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肥岳原始？中国古代学者对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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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哪些精锐部队

秦始皇的军队，这支军队能征善战，在当时秦国军功制度的刺激下，塌困军人个个都希望在战场立功，求战欲望十分强烈，灭六国，南征越南，北击匈奴，几乎战无不胜，可惜在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驾崩后，其继承人甘于逸乐没再注重军队建设，曾经强大一时的大秦军队很快不复存在。

西汉时期的军队，西汉时期很注重军队建设，加之当时朝廷内部比较团结，当权者比较英明，国内生产发展稳定上升，因此有足够的军饷供养以及训练一批战斗力极强的能征惯战之师，此时中国领土的扩张与此军分不开，向西使西域诸国臣服，向北将匈奴人赶出漠北（匈奴此时分裂，南匈奴归附西汉，北匈奴迫于西汉的军事威胁而西迁）

唐太宗李世民的军队，唐朝经济蓬勃发展，统治者是鲜卑族中汉化的一祥渣支，但是其尚武的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因此唐朝藩镇林力，军队数量跟质量堪称当时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也使得唐朝的扩张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高峰，周边各国无不对中国俯首称臣，李世民也被称为“天可汗谨衫悄”

蒙古帝国到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军队，这支完全由蒙古人组成的军队号称虎狼之师也毫不为过，比起秦始皇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好战性要更胜一筹，达到是嗜血成性的地步，蒙古游牧民族，种植业尚不发达，游牧业占主导，因此人善骑射，这强大的蒙古骑兵建立的原始基础，加之游牧民族民风强悍，好战，因此养成掠夺的天性，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后，军队得到整编，数量，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并继承了好战掠夺的传统，由此便有了后来的蒙古军横扫亚欧大陆，所到之处几乎是鸡犬不留。不过这种以军事征服建立的庞大帝国根本没有稳固的政治经济基础，也不得民心，因此很快瓦解，并衰落。

请给我《泰山真大》(汪曾祺)的原文,全文!

汪曾祺作品集散文

泰山片石

序

我从泰山归，

携归一片云。

开匣忽相视，

化作雨霖霖。

泰山很大

泰即太，太的本字是大。段玉裁以为太是后起的俗字，太字下面的一点是后人加上去的。金文、甲骨文的大字下面如果加上一点，也不成个样子，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是表示人体上的某个器官。

因此描写泰山是很困难的。它太大了，写起来没有抓挠。三千年来，写泰山的诗里最好的，我以为是诗经的《鲁颂》：“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岩岩”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很难捉摸，但是登上泰山，似乎可以体会到泰山是有那么一股劲儿。詹即瞻。说是在鲁国，不论在哪里，抬起头来就能看到泰山。这是写实，然而写出了一个大境界。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对泰山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好发出一连串的感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惑矣！”完全没说出个所以然。这倒也是一种办法。人到了超经验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狗一样地乱叫。杜甫诗《望岳》，自是绝唱，“岱宗夫何如，齐鲁青未了”，一句话就把泰山概括了。杜甫真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这一句诗表现了他对祖国山河的无比的忠悃。相比之下，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底气不足之感。杜甫的诗当然受扮差了《鲁颂》的影响，“齐鲁青未了”，当自“鲁邦所詹”出。张岱说“泰山元气浑厚，绝不以玲珑小巧示人”，这话是说得对的。大概写泰山，只能从宏观处着笔。郦道元写三峡可以取法。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刻琢精深，以其法写泰山即不大适用。

写风景，是和个人气质有关的。徐志摩写泰山日出，用了那么多华丽鲜明的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但我有点怀疑，这是写泰山日出，还是写徐志摩？我想周作人就不会这样写。周作人大概根本不会去写日出。

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泰山是强者之山，——我自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七十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努”。

同样，我对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泰山的出名，一半由于封禅。封禅史上最突出的两个人物是秦皇汉武。唐玄宗作《纪泰山铭》，文词华缛而空洞无物。宋真宗更是个沐猴而冠的小丑。对于秦始皇，我对他统一中国的丰功，不大感兴趣。他是不是“千古一帝”，与我无关。我只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对他的“蜂目豺声”印象很深。我认为汉武帝是个极不正常的人，是个妄厅闭皮想型精神病患者，一个变态心理的难得的标本。这两位大人物的封禅，可以说是他们的人格的夸大。看起来这两位伟大人物的封禅实际上都不怎么样。秦始皇上山，上了一半，遇到暴风雨，吓得退下来了。按照秦始皇的性格，暴风雨算什么呢？他横下心来，是可以不顾一切地上到山顶的。然而他害态芦怕了，退下来了。于此可以看出，伟大人物也有虚弱的一面。汉武帝要封禅，召集群臣讨论封禅的制度。因无旧典可循，大家七嘴八舌瞎说一气。汉武帝恼了，自己规定了照祭东皇太乙的仪式，上山了。却谁也不让同去，只带了霍去病的儿子一个人。霍去病的儿子不久即得暴病而死。他的死因很可疑。于是汉武帝究竟在山顶上鼓捣了什么名堂，谁也不知道。封禅是大典，为什么要这样保密？看来汉武帝心里也有鬼，很怕他的那一套名堂并不灵验，为人所讥。

但是，又一次登了泰山，看了秦刻石和无字碑（无字碑是一个了不起的杰作），在乱云密雾中坐下来，冷静地想想，我的心态比较透亮了。我承认泰山很雄伟，尽管我和它整个不能水乳交融，打成一片。承认伟大的人物确实是伟大的，尽管他们所做的许多事不近人情。他们是人里头的强者，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在山上呆了七天，我对名山大川，伟大人物的偏激情绪有所平息。

同时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微小，我的平常，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

这是我在泰山受到的一次教育。

从某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

碧霞元君

泰山牵动人的感情，是因为关系到人的生死。人死后，魂魄都要到蒿里集中。汉代挽歌有《薤露》、《蒿里》两曲。或谓本是一曲，李延年裁之为二，《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大夫士庶。我看二曲词义，如成首尾，似本即二曲。《蒿里》词云：

蒿里谁家地？

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迫，

人命不得少踟蹰。

写得不如《薤露》感人，但如同说话，亦自悲切。十年前到泰山，就想到蒿里去看看，因为路不顺，未果。蒿里山才多大的地方，天下的鬼魂都聚在那里，怎么装得下呢？也许鬼有形无质的，挤一点不要紧。后来不知怎么又出来个酆都城。这就麻烦了，鬼们将无所适从，是上山东呢，还是到四川？我看，随便吧。

泰山神是管死的。这位神不知是什么来头。或说他是金虹氏，或说是《封神榜》上的黄飞虎。道教的神多是随意瞎编出来的。编的时候也不查查档案，于是弄得乱七八糟。历代帝王对泰山神屡次加封，老百姓则称之为东岳大帝。全国各地几乎都有一座东岳庙，亦称泰山庙。我们县的泰山庙离我家很近，我对这位大帝是很熟悉的，一张油亮的白脸，疏眉细目，五绺胡须。我小小年纪便知道大帝是黄飞虎，并且小小年纪就觉得这很滑稽。

中国人死了，变成鬼，要经过层层转关系，手续相当麻烦。先由本宅灶君报给土地，土地给一纸“回文”，再到城隍那里“挂号”，最后转到东岳大帝那里听候发落。好人，登银桥。道教好人上天，要经过一道桥（这想象倒是颇美的），这桥就叫“升仙桥”。我是亲眼看见过的，是纸扎的。道士诵经后，桥即烧去。这个死掉的人升天是不是经过东岳大帝批准了，不知道。不过死者的家属要给道士一笔劳务费，是知道的。坏人，下地狱。地狱设各种酷刑：上刀山、下油锅、锯人、磨人……这些都塑在东岳庙的两廊，叫做“七十二司”。听说泰山蒿里祠也有“司”，但不是七十二，而是七十五，是个单数，不知是何道理。据我的印象，人死了，登桥升天的很少，大部分都在地狱里受罪。人都不愿死，尤其不愿在七十二司里受酷刑，——七十二司是很恐怖的，我小时即不敢多看，因此，大家对东岳大帝都没什么好感。香，还是要烧的，因为怕他。而泰山香火最盛处，为碧霞元君祠。

碧霞元君，或说是泰山神的侍女、女儿，或说是玉皇大帝的女儿，又说是玉皇大帝的妹妹。道教诸神的谱系很乱，差一辈不算什么。又一说是东汉人石守道之女。这个说法不可取，这把元君的血统降低了，从贵族降成了平民。封之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的，是宋真宗。老百姓则称之为泰山娘娘，或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实际上取代了东岳大帝，成为泰山的主神。“礼岱者皆祷于泰山娘娘祠庙，而弗旅岳神久矣”（福格《听雨丛谈》）。泰安百姓“终日仰对泰山，而不知有泰山，名之曰奶奶山”（王照《行脚山东记》）。

泰山神是女神，为什么？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原始社会母性崇拜的远古隐秘心理的回归，想到母系社会。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管活得多大，在深层心理中都封藏着不止一代人对母亲的记忆。母亲，意味着生。假如说东岳大帝是司死之神，那么，碧霞元君就是司生之神，是滋生繁衍之神。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是母亲神。人的一生，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之中，艰难辛苦，受尽委屈，特别需要得到母亲的抚慰。明万历八年，山东巡抚何起鸣登泰山，看到“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这里的“父”字可删。这种现象使这位巡抚大为震惊，“看出了群众这种感情背后隐藏着对冷酷现实的强烈否定”（车锡伦《泰山女神的神话信仰与宗教》）。这位何巡抚是个有头脑，能看问题的人。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这种如醉如痴的半疯狂的感情，是一种可怕的力量。

碧霞元君当然被蒙上市俗宗教的惟利色彩，如各种人来许愿、求子。

车锡伦同志在他的《泰山女神的神话信仰与宗教》的最后，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对碧霞元君“净化”的问题。怎样“净化”？我们不能把碧霞元君祠翻造成巴黎圣母院那样的建筑，也不能请巴赫那样的作曲家来写像《圣母颂》一样的《碧霞元君颂》。但是好像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比如能不能组织一个道教音乐乐队，演奏优美的道教乐曲，调集一些有文化的炼师诵唱道经，使碧霞元君在意象上升华起来，更诗意化起来？

任何名山都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层次，都有责任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我希望主管全国旅游的当局，能思索一下这个问题。

泰山石刻

第一次看见经石峪字，是在昆明一个旧家，一副四言的集字对联，厚纸浓墨，是较早的拓本。百年老屋，光线晦暗，而字字神气俱足，不能忘。

经石峪在泰山中路的岔道上。这地方的地形很奇怪，在崇山峻岭之中，怎么会出现一片一亩大的基本平整的石坪呢？泰山石为花岗岩，多为青色，而这片石坪的颜色是姜黄的。四周都没有这样的石头，很奇怪。是一个什么人发现了这片石坪，并且想起在石坪上刻下一部《金刚经》呢？经字大径一尺半。摩崖大字，一般都是刻在直立的石崖上，这是刻在平铺的石坪上的，很少见。这样的字体，他处也极少见。

经石峪的时代，众说纷纭。说这是从隶书过渡到楷书之间的字体，则多数人都无异议。

经石峪保存较多隶书笔意，但无蚕头雁尾，笔圆而体稍扁，可以上接《石门铭》，但不似《石门铭》的放肆，有人说这和《瘗鹤铭》都是王羲之写的，似无据。王羲之书多以偏侧取势，经石峪非也。《瘗鹤铭》结体稍长，用笔瘦劲，秀气扑人，说这近似二王书，还有几分道理（我以为应早于王羲之）。书法自晋唐以后，都贵瘦硬。杜甫诗“书贵瘦硬方通神”，是一时风气。经石峪字颇肥重，但是骨在肉中，肥而不痴，笔笔送到，而不板滞。假如用一个字评经石峪字，曰：稳。这是一个心平而志坚的学佛的人所写的字。这不是废话么，《金刚经》还能是不学佛的人写的？不，经字有佛性。

这样的字，和泰山才相称。刻在他处，无此效果。十年前，我在经石峪呆了好大一会，觉得两天的疲劳，看了经石峪，也就值了。“经石峪”是“泰山”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泰山即使没有别的东西，没有碧霞元君祠，没有南天门，只有一个经石峪，也还是值得来看看的。

我很希望有人能拓印一份经石峪字的全文（得用好多张纸拼起来），在北京陈列起来，即使专为它盖一个大房子，也不为过。

名山之中，石刻最多，也最好的，似为泰山。大观峰真是大观，那么多块摩崖大字，大都写得很好，这好像是摩崖大字大赛，哪一块都不寒碜。这块地场（这是山东话）也选得好。石岩壁立，上无遮盖，而石壁前有一片空地，看字的人可以在一个距离之外看，收其全貌，不必像壁虎似的趴在石壁上。其他各处的摩崖石碑的字也都写得不错。摩崖字多是真书，体兼颜柳，是得这样，才压得住（蔡襄平日写行草，鼓山的石刻题名却是真书。董其昌字体飘逸，但写大字却是颜体）。看大字碑刻题名，很多都是山东巡抚。大概到山东来当巡抚，先得练好大字。

有些摩崖石刻，是当代人手笔。较之前人，不逮也。有的字甚至明显地看得出是用铅笔或圆珠笔写在纸上放大的。是乌可哉。

很奇怪，泰山上竟没有一块韩复榘写的碑。这位老兄在山东，呆了那么久，为什么不想到泰山来留下一点字迹？看来他有点自知之明。韩复榘在他的任内曾大修过泰山一次，竣工后，电令泰山各处：“嗣后除奉令准刊外，无论何人不准题字、题诗。”我准备投他一票。随便刻字，实在是糟蹋了泰山。

担山人

我在泰山遇了一点险。在由天街到神憩宾馆的石级上，叫一个担山人的扁担的铁尖在右眼角划了一下，当时出了血。这位担山人从我的后边走上来，在我身边换肩。担山人说：“你注意一点。”话倒是挺和气，不过有点岂有此理，他在我后面，倒是我不注意！我看他担着重担，没有说什么（我能说什么呢？揪住他不放？这种事我还做不出来）。这个担山人年纪比较轻，担山、做人，都还少点经验。他担了四块正方形的水泥砖，一头两块。（为什么不把原材料运到山上，在山上做砖，要这样一趟一趟担？）我看了别的担山人，担什么的都有。有担啤酒的，不用筐箱，啤酒瓶直立着，缚紧了，两层。一担也就是担个五六十瓶吧。我们在山上喝啤酒，有时开了一瓶，没喝完，就扔下了。往后可不能这样，这瓶酒来之不易。泰山担山人有个特别处，担物不用绳系，直接结缚在扁担两头，这样重心就很高，有什么好处？大概因为用绳系，爬山级时易于碰腿。听泰山管理处的路宗元同志说，担山人，一般能担一百四五十斤，多的能担一百八。他们走得不快，一步一步，脚脚落在实处，很稳。呼吸调得很匀，不出粗气。冯玉祥诗《上山的挑夫》说担山人“腿酸气喘，汗如雨滴”，要是这样，那算什么担山的呢！

泰山担山人的扁担较他处为长，当中宽厚，两头稍翘，一头有铁尖（这种带有铁尖的扁担湖南也有，谓之钎担）。扁担作紫黑色，不知是什么木料，看起来很结实，又有绵性，既能承重，也不压肩。

我的那点轻伤不算什么，到了宾馆，血就止了。大夫用酒精擦了擦，晚上来看看，说“没有感染”（我还真有点怕万一感染了破伤风什么的）。又说：“你扎的那个地方可不好！如果再往下一点，扎得深一点……”

“那就麻烦了！”

扇子崖下

泰山散文笔会的作家去登扇子崖。我和斤澜没有上去，叶梦为了陪我们，上了一截又下来了。路宗元同志叫我们在下面随便走走。等登山的人下来。

这也是一个景区，竹林寺风景管理区，但竹林寺只存其名，寺已不存在。这里属泰山西路，不是登山的正路，游人很少，除了特意来登扇子崖的，几乎没有人来。这不大像风景区，倒像山里的一个村子。稍远处有农家。地里种着地瓜（即白薯）。一个树林里有近百只羊。一色是黑山羊。泰山的山羊和别处不大一样，毛色浓黑，眼圈和嘴头是棕黄色的——别处的黑山羊眼、嘴都是浅灰色。这些羊分散在石块上，或立或卧，都一动不动，只有嘴不停地磨动，在倒嚼。这些羊的样子很“古”。有一个小庙，叫无极庙。庙外有老妇人卖汽水。无极庙极小。正殿上塑着无极娘娘，两旁配殿一边塑送生娘娘，一边塑眼光娘娘，如碧霞元君祠而简陋。中国人不知道为什么对眼光娘娘那样重视，很多庙里都有，是中国害眼疾的特多？无极庙小，没人来，无住持僧道，庭中有树两株，石凳一，很安静。在石凳上坐坐，舒服得很。出门里问卖汽水的老妇人：“有人买汽水吗？”答曰：“有！”

出无极庙，沿山路徐行。路也有点起伏，石级崎岖处得由叶梦扶我一把，但基本上是平缓的。半山有石亭，在亭外坐下，眺望近处的长寿桥、远处的黑龙潭，如王旭《西溪》诗所说“一川烟景合，三面画屏开”，很美。许安仁《游泰山竹林》诗云：“客来总说游山好，不道山僧却厌山”，在游山诗中别开生面。我在泰山，虽不到“厌山”的程度，但连日上上下下，不免疲乏，能于雄、伟、奇、险之外得一幽境（王旭《游竹林寺》：“竹林开幽境”）偷闲半日，也是很好的休息。

薄暮，登山诸公下来，全都累得够呛，我与斤澜皆深以不登扇子崖为得计。

临走时，卖汽水的老妇人已经走了，无极庙的门开着。

回来翻翻资料，无极庙的来历原来是这样：一九二五年张宗昌督鲁时，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封其夫人为“无极真人”，并在竹林寺旧址建无极庙，不禁失笑。一个镇守使竟然“封”自己的老婆为“真人”，亦是怪事。这种事大概只有张宗昌的部下才干得出来。

中溪宾馆

中溪宾馆在中天门，一径通幽，两层楼客房，安安静静。楼外有个长长的庭院，种着小灌木，豆板黄杨、小叶冬青、日本枫。庭院西端有一石造方亭，突出于山岩之外，下临虚谷，不安四壁。亭中有石桌石凳。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用四川话说，真是“安逸”。

伙食很好，餐餐有野菜吃。十年前我到泰山，就吃过野菜，但不如这次多。泰山可吃的野菜有一百多种，主要的是有三十一种。野菜不外是两种吃法，一是开水焯后凉拌，一是裹了蛋清面糊油炸。我们这次吃过的野菜有这些：

灰菜（亦名雪里青。略焯，凉拌。亦可炒食。或裹面蒸食）

野苋菜（凉拌或炒）

马齿苋（凉拌或炒）

蕨菜（即藜，焯后凉拌）

黄花菜（泰山顶上的黄花菜淡黄色，与他处金黄者不同，瓣亦较厚而嫩，甚香。凉拌或炒，亦可做汤）

藿香（即做藿香正气丸的藿香。山东人读“藿”音如“河”，初不知“河香”为何物，上桌后方知是一味中药。藿香叶裹面油炸）

薄荷（野生者。油炸，入口不凉，细嚼后有薄荷香味）

紫苏（本地叫苏叶，与南京女作家苏叶名字相同，但南京的苏叶不能裹面油炸了吃耳）

椿叶（香椿已经无嫩芽，但其叶仍可炸食）

木槿花（整朵油炸，炸出后花形不变，一朵一朵开在磁盘里。吃起来只是酥脆，亦无特殊味道，好玩而已）

宾馆经理朱正伦把野菜移栽在食堂外面的空地上，要吃，由炊事员现采，故皆极新鲜。朱经理说港台客人对中溪宾馆的野菜宴非常感兴趣。那是，香港咋能吃到野菜呢！

宾馆的服务员都是小姑娘，对人很亲切，没有星级宾馆的服务员那样过多的职业性的礼貌。她们对“散文笔会”的十八位作家的底细大体都摸清了。一个叫米峰的姑娘戴一副眼镜，我戏称她为学者型的服务员。她拿了一本《蒲桥集》来让我签名，说是今年一月在岱安买的，说她最喜欢《昆明的雨》那几篇，说没想到我会来，看到了我，真高兴。我在扉页上签了名，并写了几句话。

山中七日，除了在山顶的神憩宾馆住过一晚上外，六天都住在中溪宾馆。早晨出发，薄暮归来。人真是怪。宾馆，宾馆耳，但踏进大门，即觉得是回家了。

我问朱正伦同志，这地方为什么叫中溪，他指指对面的山头，说山上有一条溪水，是泰山的主溪，因为在泰山之中，故名中溪。听人说，泰山山有多高，水有多高，信然。

写了两个晚上的字。为中溪宾馆写了一幅四尺横幅：溪流崇岭上，人在乱云中。

临走，宾馆人员全体出动，一直把我们送下山坡上汽车。桑下三宿，未免有情。再来泰山，我还住中溪。

泰山云雾

宿中溪宾馆第二天，我起得很早，推开客房楼门，到院里一看，大雾。雾在峰谷间缓缓移动，忽浓忽淡。远近诸山皆作浅黛，忽隐忽现。早饭后，雾渐散，群山皆如新沐。

登玉皇顶，下来，到探海石旁，不由常路，转到后山。后山小路狭窄，未经斫治，有些地方仅能容足，颇险。我四月间在云南曾崴过一次脚，因有旧伤，所以格外小心。但是后山很值得一看。山皆壁立，直上直下，岩块皆数丈，笔致粗豪，如大斧劈。忽然起了大雾，回头看玉皇顶，完全没有了，只闻鸟啼。从鸟声中知道所从来的山岭松林的方位，知道就在不远处。然而极目所见，但浓雾而已。

宿神憩宾馆，晚上，和张抗抗出宾馆大门看看，只见白茫茫一片，不辨为云为雾。想到天街走走，服务员劝我们不要去，危险，只好伏在石栏上看看。云雾那样浓，似乎扔一个鸡蛋下去也不会沉底。光是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时候？回去吧。抗抗说她小时候看见云流进屋里，觉得非常神奇。不想我们回去，拉开了玻璃大门，云雾抢在我们前面先进来了，一点不客气，好像谁请了它似的。

离泰山的那天夜晚，雾特大，开了车灯，能见度只有二尺。司机在泰山开了十年车，是老泰山了。他说外地司机，这天气不敢开车。我们就这样云里雾里，糊里糊涂地离开泰山了。

在车里，我想：泰山那么多的云雾，为什么不种茶？史载：中国的饮茶，始于泰山的灵岩寺，那么，泰山原来是有茶树的。泰山的水那样好（本地人云：泰山有三美，白菜、豆腐、水），以泰山水泡泰山茶，一定很棒。我想向泰山管委会作个建议：试种茶树。也许管委会早已想到了。下次再来泰山，希望能喝到泰山岩茶，或“碧霞新绿”。

1991年7月末，北京

※选自：《草木春秋》※

五岳之尊是泰山,为何泰山在里面的地位那么高

“吴悦”是中国五个着名山脉的一般名称。它们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庐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在武术中，它由东岳泰山领导。

泰山在五座山上，它不如衡山那么好，表现不如衡山，华山君元勋。但为什么它在古代而现代的“五个神圣”中，“吴悦的独自一人成为赫兹？这必须从泰山的地理环境中谈谈，原始宗教，精神内涵和政治意义。

泰山的地理环境

泰山在淮北平原东部，浩瀚的东部，黄河的智慧，黄河的水域，南水，东部地区的地域局势地区。

泰山放弃了，与平原，山丘相对1300米，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视觉似乎高，成为万利的荒野的“东田，一栏”，与“人民列表”堕胎。

泰山山脉超过100公里，板坯为426平方公里。它的基础款，稳定性产生；形状大而浓缩，产生厚度；“昆威镇不动”有一个力量。所谓的“稳定，泰山”，“沉重的泰山”是人们生理学，心理反思的自然特征。

“有一个悦悦”意味着泰山位于世界中心。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已成为古代人类繁殖的中心地区，以及古代文化的重要来源。

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东方政治和经济文化的中心。夏季，大兴被分为九州，包括冀，豫，青，徐梧州。当交战国家七名男性时，资本有六个国家，泰山已成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伟大和庄严的象征。

原始宗教给泰山象征意义

王朝《述异记》记录：秦汉代，民间传说，死后，头部是东岳，腹部是中岳，左臂是南岳，右臂是茉莉，而且是一个西岳。古代尸体走向东方，泰山的桐山自然成为五座山中的第一个。这显然是基于“五个要素”，“五道德”研究，创造神话，反映了泰山山的历史背景。

东方是太阳升级的地方，古人认为所有事情都是替代的，而第一个弹簧就会发生。根据“五要素”的概念，东方属于木材；根据“五频繁”地仁慈；根据“四个小时”作为春天；在《周易》八卦；在“二十八颗星”中是坎格隆。

传统的“东”词是“东方”，等级。这个词是从木头，日子。“木头”这个词在Oracle中，“桑树”字，所以有一个日出。“仁慈”是天地，“春天”是10,000件事，“震惊”和“坎格隆”是皇帝的出生地的土地。

由于这些象征意义，泰山改为吉祥的山，神灵的神，紫色气体的来源，一切，甚至是草，一块木材，一块石头可以推出赵赵。在齐鲁，还有一句谚语“吃泰山精神，并回到老人”。泰山山的精神内涵

仍然存在如此习俗，许多农民女性邓大山到顶部，按下树上的石头，借用“按下”名称，这意味着它的后代的吵岩“灵魂”，所以它是一百岁。有些是小石头的凿子带回家，粉碎粉末，当药物激励，以及镇的邪恶。

此前，泰山周边的城厢街道，村长应该赶紧，或者在房子，樟宜的纪念碑，嵌入器，“泰山石敢成为”镇恶魔避免邪恶。《墨庄漫录》记录，这是唐代清楚的。

根据传说，石头大胆是泰山的勇士。山外的女孩被恶魔消失了，工作人员将发布通知。无论谁想要治疗小女孩的疾病，都会成为她。石头敢于看到天空，它会注意到通知：让张家准备一罐芝麻油，一个大锅。

然后他用棉花成十个厚厚的灯，把它放入油饰品中，用一个大锅扣，用脚拿起锅。很快，我只听过恶魔风。自东南以来，石头敢于立即挑战锅，响，恶魔可以看到火灾，他们会逃脱。

从那时起，恶魔不再发生，女孩的疾病很好。但恶魔仍然去其他地方，石油敢于邀请抓住恶魔，后来，魔鬼听到了他的名字，所以人们在泰山的石头或砖块，刻在镇下的“泰山石敢成为”镇恶魔。小石头是如此强大，更有构思。所以“世界上第一座山”。

中国千年已成为中国国家的象征。从古代，人们总是使用泰山的形象作为高大，美丽，高，强烈，热情。

在公元前二世纪，司马举动在他的《报任少卿书》中写道：“人们有垂死，或者比泰山更远，或者比洪茂更轻盈。”这种练习泰山精神和生活，生活密切相关，教育人士在很多。

泰山山在政治意义上

“儿子”，皇帝的“儿子”，把泰山视为国家的象征，权力。因为泰山代表着一天，为了感谢天迪的“奉献”，皇帝的古代皇帝的数量也将去泰山丰施祭祀，泰山也成为一座着名的凤山山。乎搭

据说，众神倾向于令人痛苦地订购吉祥“福瑞”的皇帝。他有资格获得泰山报告的成功，谢谢你的“男人正在疯狂”，这是皇帝的狂热追求“风禅仪式”。

东部历史在《白虎通·封禅篇》中表示：“国王倾向于姓氏，它会升到泰山？报告的正义也是同时，改变应该是当天，世界是和平的，升顷御而综合海是告诉太平。泰山的开始是什么？在活动中也有人。“如果一个皇帝不包括禅宗，这意味着他的成就不是大的，政权是不稳定的。

在尚周，尚王翔直，泰山，剑东；周天齐，寺庙，泰山；传说中的秦汉，有一个72岁的国王到泰山。从那以后，秦世杭，秦二，韩武义，韩光武，汉中皇帝，汉南皇帝，隋文娣，唐高宗，吴泽西，唐玄宗，宋宗，清代，康熙，干龙等古代皇帝，跟随泰山冯婵雕刻石头。过去的皇帝，巩固了他的统治；因此，泰山的神圣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提出来。

这是因为这四个原因，在五个山中，只有泰山可以荣誉为五座山的“长”，“

中国古代学者对人的认识

摘要：我国古代对“天”、“地”、“人”有不同的理解，从“天、地”即自然界的范畴来谈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我国有“人定胜天”和“天人合一”的观点，前一观点在人类早期丛消罩莽盖地、野兽特多，生存、生活受到威胁时起过极积作用；后一观点在人类生存环境变坏，生物资源大量减少时就十分可贵。我国早就产生了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科学利用和保护生物资源的经验，在发展我国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工业时代开始，殖民主义者的疯狂侵占及掠夺式开发，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消耗猛增，并且长期以来对其索取有增无减，延续到今日，已酿成环境、资源、生态的严重危机，人们这才从争服自然的陶醉中醒来，重新开始思考：人类到底应当怎样对待自然？怎样利用生物资源？其实我国古代早就讨论过这些问题，其中一些观点、主张和实践经验对我们造成危机的反思以及加强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一．对自然界的认识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经历了不同时期。最早人类本身过着极其原始的生活，对周围发生的事很不理解，对自然界抱着一种恐惧感，认为冥冥中有一位神在支配、安排一切，自然界的昼夜往返，四季更替，风、雪、雷、电的发生，更有日蚀、月蚀的出现等等，无不是天神的意志。例如殷商出土的甲骨文卜辞记载：“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足年？”（《殷墟书契前编》）。这“帝”就是“天帝”，就是“天神”。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人际交往的增加，人对自然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有人认识到自然界是物质组成的，民间流传世界就是“天地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成分所构成，据说武王伐纣到殷商郊邑时，士兵欢呼道：“孜孜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对自然环境还有一种认识，就是相传伏羲创造的“八卦”，即用八种符号命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卦，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环境对象，后来进一步研究各类环境相互关系，发展成《周易》，把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不仅有唯物的成分，而且具有一定辩证法。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最早朴素的生态思想。肢桥隐

由于农业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变得更为实际，劳动者把自然界高度概括为“天”、“地”〔1〕。有很多情况常把天、地与“气”联系在一起，这“气”不是道学中抽象的“气”，而是物质的“气”，如“天气”、“地气”。“天气”是指气候、季节，如《尚书》提到的“五气”是指雨、旸、燠、寒、风；《左传》上提到的“六气”是指阴、阳、风、雨、晦、明，就是生态学上所说的光、温度、水、空气等因子。“地”是指“地域”、“土地”，如“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贡》）；也指地势历厅和土壤，如“肥硗高下”（《淮南子》）；还有“地气”是指土壤水蒸气，如“春解冻，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阳气始盛，土复解”（《氾胜之书》）。在劳动者和农业家眼里的“天、地”就是自然界，生物是自然界的产物，正如《月令》所说：“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周礼》也说过：“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合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显然，这里的“天、地”及其产物――“草木”、“百物”就是“大自然”。

二．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

1．对“天人合一”争论的认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内容相当丰富，特别在“天人合一”问题上有多种观点，意见不一，争论不休，论战至今。之所以如此，其中可能与讨论者们对“天”、“地”、“合一”等概念、内涵理解〔2〕及讨论范畴不同有关，才致使问题复杂化了。对“天”不仅不同人就有不同理解，就是同一人也有多种理解，譬如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论语。八佾》），这是把“天”当“天神”；“天生德于予”，这是将道德中的“仁”与天命结合起来，“天”是义理的“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是把“天”看成产生各种自然现象的天。

在对“人”的理解上也是多种的。医生理解为有血有肉的人体；农业上将“人”看成是劳动力；但在“天人合一”讨论者常常赋予“人”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圣人”（《中庸》），一种是“人君”（《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有的还将“人”抽象为“人道”、“人性”（《中庸》）。

在“合一”上更是各异，道家认为人要效法“天”，效法到最高境界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各物论》）；孟子的“合一”是指天命、人性、道德、教化一脉相通，如“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董仲舒的“合一”是“天人感应”，“天”对人的主宰；张载的“合一”是人性与天道的合一，“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正蒙。诚明》）；程氏兄弟则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卷六）；重农派认为是“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

以上“天人合一”议题概念虽多，但似乎可以归纳为三类：1。天对人主宰，即人服从于“天”；2。自然界的规律与人具有的规律是统一的；3。协调人与自然界关系。各家各派将各自赋于的不同概念、内涵混为一谈，难怪会引起长时期的激烈争论。限于个人水平，不敢对“天人合一”进行全面的评论，仅能对其中“人与天调”一类谈点认识。

其实，“人与天调”一类最早在《周易》中已提到自然的天、地，天人关系是物质的关系，是人活动与自然规律的关系[3]：“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卦。彖传》）；“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上》），说明通过天地阴阳合气的作用，万物就变化产生。《易。文言传。乾》中又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表明人的活动要与自然规律相符。《周易大传》也说：“裁成天地之道，辅成天地之宜”，这些论述至少包含两点意思，即人与天、地有关，人活动规律要与天、地的规律相统一。即主张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达到天与人的和谐。这是最早提出的“天人合一”观点，也是“人与天调”的观点，这样的“天人合一”在对待大自然上有其积极的意义。

2．对古人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议论

就人类对待自然界关系的认识上我国历来有两种观点：即“人定胜天”和“人与天调”。前者公认为荀子（况）的主张，他提出“天人分相”、“制天命而用”等论点，的确荀子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主人，万物都等待人去治理，“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君子而后治也。”（《荀子。礼论》）。他的学生韩非后又加以继承和发展，反对天命，崇尚人力，“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成”（《韩非子。解老》）“治强者王”（《饰邪》），认为只要按事物规律办事，没有办不成的。后来王充、柳宗元、刘禹锡等也都发扬了这一思想，反对“天命论”，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业上一些农学家用这一思想来指导农业实践，如说：“土性虽有宜不宜，人力亦有至不至，人力之至，亦或可以胜天，况地乎？”（《大学衍义补》）；古代权威性的养花著作《花镜》也说：“审其燥湿，避其寒暑，使各顺其性，虽遐方异域，南北易地，人力亦可以夺天工”。但这里要说明一点，荀子并没直接提出“人定胜天”的口号，也没有人要战胜“天”的意思，人们常引用的原话是：“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物理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荀子。天论》），这是说：与其慕天、颂天不如掌握、控制天的变化规律，因时制宜为生产服务；与其羡慕万物的生存，不如掌握它的规律，促进其成长，放弃人的努力而指望自然恩赐，那就不符合事物发生、发展的真实情况了。显然，荀子是主张人去掌握自然规律，不是去战胜大自然、征服自然，他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并不是后人所说的“人定胜天”，理解成征服自然是后人的发挥。实际上他极力主张适时利用生物资源，不滥用资源，多次提出：“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百姓有余材也。”“鼋鼍鱼鳖鳅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荀子。王制篇》）。

当然，在最早的古代草木特别茂密，野兽特别多的情况下，当人类生存和生活受到严重威胁时，提出“人定胜天”或“征服自然”观点在那个历史阶段也是对的，确实对人类战胜各种灾害、危险，发展农、牧业经济起过积极作用。不过在后来资源减少，环境状况变坏时，仍坚持“人定胜天”、“征服自然”，甚至“向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这样一些观点就不恰当了。

至于涉及实际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或“人与天调”思想源于《周易》，后来阴阳五行家及重农派大力发展，提出“圣王务时而寄政”，政令、刑德要与“四时之序协调”（《管子。五行》），要求君主“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吕氏春秋。十二纪》），很强调天、地、人的统一，如“力地而勤于时，国必富”（《管子。小问篇》）。特别在农业上将天、地、人统一的思想大加推崇、应用，基本成了指导农业生产的根本思想，“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篇》）。对我国农业影响最大的农书《齐民要术》明确地指出：“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天、地、人统一的观点也是我国最早提出的生态体系，比国外提出的体系更早更科学〔1〕。即使侧重哲理“天人合一”主张的核心人物孔子、孟子在对待实际的自然上也是主张爱护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例如孟子与梁惠王论政时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木材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木材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撼也。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孔子也认为不按适宜时间伐木、杀兽，是不孝的行为。

由此可见，“人与天调”，天、地、人统一的思想在中国影响是多么的深远。特别在今天森林受到严重破坏，环境遭到广泛污染，温室效应加剧，臭氧层减薄，气候反常，灾害增多，荒漠化不断扩大，生物资源减少，生态平衡失调等情况下，主张人与大自然协调、和谐相处的思想更显得可贵。

三．利用生物资源的主张和策略

今天，由于人口增多和人类活动增强，生物资源数量日渐减少，环境状况不断恶化，“永续利用资源”的呼声高涨起来，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世界各国当今和面向未来的战略和对策，得到了各国的响应。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多年已产生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思想并加以实践。

我国有保护、持续利用资源的思想和行动可追溯到很早，在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著作中已有记述：“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商君书。画策》），可见在原始社会轩辕黄帝时代人民就注意到树木、禽兽资源少了，便不猎取小兽和不寻鸟蛋吃，人民也不给官吏供应物资，死了不得用棺材。明确告诫人们，生物资源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无限制利用的。我国同世界各国一样，在自然资源日渐减少时，将野生生物变为家植、家养，发展了农、牧业，无疑对减轻过度利用自然生物资源压力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此处无须多议）。除此之外，我们的先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对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特别是野生生物资源，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有的经验至今天仍不失其指导意义〔4〕。

1．善待各生物，维护生态平衡：

早在两千多年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荀子已提到：“人善治之，……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养食者，不可胜数也”，指出生物之间是通过食物链关系（“相养食”）来维持彼此数量的相对稳定性，只有不破坏这种平衡关系，生物才会“不可胜数”。他又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滂滂如河海,暴暴如丘山.”（《荀子。富国》）。也就说生物资源得到外界生态条件的保证和人们对其合理的维护，生物资源就会如江河滚滚，源源不断供人利用。这也恐怕是最早十分明确提出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观点。

2．维护生态环境，依照生物生长发育规律科学地利用生物资源：

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观察到生物都有自己固有的生长发育规律，人们只有在生物生长发育的最佳时期加以利用才能保证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淮南子。主述训》有段文字对这一观点表述得十分明白：“畈不掩群，不取麛夭；不凅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且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鶽不挚，罗网不得张于豀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满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逸周书。文传》也有类似的论述：“山林非时不升斤斧，已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总之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掌握生物生长、发育规律来利用就能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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