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言论？相对落后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

很多朋友对于托洛茨基言论和相对落后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相对落后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亚欧一些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在过去几十年中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没有去探究落后国家首先获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进入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但是，自从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一些人在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中，重新对落后国家首先获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问题，提出了疑问。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首先胜利，这合乎马克思主义吗？一连串的东欧国家剧变，是否说明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获胜这个理论站不住脚了呢？这牵涉到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应该在新形势下作出新的回答。

一、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判断到列宁的创造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思格斯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根据当时的备档明情况，曾多次作过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具体判断和预测。1847年10月至11月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初稿《共产主义原理》中曾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蠢卖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221页）思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一系列原理在不久马、恩共同写作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和运用。然而，对上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具体地点的说法并没有在宣言中再现。可见，以上论断是一个具体判断而非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这一革命发生的规律时更注重现实斗争提供的新鲜经验。马克思在致恩格斯信（1858年10月8日）中已经注意到在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欧洲大陆上发生革命不易取得胜利这一现实：“大陆上的革命是不可免的，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由于在广阔无比的地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这个小小的角落里的革命是不是一定会被镇压下去呢？”（《仿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所以，那种认为等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足以“自然而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才进入社会主义，因而排斥较落后的国家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找不到根据的。相反，马克思、恩格斯甚至早就对较落后国家革命冲突的发生有一定的预见。他们指出：“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这一精辟论述，可以说为后来的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一定的理论根底。列宁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处于较落后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在俄国应该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不仅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就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也存在严重的争论。1917年4月25日加米涅夫发表于《真理报》的文章认为：“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度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环境之下，在农村中甚至连农奴制还没有消灭的时候——这种环境和这种时机决不适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指武装起义——引者注）”。（《国际共运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10页）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有人竟高叫：“国际主义者同志们，把你们的社会革命再推迟五十年吧！”（见《托洛茨基言论》上册第311页）列宁没有像加米涅夫等人那样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句具体判断，而是沿着他们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

早在1915年8月，列宁首先根据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1917年春列宁就明确制定了先争得民主共和国，“然后再争得唯一能给与备受战争痛苦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同上书第3卷第12页）至十月革命爆发前几天，列宁更加坚定地确立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的俄国胜利的信念：“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末，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他们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上书第3卷第335页）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和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扬弃了其过时的个别具体结论，向前发展厂马克思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二、社会形态的变革首先发生在落后国家是一条规律

人们可以把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一点及其相关的疑问暂且放在一边，而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在人类经历的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以及未来共产主义这五种社会形态中，每一次一种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变革都是怎样发生、在什么样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的呢？对此作一番考察，能得到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本身得以创立的方法，一是历史的，二是逻辑的。那就让我们一起用历史的和逻辑的两大基本杠杆来揭示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吧。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状态。在这一社会阶段，发达的地区是中国。这是有充分根据的。散布中国各地的沈阳新乐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半坡遗址，以及大汉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良诸文化都是明证。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里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12万人之众。他们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这里还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把人类使用煤炭的历史提前了7000多年，令东西方为之震惊。这里还有大量精致的印坟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管理机制较完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其他各遗址，也从各侧面揭示了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进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到底是原始共产主义发达的地区首先起步进入新社会阶段，还是落后的地区首先进入呢？历史选择了后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首先发生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而原始共产主义较发达的中国则较迟。

在奴隶制阶段，先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是埃及、巴比伦王国、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制度。中国则是相对落后的奴隶制度。这不仅由于它地域较狭小，延续时间较短（严格地讲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影响强大的意识形态，连中央都城都是不断迁徙的。

然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中，正是奴隶制较落后的中国最早发生了成功的封建主义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这是又一次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史实。

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华帝国遥遥领先，十分发达。自秦朝开始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设立郡县制的发达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形见绌。

但是，当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和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艰难，而封建制度一直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英美法诸国封建社会成熟较迟，又不典型，时间也短，当时相比之下淡不上发达，但革命却恰恰又一次发生在这种落后地区。

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为一个密切的整体，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难改变列强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俄国、中国等国家，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落后国家。

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再一次出现了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并获得成功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纵观历史，没有任何一次以一种社会代替另一种社会的革命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方。这种革命总是首先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因而，这可视为一条规律。落后的国家，只要民族统一，传统文化具有较强凝聚力，又具备当时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可能领先世界新社会制度的发展。因此，把这一规律理解为“越穷越革命”是不准确的。必须具备以上两个条件才能领先。

这种现象及其反映的运动规律怎么理解呢？这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学说。

一定水平的生产力需要一定形式的生产关系相配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共同构成一个社会的外壳。适应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确立之后，必然在一段时间内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要求冲破旧的社会的外壳，建立更高一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时候，社会旧壳就必然对它起着束缚和制约作用。原有的社会愈是发达和完善，其外壳便愈是坚硬，因而愈难被生产力的新要求所突破。相反，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原有社会外壳则不够坚硬，一旦生产力的新要求出现，则较容易被冲破，而较早进入新的社会形态．这就是落后国家和地区总是首先发生革命的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也是历史唯物论的解释。

三、中国是否“跳越”了资本主义阶段

在论证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的现实时，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社会跳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跳跃是合理的。不难看出，“跳越”论认为中国以封建主义为起跳点，超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跳”进了社会主义阶段。

这种“跳越”论回避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怎样解释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第二，人类历史发展的跳越现象是普遍的吗？用偶然性的根据，怎样解释历来的社会演进的革命都发生在落后地区呢？

一般说来，历史发展、社会形态演进是不允许孤立跳越的，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国家和相当于国家的地区尤其如此。这种跳越只可能发生在个别的、局部的、不平衡的地区。如果用“跳越”论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于亚欧大面积上的十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则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跳越了资本主义阶段吗？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理解为局限于一个国家内的事物，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态完全理解为典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形态，可以说中国不曾有过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资本主义是没有国界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世界里，既有典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不典型的、不发达的国家。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际上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充当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没有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充当被掠夺的对象，就没有世界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因此，从世界整体角度看，中国等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只不过是不典型的、不发达的、不独立的、充当剥夺对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也曾有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列强在近代的活动，早已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运转体系之中了。因此，中国就再也不可重复有一个典型的、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在具备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走上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

为什么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能有一个典型的、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帝国主义不答应。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本性是排他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竟然可以毫不含糊地联合全欧洲的封建君主国去扑灭18世纪末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可以极力阻碍美利坚民族的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这种排他性造成了每一个新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初期，都要伴随一场涉及数国的战争。至19世纪末，资本主义基本上确立了各自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世界平衡的格局。稍有新变化出现，免不了用世界大战或绵延持久的局部战争来解决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一个被列强宰割、控制的中国社会，是决不允许成为列强们对等的伙伴的。这就是中国无法有一个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并没有“跳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而是渡过了一个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的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是在一个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在具备了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与中外资产阶级的矛盾）的基础上，循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

有关苏联新经济政策

二十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

[Time]来源：

高继文

在对苏联二十年代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理论界普遍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予以较高评价。但是关于新经济政策在二十年代末终结的原因，多数学者较多强调的是当时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条件，也有的学者认为新经济政策发展中充满了不可克服的矛盾，到二十年代末潜力已尽，已行不通。我认为，新经济政策执行几年后不仅克服了最初的社会经济危机，而且恢复了苏联经济，这说明它让带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包括粮食收购危机，是由于背离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造成的，通过政策调整、完善是可以解决的，不能否定它的改革方向。研究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除了要看到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外，还应分析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理论认识水平、党内生活状况等主观因素，以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直接面临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列贺高宁在革命前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并为民主革命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后来形势发展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列宁和俄共（布）的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当时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有明显的直接过渡倾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与这种指导思想有很大关系，而不只是战争环境的产物。改行新经济政策，先是形势所迫，后来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初步找到了小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在理论上加以阐发、升华。新经济政策理论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引起了社会主义观念的根本创新。列宁认识到，在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一般原则。而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采取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商品市场关系，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搞好工农结合。列宁晚年明确认识到，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认真的政策，应当用改良主义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渐进过渡”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教育人们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根据实践经验发展新理论，制定新政策。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才刚刚实行了二、三年时间，经验还不丰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个有待认真探索的问题，又加上列宁患病，许多理论问题他没有来得及也不可能予以充分论证，最后的口授文章也只是就他当时最关心的重要问题做了论述。列宁逝世后，如何继承和发展列宁的思想，沿着新经济政策道路走下去，是俄共（布）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然而，在二十年代，俄共（布）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远不成熟，不能适应新经济政策不断向前发展的需要。坦拍芦整个党的理论水平不高，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理论家也不多，他们又不能通力合作，这就大大妨碍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探索。绝大多数老近卫军、干部和党员是因投身革命而走到领导岗位的，理论水平低，不清楚如何搞社会主义。他们的思想受战时共产主义和战争经验影响大，对进行建设不熟悉，心中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和阶级斗争观念。许多人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重视、领会不够，甚至根本就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走向社会主义之路。他们所学习、理解和接受的仍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之前的思想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有些领导干部干脆说，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在苏联经济中已没有留下什么社会主义因素了。他们关心的不是如何使新经济政策得到发展，而是如何早早结束它。

在党内深入研究、宣传新经济政策的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人。但是，在那个全党和全社会文化水平较低、崇尚激情的狂热年代，他们的科学理论往往不被人理解，反而会被作为“右倾”遭到指责、批判。在二十年代党内争论中，争论双方常常引以为据的理论是马克思经典理论和列宁新经济政策以前的思想。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的观念占有支配地位。他们将新经济政策与搞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可能会招致资本主义复辟。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都急于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搞大工业、大农业，认为小生产没有生命力，没有前途，实行社会主义越早越好。在1926年后，斯大林等人一方面说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已强大到可以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的程度，另一方面又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障碍，所以急于消灭“资本主义”。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正是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是把经济政策中的一些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做法当作资本主义，或者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限的资本主义因素夸大化。他们用传统标准，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姓“社”还是姓“资”的抽象概念，去认识新经济政策中的问题，寻找出路。明明是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例如农民个体生产经营、发展商品经济、出租土地和生产资料等，他们却认为是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担心资本主义复辟。列宁早已解决了的对农民、商品市场关系、个体经济等问题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仍把这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看待。在新经济政策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后，不是坚定前进方向，完善政策，而认为是资本主义在搞破坏，以向资本主义进攻为借口结束了新经济政策。

二、急于加快发展的赶超心理

在历史上，俄国历代沙皇统治者都把超常规发展、谋求世界大国地位作为自己的梦想。十月革命后，全国上下仍受这种强国梦的影响，并且由于革命的胜利，从领导到群众产生了急切加快发展的速胜心理。大家都希望利用新政权尽快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甩掉落后帽子。在二十年代，党的领导人尽管在一些理论问题和具体经济政策上有分歧，但都同意加快发展大工业，都把这看作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维护国家独立的关键。托洛茨基提出“超工业化”，斯大林追求的速度还要快，是布尔什维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速度。他要用10年时间走完资本主义国家用了50年至100年所走过的发展过程。当时苏联还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的思想意识、小生产者急于求成的心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有很大影响。国家越落后越急于尽快改变现状，并且容易滋生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顾客观经济规律。

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也使党和人民产生了加快发展的紧迫感甚至是危机感。多年希望的世界革命没有到来，苏联一国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搞建设，时刻有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压力感。保卫国家独立的责任感、使命感，使人们把发展速度看作是对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斯大林在二十年代后期多次提出或者是灭亡，或者是加快速度发展自己，他从这样的高度强调发展速度的重要性。而对国际形势判断得过于严峻，又加剧了这种紧迫感。在1925年，斯大林就曾指出战争的形势正在日益成熟，1927年英苏断交后，他便指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仿佛危险就在眼前。于是，应付战争的需要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制定各种计划和推行各种政策时，着重考虑的是要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增强国防力量。这是影响经济政策发展趋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特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意识形态信仰和民族独立、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成为加快发展的双重动因。在如何加快发展问题上，布哈林侧重于利用经济规律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兼顾生产和人民生活两方面，使人民自愿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他认为用新经济政策是可以获得快速发展的。斯大林则将实现社会主义和谋求国家强大的战略同步实施，他认为只有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才能快速发展，用新经济政策达不到目标。在1928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说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才能消灭我国历来的落后。这是他急于改变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因。因为国家本来还落后，却要让它迅速大变样，并且要片面发展某些经济部门，用正常的做法无疑是办不到的，只有走“捷径”，采取强制措施，打破常规。为了集中一切有限资源搞重点建设，便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怕市场经济达不到目标。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也的确应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消灭资本主义。这样，理论信念和现实要求不谋而合，使人们相信就应这么做，而不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现实条件之间的巨大差距，不像列宁那样去寻找二者之间的过渡环节。只考虑需要，不考虑可能，实用主义盛行。生产力水平不具备加速发展的条件，便企图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阶级斗争、反“右倾”去加速。在这种“左”的思想支配下，二十年代末党内许多经济部门的领导人把斯大林提出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作为社会主义的理想选择，而认为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主张会拖延发展速度，而右倾保守思想。他们为了“赶超”而反对布哈林的政策。

三、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

在历史上，推行任何新的经济政策都有赖于政治上的支持和配合，经济改革要求有相应的政治改革作保证。在二十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政治体制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基本上仍沿用战争年代那一套做法，权力集中现象越来越严重，党内民主生活越来越不健全，党内争论的方法越来越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和政策之争的结果往往不取决于它们本身的是与非，而取决于争论各方在政治斗争中的胜与败，个别领导人可以通过政治和组织手段决定经济政策的兴与废。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经济改革深化的需要，是新经济政策中断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1921年前多年的战争期间，俄共（布）的领导体制是高度集中的战斗命令型体制，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也是适应战争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党政领导体制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需要。所以，战争结束后，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也酝酿进行领导体制改革、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放弃党组织的军事化，作出了以“工人民主制”代替“极端集中制”、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党内反对委任制，实行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加强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允许在党内就重大问题进行自由争论和相互批评。这些规定有助于发展党内民主，推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但由于当时党内派别林立，争论激烈，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影响较大，列宁和俄共（布）为了防止派别斗争干扰经济政策的转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确保在经济上有步骤、有秩序的退却，决定禁止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以上两方面的规定，就其总的指导思想来说，还是要加强党内民主。党的十大后，列宁为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了一定努力。但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官僚主义等弊病愈演愈烈，与经济改革的节奏很不协调。列宁在最后口授著作和书信中严厉批评了这种情况，提出了对政治体制作一系列改革的具体措施，目的就是为长期坚持新经济政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可惜，这些意见没有引起后来领导人的重视，严重妨碍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探索。

列宁逝世后，党内主要领导人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在苏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由于经验不足，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方法不同，争论是难免的。如果采取民主、平等、说理的方法进行健康有益的争论，互帮互助，取长补短，明辨是非，是可以共同提高，并取得一致认识的。即使一时还达不成共识，可以由实践来检验是非。如果这样，他们是有可能在共同探索中取得成就的。但是，二十年代俄共（布）党内民主生活起来越不正常，没有展开正常的说理式讨论的气氛。党内民主受到忽视，而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却受到了歪曲，被一些领导人当成了进行不正当党内斗争的手段，消极影响极其严重。斯大林通过组织手段逐步控制了党内大权，监督机关名存实亡。他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提出不同于他的观点统统称为搞派别活动，甚至是反党活动。然后，以建设社会主义要高度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借口，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反对派予以严厉处理，甚至作为敌人来对待。他开始还提出反对在党内实行“割除”办法，后来却惯用这种办法，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对待异己。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要求党内民主时，斯大林却说不能要形式上的民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所维护的“党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把反对派在政治上打倒。为了在斗争中取胜，斯大林动用组织手段去反对反对派，使他们的理论观点败于权势之下。在这种不正常的争论中，理论、政策争论的内容和观点越来越居于次要地位，争论的胜败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的权力大。反对派的失败首先是政治和组织上的失败，他们的观点即使正确也难以取胜。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理论观点都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斗争的结局，任何人要推行新经济政策首先必须有政治依靠。在1927年前，布哈林所以能坚持和发展经济政策，是由于得到了斯大林在政治和组织上的支持。但斯大林支持布哈林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前面已说过，他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与布哈林明显不同，他不把它看作是长远之计。而布哈林在政治上对斯大林的支持又助长了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之风和斯大林的专断权力，使党内民主集中制破坏殆尽。所以，到1928年后布哈林与斯大林发生争论时，他本人就处于很被动的地位，他用说理的方式据理力争，斯大林却用组织手段比较容易地打败了他。从此，新经济政策也就随之终结了。从这个侧面来看，新经济政策终结的重要原因在政治方面。这种情况昭示我们，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是何等重要。

四、历史传统力量影响至深

在斯大林与布哈林围绕着新经济政策的斗争中，斯大林取胜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有重大弊端，他拥有组织上的优势。但要看到，他终究得到了中央全会多数领导人的拥护。这说明他的胜利背后有其社会基础，这样的社会基础不利于推行新经济政策，而有利于斯大林模式的确立。这里除了有二十年代的国际国内条件影响外，与俄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

斯大林与布哈林斗争的焦点之一是农业和农村问题。布哈林坚持继续在农村实行新经济政策，反对匆匆搞全盘集体化，应该说是代表和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但他却不仅得不到中央的支持，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斯大林发动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在农村迅速展开，短时间近于完成，期间农民虽也进行过局部的、零星的反抗，但他们还是接受了集体化的事实，并且集体农庄制度从此在苏联农村扎下了根。集体化运动虽然是借助于阶级斗争乃至暴力进行的，但它的全面推开与俄国历史上的村社传统也有内在联系。在俄国，村社传统的历史渊远流长，崇尚村会精神的民粹主义思潮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集体农庄制度是村社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见，是历史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混合物。村社在十月革命前已存在了几百年，在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时受到猛烈冲击，但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又获得了奇迹般的再生。在二十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村社土地占有形式占整个农民土地的95%以上，村社力量是在农村发展个体经济和商业市场关系的阻力。在宗法制的村社制度下，土地归集体所有，定期分给农民使用，农民集体劳动，集体消费，过着平均主义生活，集体主义精神深入人心。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是推行新经济政策的一大阻力。直到二十年代中期，民粹主义在党内还有相当影响，不少领导人还认为村社的土地公有和平均分配可以抑制富家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而有着长期村社传统的农民从个人私利出发，希望发展生产、生财致富，但又担心市场经济发展造成两极分化，或者是被作为富农遭受剥夺，因此不习惯于独立生产和经营。集体农庄制度有国家在物力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持，实行集体劳动、平均分配，似乎是农民所熟悉、易接受的，村社所培育、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为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制度奠定了基础。全盘集体化使村社组织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使村社的平均主义思想、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得以继续延续。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发展阻力重重，结束得却干净利落，民粹主义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与经济上的村社传统相应的政治专制主义在俄国同样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是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形成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在专制制度下，人民群众愚昧落后，没有文化，没有政治民主的思想意识，依赖集体，崇拜权威，屈从于行政命令，希望有个好沙皇，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好皇帝上。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但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民的思想文化不可能迅速改变，在革命后对沙皇的崇拜转变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领袖的崇拜。列宁逝世前夕就成了党内外干部、群众崇拜的偶像，列宁逝世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巨大的震撼。这种领袖崇拜心理在列宁逝世后则变为对“活着的列宁”崇拜，谁能以“活着的列宁”的出现，谁就能成为人民的领袖。在二十年代党内的斗争中，斯大林表现出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钢铁般的意志，时时以列宁的学生、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在全党面前，而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指责为反对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置他们于敌人的位置。而且，他还一贯表现出自己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有公正无私的党性原则。这样，他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领导人，赢得了全党和人民的拥戴。而在布哈林身上表现出的更多的是理论家的素养，性情温和，平易近人，他本人既不争权夺利，别人也不把他当作是依靠得住的领袖。虽然他是真正坚持和发展列宁主义的人，但人们却不认为他是列宁的继承人。这是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主张得不到拥护的重要原因。

政治上的专制统治传统还给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模式带来了很大影响。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强调要有严格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要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队作用。列宁逝世后，党的领导方式、方法没有进行相应的改变，没有健全党内民主。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不高，民主观念不强，受农民意识影响太深，很难从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从军队中复员转到各项建设中的大批干部习惯行政命令方式，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怀有恋情。党的十三大后，仓促吸收到党内的党员各方面素质低下，官僚习气严重，依附于集权政治体制。所有这些制度、组织和干部方面的原因，都是有利于斯大林巩固政治统治、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6～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87．

[2]布哈林文选（上中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983．

[3]斯大林全集（第7-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958．

[4]格·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5]托洛茨基言论．（上下册）[M]．北京：三联书店，1979．

[6]苏联史纲（上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郑异凡．布哈林论稿[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04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起什么作用

在对苏联二十年代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理论界普遍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予以较高评价。但是关于新经济政策在二十年代末终结的原因，多数学者较多强调的是当时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条件，也有的学者认为新经济政策发展中充满了不可克服的矛盾，到二十年代末潜力已尽，已行不通。我认为，新经济政策执行几年后不仅克服了最初的社会经济危机，而且恢复了苏联经济，这说明它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包括粮食收购危机，是由于背离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造成的，通过政策调整、完善是可以解决的，不能否定它的改革方向。研究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除了要看到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外，还应分析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理论认识水平、党内生活状况等主观因素，以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直接面临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革命前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并为民主革命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后来形势发展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列宁和俄共（布）的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当时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有明显的直接过渡倾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与这种指导思想有很大关系，而不只是战争环境的产物。改行新经济政策，先是形势所迫，后来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初步找到了小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在理论上加以阐发、升华。新经济政策理论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引起了社会主义观念的根本创新。列宁认识到，在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一般原则。而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采取以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商品市场关系，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搞好工农结合。列宁晚年明确认识到，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认真的政策，应当用改良主义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渐进过渡”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教育人们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根据实践经验发展新理论，制定新政策。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才刚刚实行了二、三年时间，经验还不丰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个有待认真探索的问题，又加上列宁患病，许多理论问题他没有来得及也不可能予以充分论证，最后的口授文章也只是就他当时最关心的重要问题做了论述。列宁逝世后，如何继承和发展列宁的思想，沿着新经济政策道路走下去，是俄共（布）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然而，在二十年代，俄共（布）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远不成熟，不能适应新经济政策不断向前发展的需要。整个党的理论水平不高，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理论家也不多，他们又不能通力合作，这就大大妨碍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探索。绝大多数老近卫军、干部和党员是因投身革命而走到领导岗位的，理论水平低，不清楚如何搞社会主义。他们的思想受战时共产主义和战争经验影响大，对进行建设不熟悉，心中启态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和阶级斗争观念。许多人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重视、领会不够，甚至根本就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走向社会主义之路。他们所学习、理解和接受的仍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之前的思想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有些领导干部干脆说，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在苏联经济中已没有留下什么社会主义因素了。他们关心的不是如何使新经济政策得到发展，而是如何早早结束它。

在党内深入研究、宣传新经清宏济政策的是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人。但是，在那个全党和全社会文化水平较低、崇尚激情的狂热年代，他们的科学理论往往不被人理解，反而会被作为“右倾”遭到指责、批判。在二十年代党内争论中，争论双方常常引以为据的理论是马克思经典理论和列宁新经济政策以前的思想。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的观念占有支配地位。他们将新经济政策与搞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可能会招致资本主义复辟。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都急于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搞大工业、大农业，认为小生产没有生命力，没有前途，实行悄正源社会主义越早越好。在1926年后，斯大林等人一方面说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已强大到可以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的程度，另一方面又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障碍，所以急于消灭“资本主义”。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正是新经济政策使苏联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是把经济政策中的一些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做法当作资本主义，或者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限的资本主义因素夸大化。他们用传统标准，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姓“社”还是姓“资”的抽象概念，去认识新经济政策中的问题，寻找出路。明明是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例如农民个体生产经营、发展商品经济、出租土地和生产资料等，他们却认为是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担心资本主义复辟。列宁早已解决了的对农民、商品市场关系、个体经济等问题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仍把这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看待。在新经济政策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后，不是坚定前进方向，完善政策，而认为是资本主义在搞破坏，以向资本主义进攻为借口结束了新经济政策。

二、急于加快发展的赶超心理

在历史上，俄国历代沙皇统治者都把超常规发展、谋求世界大国地位作为自己的梦想。十月革命后，全国上下仍受这种强国梦的影响，并且由于革命的胜利，从领导到群众产生了急切加快发展的速胜心理。大家都希望利用新政权尽快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甩掉落后帽子。在二十年代，党的领导人尽管在一些理论问题和具体经济政策上有分歧，但都同意加快发展大工业，都把这看作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维护国家独立的关键。托洛茨基提出“超工业化”，斯大林追求的速度还要快，是布尔什维克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速度。他要用10年时间走完资本主义国家用了50年至100年所走过的发展过程。当时苏联还是一个农民国家，农民的思想意识、小生产者急于求成的心理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有很大影响。国家越落后越急于尽快改变现状，并且容易滋生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顾客观经济规律。

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也使党和人民产生了加快发展的紧迫感甚至是危机感。多年希望的世界革命没有到来，苏联一国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搞建设，时刻有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压力感。保卫国家独立的责任感、使命感，使人们把发展速度看作是对国家生死攸关的大事。斯大林在二十年代后期多次提出或者是灭亡，或者是加快速度发展自己，他从这样的高度强调发展速度的重要性。而对国际形势判断得过于严峻，又加剧了这种紧迫感。在1925年，斯大林就曾指出战争的形势正在日益成熟，1927年英苏断交后，他便指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逼近了，仿佛危险就在眼前。于是，应付战争的需要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制定各种计划和推行各种政策时，着重考虑的是要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增强国防力量。这是影响经济政策发展趋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特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意识形态信仰和民族独立、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成为加快发展的双重动因。在如何加快发展问题上，布哈林侧重于利用经济规律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兼顾生产和人民生活两方面，使人民自愿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他认为用新经济政策是可以获得快速发展的。斯大林则将实现社会主义和谋求国家强大的战略同步实施，他认为只有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才能快速发展，用新经济政策达不到目标。在1928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说只有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才能消灭我国历来的落后。这是他急于改变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因。因为国家本来还落后，却要让它迅速大变样，并且要片面发展某些经济部门，用正常的做法无疑是办不到的，只有走“捷径”，采取强制措施，打破常规。为了集中一切有限资源搞重点建设，便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怕市场经济达不到目标。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也的确应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消灭资本主义。这样，理论信念和现实要求不谋而合，使人们相信就应这么做，而不去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现实条件之间的巨大差距，不像列宁那样去寻找二者之间的过渡环节。只考虑需要，不考虑可能，实用主义盛行。生产力水平不具备加速发展的条件，便企图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阶级斗争、反“右倾”去加速。在这种“左”的思想支配下，二十年代末党内许多经济部门的领导人把斯大林提出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作为社会主义的理想选择，而认为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主张会拖延发展速度，而右倾保守思想。他们为了“赶超”而反对布哈林的政策。

三、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

在历史上，推行任何新的经济政策都有赖于政治上的支持和配合，经济改革要求有相应的政治改革作保证。在二十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经济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政治体制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基本上仍沿用战争年代那一套做法，权力集中现象越来越严重，党内民主生活越来越不健全，党内争论的方法越来越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和政策之争的结果往往不取决于它们本身的是与非，而取决于争论各方在政治斗争中的胜与败，个别领导人可以通过政治和组织手段决定经济政策的兴与废。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经济改革深化的需要，是新经济政策中断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1921年前多年的战争期间，俄共（布）的领导体制是高度集中的战斗命令型体制，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也是适应战争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党政领导体制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需要。所以，战争结束后，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也酝酿进行领导体制改革、发展党内民主的问题。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放弃党组织的军事化，作出了以“工人民主制”代替“极端集中制”、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党内反对委任制，实行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加强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允许在党内就重大问题进行自由争论和相互批评。这些规定有助于发展党内民主，推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但由于当时党内派别林立，争论激烈，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影响较大，列宁和俄共（布）为了防止派别斗争干扰经济政策的转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确保在经济上有步骤、有秩序的退却，决定禁止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以上两方面的规定，就其总的指导思想来说，还是要加强党内民主。党的十大后，列宁为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了一定努力。但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官僚主义等弊病愈演愈烈，与经济改革的节奏很不协调。列宁在最后口授著作和书信中严厉批评了这种情况，提出了对政治体制作一系列改革的具体措施，目的就是为长期坚持新经济政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可惜，这些意见没有引起后来领导人的重视，严重妨碍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探索。

列宁逝世后，党内主要领导人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在苏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由于经验不足，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方法不同，争论是难免的。如果采取民主、平等、说理的方法进行健康有益的争论，互帮互助，取长补短，明辨是非，是可以共同提高，并取得一致认识的。即使一时还达不成共识，可以由实践来检验是非。如果这样，他们是有可能在共同探索中取得成就的。但是，二十年代俄共（布）党内民主生活起来越不正常，没有展开正常的说理式讨论的气氛。党内民主受到忽视，而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却受到了歪曲，被一些领导人当成了进行不正当党内斗争的手段，消极影响极其严重。斯大林通过组织手段逐步控制了党内大权，监督机关名存实亡。他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提出不同于他的观点统统称为搞派别活动，甚至是反党活动。然后，以建设社会主义要高度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为借口，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反对派予以严厉处理，甚至作为敌人来对待。他开始还提出反对在党内实行“割除”办法，后来却惯用这种办法，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对待异己。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要求党内民主时，斯大林却说不能要形式上的民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所维护的“党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把反对派在政治上打倒。为了在斗争中取胜，斯大林动用组织手段去反对反对派，使他们的理论观点败于权势之下。在这种不正常的争论中，理论、政策争论的内容和观点越来越居于次要地位，争论的胜败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的权力大。反对派的失败首先是政治和组织上的失败，他们的观点即使正确也难以取胜。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理论观点都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斗争的结局，任何人要推行新经济政策首先必须有政治依靠。在1927年前，布哈林所以能坚持和发展经济政策，是由于得到了斯大林在政治和组织上的支持。但斯大林支持布哈林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前面已说过，他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与布哈林明显不同，他不把它看作是长远之计。而布哈林在政治上对斯大林的支持又助长了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之风和斯大林的专断权力，使党内民主集中制破坏殆尽。所以，到1928年后布哈林与斯大林发生争论时，他本人就处于很被动的地位，他用说理的方式据理力争，斯大林却用组织手段比较容易地打败了他。从此，新经济政策也就随之终结了。从这个侧面来看，新经济政策终结的重要原因在政治方面。这种情况昭示我们，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是何等重要。

四、历史传统力量影响至深

在斯大林与布哈林围绕着新经济政策的斗争中，斯大林取胜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有重大弊端，他拥有组织上的优势。但要看到，他终究得到了中央全会多数领导人的拥护。这说明他的胜利背后有其社会基础，这样的社会基础不利于推行新经济政策，而有利于斯大林模式的确立。这里除了有二十年代的国际国内条件影响外，与俄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

斯大林与布哈林斗争的焦点之一是农业和农村问题。布哈林坚持继续在农村实行新经济政策，反对匆匆搞全盘集体化，应该说是代表和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但他却不仅得不到中央的支持，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斯大林发动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在农村迅速展开，短时间近于完成，期间农民虽也进行过局部的、零星的反抗，但他们还是接受了集体化的事实，并且集体农庄制度从此在苏联农村扎下了根。集体化运动虽然是借助于阶级斗争乃至暴力进行的，但它的全面推开与俄国历史上的村社传统也有内在联系。在俄国，村社传统的历史渊远流长，崇尚村会精神的民粹主义思潮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集体农庄制度是村社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见，是历史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混合物。村社在十月革命前已存在了几百年，在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时受到猛烈冲击，但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又获得了奇迹般的再生。在二十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村社土地占有形式占整个农民土地的95%以上，村社力量是在农村发展个体经济和商业市场关系的阻力。在宗法制的村社制度下，土地归集体所有，定期分给农民使用，农民集体劳动，集体消费，过着平均主义生活，集体主义精神深入人心。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是推行新经济政策的一大阻力。直到二十年代中期，民粹主义在党内还有相当影响，不少领导人还认为村社的土地公有和平均分配可以抑制富家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而有着长期村社传统的农民从个人私利出发，希望发展生产、生财致富，但又担心市场经济发展造成两极分化，或者是被作为富农遭受剥夺，因此不习惯于独立生产和经营。集体农庄制度有国家在物力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持，实行集体劳动、平均分配，似乎是农民所熟悉、易接受的，村社所培育、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为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制度奠定了基础。全盘集体化使村社组织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使村社的平均主义思想、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得以继续延续。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发展阻力重重，结束得却干净利落，民粹主义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与经济上的村社传统相应的政治专制主义在俄国同样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是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形成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在专制制度下，人民群众愚昧落后，没有文化，没有政治民主的思想意识，依赖集体，崇拜权威，屈从于行政命令，希望有个好沙皇，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好皇帝上。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但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民的思想文化不可能迅速改变，在革命后对沙皇的崇拜转变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领袖的崇拜。列宁逝世前夕就成了党内外干部、群众崇拜的偶像，列宁逝世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巨大的震撼。这种领袖崇拜心理在列宁逝世后则变为对“活着的列宁”崇拜，谁能以“活着的列宁”的出现，谁就能成为人民的领袖。在二十年代党内的斗争中，斯大林表现出了高超的组织才能和钢铁般的意志，时时以列宁的学生、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在全党面前，而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指责为反对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置他们于敌人的位置。而且，他还一贯表现出自己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有公正无私的党性原则。这样，他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理想的领导人，赢得了全党和人民的拥戴。而在布哈林身上表现出的更多的是理论家的素养，性情温和，平易近人，他本人既不争权夺利，别人也不把他当作是依靠得住的领袖。虽然他是真正坚持和发展列宁主义的人，但人们却不认为他是列宁的继承人。这是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主张得不到拥护的重要原因。

政治上的专制统治传统还给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模式带来了很大影响。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强调要有严格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要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队作用。列宁逝世后，党的领导方式、方法没有进行相应的改变，没有健全党内民主。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不高，民主观念不强，受农民意识影响太深，很难从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从军队中复员转到各项建设中的大批干部习惯行政命令方式，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怀有恋情。党的十三大后，仓促吸收到党内的党员各方面素质低下，官僚习气严重，依附于集权政治体制。所有这些制度、组织和干部方面的原因，都是有利于斯大林巩固政治统治、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6～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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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联史纲（上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郑异凡．布哈林论稿[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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