作者为何写刘禅写得那么昏，应该是想突出诸葛亮的重要性吧！
嗯，还有一篇
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和版本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是整个《三国演义》研究工作的基础。代表们就此开展的讨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罗贯中的生平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时间。会上主要提出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元初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于元代。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最重要的根据是南宋末年著名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名单中的高克柔应作高柔克，即创作《琵琶记》的元代著名戏剧家高则诚；罗贯中参照元代广泛流传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的三国戏而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代的一些《三国演义》刊本也明确地题署“元东原罗贯中演义”或“元东原罗贯中编次”。有的同志为此说提供了旁证，指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钱塘罗贯中本者，南末时人”；明王圻《稗史汇编》中的“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一句，从文字、训诂、语法、逻辑等方面来看，“宗秀”应为“宋季”之误，则王圻也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年人；此外，《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某些细节描写，正好反映了元代社会的某些制度和风尚，书中还有不少元代的“俗近语”。由此可见，《通俗演义》是元代作品。有的同志还进一步推论，它大约完成于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即至正元年(1341)到十一年(1351)之间，这段时间，罗贯中大约是四十岁至五十岁。
第二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说《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的罗本即罗贯中是可信的，他由于敬佩赵宝峰“道行于时，匡济斯民”的品格和其渊博学识而自居门人也是很好理解的；列入名单的三十一人，按照门人相互之间“序齿”的通例，是按年龄长幼的顺序排列的，第十一位的罗本处在第六位的向寿(约生于1310年)、第八位的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的王桓(1319年以前生)之间，那么，可以推算他的生年约在1315一1318年，卒年也可相应订为1385—1388年；至于名单中的高克柔，可以肯定不是高明(字则诚，著有《柔克斋集》)。这些同志再参照其他材料，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洪武四年(1371)之后；其时，罗贯中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通俗演义》的写作，而初步实现了安定统—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他完成这部巨著。有的同志还探讨了罗贯中与施耐奄的关系，认为施耐奄于1363年前后盘桓于苏州、钱塘，而罗贯中那段时期正流寓于杭州等地，1366年还在慈溪出现，他们的相遇是很可能的；罗贯中既参与了《水浒传》的写作，又独力完成了《三国志演义》。
第三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文学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是新安虞氏在至治年间(1321一1323)新刊的五种平话之一，全书约八万字，是五种话本中篇幅最长，写得较好的一种，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文笔也还相当粗糙、简陋。而《通俗演义》篇幅约八十余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它的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有的同志还进一步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部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因此，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之所以托名罗贯中，又在其名字前面冠以“元朝”字样，乃是有意把此书的时代提前，借以抬高它的声价；而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
(二)如何看待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
1980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出版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章培恒、马美信同志在该书前言中，对书中的小字注十分重视，把其中的“今地名”作为考证《通俗演义》成书时代的主要依据。他们认为，小字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因此，《通俗演义》写作“当至迟在元末而非明代之后”。在这次讨论会上，代表们围绕着小字注，讨论了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小字注是否出自作者本人之手?主要有三种意见：
(1)认为小字注大部分出自罗贯中之手，其中有的可能是在传抄过程中由抄者加添的。有的同志还指出：“此书的夹注不象后世评点家那种有纲领有计划的产物，倒象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兴之所至，信笔所加的结果。由于缺乏全盘考虑，加上掌握知识的局限，才造成全书中夹注的不平衡、不匀称、不统一以及不精确的状况。”
(2)认为小字注和《通俗演义》的正文均出于庸愚子之手。他一方面惯于在正文中照抄《三国志》原文，不加改动，一方面又抄录裴注来解释其中难懂的词语，此外，他还借鉴了《资治通鉴》，并杂抄了不少胡三省的注文。
(3)认为小字注不是《通俗演义》作者本人的手笔，而是远在作者之后的某人所作。理由有四：其一，有些注文与正文矛盾；其二，不少注文破坏了正文的艺术效果；其三，许多注文完全可以写入正文，不必单独存在；其四，许多注文补充的材料当是被作者所舍弃的。
以上三种意见有一点相同：都认为小字注出自一人之手。
第二,小字注中的“今地名”可否作为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时间的根据?主要有五种意见;
(1)认为通过“今地名”来考索成书年代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全书二十多条“今地名”除两条显然讹误，两条系沿用宋代地名外，其余均为元代地名，可证《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
(2)赞成通过“今地名”来考索成书年代，但认为书中的“今地名”，有的是罗贯中把宋元及其以前的地名误记为“今地名”有的则是明初的地名，可见《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
(3)认为注文是远在作者之后的某人所作，因而根据“今地名”来考证《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是靠不住的。
(4)认为要判断这样一部巨著的成书年代，不能仅凭几个“今地名”就下结论，而应对全书进行细致的研究；至于“今地名”多为元代地名，是因为明代中叶的庸愚子有意伪托元人罗贯中之故。
(5)认为“今地名”包含唐、宋、元、明各代的地名，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因此，不应该用它来考索成书年代。
(三)关于毛本《三国演义》
从版本源流的角度来看，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毛本的评改究竟成于何人之手?一些同志根据毛纶《声山别集》、褚人获《坚瓠补集》、李渔《笠翁评阅第一才子书》的记载，认为这一工作是由毛纶、毛宗岗父子合作完成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毛纶虽然已经着手对《三国演义》“条分节解”，但充其量只能说他对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起了先驱者与推动者的作用，由于毛纶中年失明，故此书系统的评点工作是由毛宗岗独力完成的。
第二，毛本《三国演义》的“金圣叹序”是否伪托?一些同志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考证和分析，指出该序不可能出自金圣叹之手，而是毛宗岗伪托金圣叹的，所谓“第一才子书”的说法也是由毛氏提出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把这篇序当作金圣叹的作品而加以引用，这其实是一种误会。
第三，怎样评价毛本同旧本的关系?一些同志认为，毛本不仅在文学上优于旧本，而且使《三国演义》在创作方法上向现实主义前进了一大步，在其评语中也表现出一定的人民性和批判精神，从而大大地加强了《三国演义》一书的流传和影响，提高了《三国演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的同志则认为：“毛氏父子所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改错。”“毛氏父子所加于《三国演义》的污秽不去，则罗贯中真实的思想面貌终难呈现于读者面前。”还有的同志认为：毛本虽则在艺术上更加成熟，人物形象更加一致而丰满，但却强化了封建正统的气息。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这个问题，是此次讨论会上争论最为激烈、意见最为分歧的一个问题。除以往提出的“正统说”、“忠义说”、“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反映三国兴亡说”和“讴歌封建贤才说”等五种观点之外，新提出的主要有“悲剧说”、“仁政说”、“农民愿望说”和“分合说”等四种观点。而且即使是以往的几种旧提法，有人也作了新的解释，注入了新的内容。
(一)悲剧说。
这是此次讨论会上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种说法。此说论者认为，在《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大批艺术形象中，曹操和刘备，包括他们所代表的集团，不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始终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曹操被刻画为一个千古不朽的奸雄形象，一个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集中代表，贪欲和权势欲的象征。他的身上几乎概括了剥削阶级的全套统治手段和全部本质特征。而残暴狡诈和雄才大略的紧密结合、“奸”与“雄”的高度统一则是他最显著的标志。这一形象乃是恶德的实体、个性化了的社会存在，是作家所处历史环境的直接映象。与此相反，刘备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则是对理想道德的追求，他幻想在尘世中实施“仁政”，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以曹操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和以刘备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理想象征之间的激烈交锋，构成了《三国演义》一书最基本的矛盾冲突。
不幸的是，以曹操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存在却最终战胜了以刘备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理想追求。《三国演义》为人们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左右形势，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鲜廉寡耻、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战胜了孝悌礼让、忠诚信义等理想观念；暴政强奸了仁政，兽性代替了人性；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不得不让位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市侩原则。这不单是三国时期的历史现实，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所以《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历史悲剧，它因之而成为民族历史的启示录，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二)仁政说。
此说论者认为，《三国演义》一书有着极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这个倾向性集中地表现在“尊刘抑曹”上，以前不少论者把这一点作为《三国演义》的主题，这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强烈倾向并不等于就是它的主题。透过“尊刘抑曹”的表象，我们看到的乃是于对仁政的歌颂和向往，对于暴政的批判和鞭挞。《三国演义》对刘蜀的“尊”和“拥”，反映了挣扎在封建制度残酷现实之中的人民对仁政的热烈拥戴；对曹魏的“抑”和“反”则反映了人民对暴政的深恶痛绝。这不仅是贯穿全书的主题思想，也是《三国演义》一书在思想倾向上的民主性、进步性的具体体现。
(三)农民愿望说。
此说论者认为，我们分析《三国演义》的主题，不能也不应当离开这部作品形成的历史。尽管《三国演义》是以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为该书所作的注为主要的素材和依据，也就是说主要是以正史为素材和依据，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它更多地受到讲史话本、元杂剧以及宋元以来大量流传的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尊刘抑曹”的倾向正是在这样长期流传、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尊祟刘蜀集团、神化关羽、宣扬忠义和正统，并不全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不是什么市民思想，它所反映的实际上还是农民的愿望和要求。所谓的“忠义”、“仁政”以及书中表现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都应当说是这种愿望的内容之一。但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思想相当复杂，我们难于具体地概括它丰富的内涵。
(四)分合说。
此说论者认为，分析一部作品的主题，应当力求从作家思想的主观与作品题材的客观这两者的统一中去寻求。从作品本身来看，它所表观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乱、战争濒仍的时代，客观上描绘了从汉末到晋初这样一段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的历史。作品所精心描绘的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实质，都是一场为争夺帝位、而其实质即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斗争。所谓的“忠义”、“正统”之类的思想，统统都是处于从属地位被编织在进行统一战争的整体结构和整个的矛盾冲突之中的；其次，从作家的主观来看，由于罗贯中生活的元末明初与东汉末年有惊人相似之处，处于这样一个分裂动乱、群雄并起的时代，他目睹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惨状，自然回忆起中国历史上那一段动荡剧变的分裂时期，于是他吊古伤今，写下了寄托着自己的悲愤和理想的《三国演义》，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厌恶战乱渴求统一的思想倾向来。《三国演义》正是这种倾向的艺术表现。它总结了自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不断地从统一走向分裂，同时又不断地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这种普遍的、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
文学创作英俊男人为什么打不开
我就是用手机进的。而且也败迹亏不能直接进，要找到一篇文打开然后点创作区才能进，不然就是页面错误的提示。不过我也有半个月没进去州贺看了，不知道还行不察神行。
辨析:风格是决定一个作家成败的关键。急!!!学科:文学概论
在中国，历来的理论家都认为风格与作家的个性精神和生命状态有关。《周易·系辞·下》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虽然说的不是文学风格，但却影响了后人从心理—语言—文学风格的思路去探讨风格问题。汉代是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理论的起始期。司马迁根据“诗言志”的观点评价《离骚》的风格，指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爝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认为《离骚》文约辞微、意旨深远，与作者屈原高洁的志向哗雀弯密切相关。此后，扬雄提出“心画心声”说。他在《法言》“问神”篇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认为“声画形”是人的情感的表现，从中可以看出人的品位等第。至魏晋南北朝，随着文学的自觉和繁荣，对文学风格的研究也进入了成熟期。当时出现了“体”、“体格”、“风格”等概念。“体”的本义是人的身体，引申到文章学，就指文章的体貌风格，也可以指文体、体裁。曹丕始以“气”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在当时也是一个流行的概念，指人的气度、气质、襟怀、才性，总之与人的精神个性有关，起初人们用“气”来品藻人物。曹丕把“气”与“体”相联，以文气论文体和风格，品评当时的作家作品。指出：“王粲长于词赋，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气”和“体”在这里均有生命意味。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指的就是文章风格。司马迁所说的“志”，扬雄所说的“情”，曹丕所说的“气”都是作为风格的内在根据提出来的，涉及作家禀赋和创作个性的方方面面。只是他们分别从一个侧面来强调人格志向、审美情趣、个性气质对文学风格的决定作用。而刘勰则把三者整合丰富，以专论的形式充分阐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性）对文学风格（体）的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明确提出：“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各师成性，其异如面”，“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这就是说，作家的精神气质充实浸透他的思想感情审美情志，思想感情审美情志决定语言格调，文章所流露的风采才华，都是作家创作个性的表现。各个作家按照自己的创作个性进行创作，作品的风貌就各各不同，正如他们的面貌各各不同一样。才性的差异，造成了风格的多姿多彩。对此，他列举众多作家的例子加以说明岁渗：贾谊才气英俊，所以文辞洁净而风格清新；司马相如行为狂放，所以文理虚夸而文辞夸饰；扬雄性情沉静，所以辞赋含意隐晦而意味深沉；刘向性情平乱闷易，所以文辞的志趣明白而事例广博；班固文雅深细，所以文章的体裁绵密而思想细致；张衡学识广博通达，所以考虑周到而文辞细致；王粲急躁而勇锐，所以锋芒突出而果敢有力；刘桢性情偏急，所以言辞雄壮而情思警人；阮籍行为豁达，所以文辞音节高超而声调卓越；嵇康豪侠，所以兴趣高超而文采壮丽；潘岳轻浮而敏捷，所以锋芒毕露而音韵流动；陆机庄重，所以情事繁富而辞义含蓄。他由此得出结论：外表的文辞和内在的性情气质，必然是相符合的——“因内而符外者也”。“风格”一词起先也是用来品藻人物的，见于葛洪的《抱朴子》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渐渐由评人转向评文，如北齐颜子推在《颜子家训·文章》篇中说：“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这里所说的文章的“体度风格”，同样与作者的生命状态有关。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国的文论家们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风格成因说，把文学作品的风格看成是作家内在情志和生命状态的外化和表现，这一点一直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风格研究，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西方，持相似观点的也不乏其人。瑞士著名美学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在《艺术风格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路德维格·利希特（1803-1884年，德国画家、雕刻家、插图画家）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他年轻时在蒂沃利，有一次同三个朋友外出画风景，四个画家都决定要画得与自然不失毫厘，然而，虽说他们画的是同一画题，而且各人都成功地再现了自己眼前的风景，但是结果四幅画却截然不同，就如四个画家有截然不同的个性那样。述者由此得出结论，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的视觉，人们对形和色的领悟总是因气质而异的。”把艺术表达方式的不同也即风格的不同，最终归结为气质、性格等主观条件的不同，这在中西都是一致的。在西方，此种观点同样导源于古希腊，因为那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时代，后世的理论大多可从这个时代找到源头，甚至找到同一个鼻祖。如亚理士多德虽然强调从外部形式和修辞学的角度研究风格，但与此同时，他在《修辞学》中也曾指出：“外部的语言符号”“也表现了你个人的性格”。因为“不同阶级的人，不同气质的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不同的表达方式。我所说的‘阶级’，包括年龄的差别，如小孩、成人或老人；包括性别的差别，如男人或女人；包括民族的差别，如斯巴达人或沙利人。我所说的“气质”，则是指那些决定一个人的性格的气质，因为并不是每一种气质都能决定一个人的性格。这样，如果一个演说家使用了和某种特殊气质相适用的语言，他就会再现出这一相应的性格来。”显然，亚氏所说的“气质”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同一“阶级”的人可能具有相似的气质，只有“某种特殊气质”才“决定一个人的性格”；而“外部的语言符号”也只有与之相适应，才能表现个人的性格，从而呈现为风格。在西方，而后在中国，都广为流传过一句名言：“风格即人”，其实与亚氏的观点倒是一脉相承的。这句名言出自18世纪的法国博物学家、文学家布封（Buffon,1707-1788）之口，他在1753年一次论风格的演说中指出：“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作品里面所包含的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都不能成为不朽的确实的保证；如果包含这些知识、事实与发现的作品只谈论些琐屑对象，如果他们写的无风致，无天才，毫不高雅，那么，它们就会是湮没无闻的，因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是人的本身。”换句话说，“风格是当我们从作家身上剥去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之后所获得的剩余和内核。”这是对前一段话的最好注解，虽然可以商榷，但其本意却是强调风格的重要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这与从伦理学意义上所说的“文品即人品”或“文如其人”则相去甚远。西方人的理解往往更切近原意，如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正确地引用过这句名言。黑格尔说：“法国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马克思则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形式。‘风格就是人本身’。”无论是黑格尔所说的“他的人格”，还是马克思所说的“我的精神个体”，都是就人的独特的精神个性而言的。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与众不同的精神个性才是造成风格差异的最后根源。不少作家、评论家也都倾向于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文学风格，至少把这作为风格论的重要内容。歌德认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的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别林斯基也说过：“风格——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风格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风格里表现着整个的人；风格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在理解这一观点时，需要知道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这主要是针对布封而发的。如瑞士理论家沃尔夫冈·凯塞尔（WolfgangKayser）指出，“风格就是本人”是一种“天真的信念”。他提出的理由是：“盛行的风格规律、公共的嗜好、代表性的模范、世代、时代等等，它们统统对创造作品的作家发生影响，正如选择的类别本身已经对他们发生影响一样。它们抓住了作家，把他带到这里来，对他施加暴力。”仅这句话就涉及风格形成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公众的趣味、典范的作家作品、时代和传统的影响，以及文学类型的约束等。这些影响使风格不可能是纯粹个人的，如布封所说的剥去一切共有的东西后的“剩余和内核”，而必然兼有个人性和共同性，因而也就有了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域风格和流派风格和所谓文体风格。当然，凯塞尔也承认，“就是那些共同支配的超个人的力量到底也永远需要人来阐明。作家生活着和使这些力量发生效果，因此他的人格不仅只隐藏在大量减除之后所剩下来的东西的后边。我们也可以相信，渊博的学识，最小心的考虑和非常细致的感觉也可以把那种由于盛行一时的风格规律、公共的嗜好、束缚的模范等进入他的作品，但是在个人方面却是‘不适合的’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之下重新剔除出来。”①这个说法是实事求是的，即公共的东西和个人的东西需要相互适合，成为统一的东西在作品的风格中得到呈现。
认为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这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考察，从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来理解，这无疑是必要的。历来的理论家从此出发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并从作家的气质禀赋、人格个性和志趣才情等方面来分析他们的作品，描述其风格特征，对读者的鉴赏和把握也有较大的帮助。事实上，这是一种广义的心理分析，具有前一种本体分析即言语分析所不及的一面。但是，如果只看到内心表现的一面，忽视外在表达的一面，那么还不能完全理解风格。此外，日常个性不等同于创作个性，不能直接转化为文学风格，对此我们稍后再作分析。在此需要对“心画心声”说，或流传更广的“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诗品出于人品”、“风格即人格”等说，作具体的分析。这些习惯性用语有较大的模糊性，适用于笼而统之、泛泛而谈的场合。但如果较真起来，却是不甚准确的。如晋代诗人潘岳曾写作《闲居赋》，似有隐逸之志。然而据《晋书》记载，此人“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既仕官不达，乃作《闲居赋》。”金代元好问曾以潘岳为例对“心画心声”说提出质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都穆在《南濠诗话》中同意此质疑，认为“有识者之论固如此”，并进一步指出：“盖言观言与书，可以知人之邪正也。然世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字，未必皆偏曲，则言与书又不足以观人者。”这就不仅反驳了“心画心声”说，也诘难了“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风格即人格”诸说。世人常说“道德文章”，把“道德”与“文章”相联，但两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大相迳庭。所以，如果仅从伦理着眼，就难保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清人叶燮就犯了这个错误。他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每诗以见人，人又以诗见。”纪昀说得更简单化：“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诗教堂诗集序》）近人钱钟书对此类说法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辨正，他列举历代文人言行不一或言言不一、“如出两手”的种种事实，说明“以文观人，自古所难”。同样，“‘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少先见之明。”他精辟地指出：“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阮圆海欲作山水清音，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钱氏的意思很明白，写什么容易作伪，而怎么写却不易作伪，所以“文如其人”主要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如言语的“格调”、行文的“笔性”等。故如以此评说作品，当“不据其所言之物，而察其言之之词气”；“莫非以风格词气为断，不究议论之是非也。”此言所论，甚为精当。其实古人也有反对把人品和文品等同起来的，如梁简文帝就指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说明为文不同于为人。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说：“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为之邪人，兹不尽然。”明确反对以文断人。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诗品与人品不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集团的、群体的倾向性，这是无须讳言的。这里所说的集团、群体，包括了阶级但又不止阶级。例如，工人、农民、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的不同集团与群体。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如一个商业社会，老板与雇工的地位不同，他们之间也各有自己的利益，作家若是描写他们的生活和关系，那么作家的意识自然也会有一个倾向于谁的问题，如果在文学描写中表现出来，自然也就会有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
但是，无论属于哪个集团和群体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会总是被束缚在集团或群体的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必然会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问题。如果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描写中，那就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的情感和愿望，从而超越一定的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例如描写男女之情、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姐妹之情、朋友之情的作品，往往表现出人类普遍的感情。大量的描写山水花鸟的作品也往往表现出人类对大自然的热爱的普遍之情。这些道理是明显的，无须多讲。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一部作品的审美描写中，往往既含有某个集团和群体的意识，同时又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意识。就是说，某个集团或群体的意识与人类的共通的意识并不总是不相容的。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意识，常常是与人类的普遍的意识相通的。下层人民的善良、美好的情感常常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的表现。例如下面这首《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是下层人民的歌谣，但那种表达恋人对爱情的忠贞这种感情，则不但属于下层的百姓，而且也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美好感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性的重要表现。
第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功能上看，它既是认识又是情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可能是虚幻的、谬误的而已。当然有的作品，其认识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解析，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不合道义的弊端的评价与认识；有的作品则表现为对现实发展的预测和期待的认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观、冷静、精确，似乎作者完全不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实不然。这些作品不过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热到发冷的热情”，不包含对现实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说文学的反映包含了认识，却又不能等同于哲学认识论上或科学上的认识。文学的认识总是以情感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情感态度完全交融在一起。例如，我们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它深刻揭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法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他的这种规律性的揭示，不是在发议论，不是在写论文，他是通过对法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命运的描写，通过各种社会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通过环境氛围的烘托，暗中透露出来的。或者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情感评价渗透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这里，认识与情感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与情感结合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把它称为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为“情致”。黑格尔说：
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2]
黑格尔的意思是，情致是两个方面的互相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是会感动人的，可另一方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视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因此，对那些情致特别微妙深邃的作品，它的情致往往是无法简单地用语言传达出来的。俄国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发挥黑格尔的“情致”说时也说：
艺术不容纳抽象的哲学思想，更不容纳理性的思想，它只容纳诗的思想，而这诗的思想—不是三段论法，不是教条，不是格言，而是活的激情，是热情……，因此，在抽象思想和诗的思想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理性的果实，后者是作为热情的爱情的果实。[3]
这应该是别林斯基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把握到的真理性的东西。事实的确如此，文学的审美意识作为认识与情感的结合，它的形态是“诗的思想”。因此文学史上一些优秀作品的审美意识，就往往是难于说明的。例如《红楼梦》的意识是什么，常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今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仍没有满意的“解味人”（曹雪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因为《红楼梦》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十分丰富的，人们可以逐渐领会它，但无法用抽象的言辞来限定它。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这些都说明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识由于是情致，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认识就像盐那样溶解于情感之水，无痕有味，所以是很难用抽象的词语来说明的。
第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目的功能上看，是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文学是审美的，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游戏，就是娱乐，就是消闲，似乎没有什么实用目的,仔细一想，它似乎又有功利性，而且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就是说它是无功利的（Disinterested），但又是有功利的(Interested)，是这两者的交织。
在文学活动中，无论创作还是欣赏，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创作和欣赏的瞬间一般都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性。如果一个作家正在描写一处美景，却在想入非非地动心思要“占有”这处美景，那么他的创作就会因这种“走神”而不能艺术地描写，使创作归于失败。一个正在剧场欣赏《奥赛罗》的男子，若因剧情的刺激而想起自己的妻子有外遇的苦恼，那么他就会因这一考虑而愤然离开剧场。在创作和欣赏的时刻，必须排除功利得失的考虑，才能进入文学的世界。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Diderur1713-1784）说：
你是否在你的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就作哀悼诗呢？不会的。谁在这个当儿去发挥诗才，谁就会倒霉！只有当剧烈的痛苦已经过去，感受的极端灵敏程度有所下降，灾祸已经远离，只有到这个时候当事人才能够回想起他失去的幸福，才能够估量他蒙受的损失，记忆才和想象结合起来，去回味和放大过去的甜蜜的时光。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控制自己，才能作出好文章。他说他伤心痛哭，其实当他用心安排他的诗句的声韵的时候，他顾不上流泪。如果眼睛还在流泪，笔就会从手里落下，当事人就会受感情的驱谴，写不下去。[4]
狄德罗的意思是，当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满心是得失利害的考虑，同时还要处理实际的丧事等，这个时候功利性最强，是不可能进行写作的。只有在与朋友或情人的死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功利得失的考虑大大减弱，这时候才能唤起记忆，才能发挥想象力，创作才有可能。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创作实际的。的确，只有在无功利的审美活动中，才会发现事物的美，才会发现诗情画意，从而进入文学的世界。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G.Brandes,1842-1927）举过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一座森林，他就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5]
商人关心的是金钱，所以他要算木材的价值；植物学家关心的是科学，所以他关心植物的生命；惟有艺术家是无功利的，这样他关心的是风景的美。正如康德所说那样：“那规定鉴赏判断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6]康德的理论可能有片面性，但是就审美意识形态在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角度而言，他是对的。其实中国古代文论讲究文学创作和欣赏时的“虚静”说，也是审美无功利的理论。因此风格不构成作家成败的读者关键风格只是一个作家在个人个性的表达，而这个风格是否被读者认同才是作家成败的关键。有问题请加374979564惯性自恋为好友或者是baiduluckly201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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