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深宫艳史之1，如何评价甄嬛传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古装深宫艳史之1的一些知识点，和如何评价甄嬛传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如何评价甄嬛传

《甄嬛传》是讲述甄嬛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少女成长为一个善于谋权的深宫妇人的故事。

雍正元年，十七岁的甄嬛与好姐妹眉庄、陵容参加选秀，她本抱着来充个数的念头，可皇帝偏相中了她的智慧、气节与端庄，最后三人一同入选。但因华妃嚣张，步步紧逼，眉庄被冤，陵容变心，天真的甄嬛慢慢变成了后宫精明的女子。皇帝发现年羹尧的野心，令甄父剪除年氏一族，甄嬛终于斗倒了华妃。但不久又遭人暗算，父亲也被文字狱牵连而遭牢狱之灾，生下女儿后，心灰意冷的甄嬛选择出宫修行。在宫外幸得十七爷悉心照顾，二人相亲相爱，只等有机会远走高飞。后因误传十七爷死讯，甄嬛为保全腹中骨肉，设计与皇帝相遇，重回宫中。因生下双生子，甄父的冤案得以平反，重新被皇帝重用，甄氏一族再度崛起。甄嬛多次躲过皇后的陷害，最终扳倒皇后。可造化弄人，享尽荣宠的甄嬛，最终却只能看着心上人十七爷死在自己怀中。皇帝驾崩后，弘历登基，甄嬛被尊为太后。

如何评价？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丁振海认为，题材本身有大小之分，但却无好坏之别。无论写重大历史还是写凡人小事，无论写帝王将相还是写嫔妃宫女，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有没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规模宏大的《战争与和平》、精致隽永而深刻的《羊脂球》、波澜壮阔的《三国演义》陆宴局、说不完身边琐事的《红楼梦》，都不因题材而决定其成败。《甄嬛传》和其他宫廷剧的区别在于：它无意于表现风流皇帝和俏丽佳人的绯闻艳史，而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直面封建帝王生活的腐朽本质，揭示了在罪恶封建制度下人的异化。

“近来，各方人士对荧屏上‘后宫热’中的一些作品提出批评，根本目的不是要取消这类题材，而是要反对这类题材创作中低俗化倾向和违反创作规律的‘一窝蜂式’的跟风做法。”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李准说，那些大家批评的后宫戏要么“无视历史真实的基本要求，随意颠覆、编织重要历史人物的整体定位和相互关系”，要么“完全抛开对社会基本矛盾和当时历史主题的揭示，主要用后宫的情感波澜和权谋较量去揭示历史发展”，要么“无批判甚至以玩赏的态度去展示、美化后宫生活中的争风吃醋和权谋”。《甄嬛传》则完全不同于上述三者，它的主要人物都不是简单的欲望符号，而是被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把握。对于宫廷生活题材电视剧，从指导思想上讲，成败关键在于：创作者是用历史来解释后宫加权谋，还是用后宫加权谋来解释历史，是用先进文化感染人还是靠感官刺激加庸俗趣味赚取收视率。

对此，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的态度是，“我们不能一股脑儿地堕入到题材决定论中，凡是后宫题材的一律加以限制；当然，也不能说题材可以完全无差别，因为同类题材太多以后，整个艺术创作的生早让态环境就失衡了。”

仲呈祥认为，同一题材的电视剧，主要看其价祥闷值追求。凡是反映积极、健康、严肃的价值取向，追求真善美的电视剧就应该支持；反之，则应坚决反对。面对观众，电视剧的创作者要引领而不是迎合，正如《甄嬛传》的创作者一样，不跟风，不盲从，要于相同的题材中，拍出不同的价值追求，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作家的高度决定作品的高度，这是个不易法则。“《甄嬛传》就是一篇关于人性异化的巨型寓言。它以鸿篇巨制的大体量，最终拉成一幅全景象征——宫廷，它是一种畸形病态的生存结构符号，是腐蚀人性的阴暗地窖；皇权制，则无异于卡夫卡笔下的官僚绞肉机。”中国传媒大学教务处主任张育华教授说，《甄嬛传》这部宫廷戏告诉世人，其实不管你拍什么，关键在于以怎样的价值心性去拍。

中国视协副秘书长张彦民认为，在当前良莠不齐的古装宫廷戏格局中，《甄嬛传》是上乘之作，这不仅在于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细致入微的细节描绘、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更在于其思想内涵的深度和广度。该剧对于宫廷生活的刻画形神兼备，对封建皇权制度的批判鞭辟入里。

凡历史题材电视剧都是历史的艺术演绎，“实”的“史实文本”制约着“虚”的“艺术文本”，“虚”的“艺术文本”又丰富了“实”的“史实文本”。《甄嬛传》以严谨的创作态度演绎了一个曲直有致的宫廷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其间流露出对腐朽封建帝制的强烈控诉与批判。

“把历史做实，让历史戏剧化、戏剧历史化，由一位真实存在过的帝王托起这部戏的历史格局，戏核就是以甄嬛为叙事主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分析说，甄嬛虽是一个虚构人物，但她其实就是中国千百年来无数后宫女子的缩影。《甄嬛传》中的“后宫女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她们之间的风起云涌，其实并不单纯是女人之间的争斗，她们的地位和荣宠，都跟各自家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她们的可悲就在于——人人被害而又人人害人。这是落后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李准也认为《甄嬛传》对原小说的改编增加了剧集历史背景的交代，营造了真实的历史场景和历史氛围，真实反映出封建皇权制下的选秀制度和六宫制度不但是封建统治者对美丽资源的霸权性占有和垄断，而且是对女性青春的扼杀，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宫廷文化土壤生长不出真正的爱情之树，结束悲剧的办法只有彻底埋葬皇权。

张育华分析说：“该剧以大气沉着的悲悯情怀，雍容典雅的阴谋杀戮，疯狂惊悚的人性扭曲，超越了是非善恶的二元对立，激起了人性的弹性，写出了人性在极端境遇中可怕的变异，表现出个体命运在一个巨型的历史面前，那种无助、无奈，还有悲惨的抗争。”

“《甄嬛传》虽然不是严格的历史剧，但是它在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之间做出了探索，该剧像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化反思作品一样，具有非常强的批判性，而且极具启蒙主义色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道出了他的独特见解。他说，该剧基本上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描绘后宫里的女性，在宫廷争斗中，有的生命殒灭，有的梦想消失，有的人格变异。虽然主人公甄嬛用争斗保护了自己的爱情，保护了自己的地位和孩子，也得到了无比尊荣，但她失去了一个人想要得到的基本快乐和独立意志。所以，这部电视剧跟大多数的后宫戏非常不一样，不是把宫廷当成一个桃花源，而是将其看成一个巨大的牢狱，最后甄嬛的命运被这个牢狱捆绑，束缚在一种变异的文化状态当中。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玉琴。在她看来，面对历史，《甄嬛传》极力将历史与艺术相协调，尊重历史规律，不走游戏戏说路线，注重对内涵的挖掘，显示出创作者对历史的尊重以及把握历史与艺术关系的能力和胆略。

《甄嬛传》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锤炼，锻造出良好的美学品质。演员细腻的表演、考究的道具布景以及精良的音乐制作等都承载着创作者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透露出厚重的历史感与雅致的文化品位。

“在故宫中，耸立的高墙使人无法看到外面的山峰，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后期制作中花了很大工夫将出现在镜头中的山全部抹去。”郑晓龙导演说。为了身临其境感受剧中人物所处的空间环境，营造真实的历史场景、历史氛围，开拍前，他多次亲赴故宫，对诸如剧中人物住所到御花园有多远、各宫殿之间的空间关系怎么样等琐碎问题都进行了详细考证。

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成就了《甄嬛传》历史的厚重感与文化品味。尹鸿教授感慨：“作品艺术上所体现出的精致，也反映出其历史态度是严肃的、负责任的，是有价值追求的。”

刘玉琴注意到一个细节，电视剧按着森严的等级封号为嫔妃及其身边的宫女安排了不同样式的服饰，“这样的细节足以洞见主创人员对史学的认真态度，全剧在展示历史人物特定装容的过程中，将封建社会森严冷酷的等级制度暴露无遗，引起人们对特定时代人类命运的思考。”

古装戏的语言如何符合历史时代特征一直是困扰创作者的难题。《甄嬛传》语言半文半白，从《红楼梦》的语言中得到不少借鉴。比如“你仔细着”、“你这小蹄子”、“你好生着”、“主雅客来勤”、“登高必跌重”等，读过《红楼梦》的观众看到此处，都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丁振海解释道：“因为该剧情景在雍正年间左右，所以这样的语言运用十分得体。”

曾庆瑞也进一步指出：“该剧在语言上不是简单引用《红楼梦》，而是更深入挖掘《红楼梦》语言韵味的精髓，在很多地方透露出凄婉的色彩，有一种悲剧美的魅力。”

《甄嬛传》自觉追求文化品位，举凡谈诗论画，操琴吹箫，踏雪赏梅，古典文化气息即扑面而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对《甄嬛传》体现出的文化意蕴十分赞赏：“时代、场景、服饰等自不待言，其中做鞋底的菜玉、做旗袍的蜀锦、做大氅的墨狐皮等一些细节，都是一篇娓娓道来的文章，足以看出主创的文化和知识储备。”而剧中展现的饮食、服饰、医药、器物、礼仪、官制之类都比较考究，对历史细节真实性的注重无疑增加了该剧的历史厚重感。

张育华评价说：“该剧给当今的古装宫廷戏注入了一定的美学活力。其音乐极大地洞开了该剧意义的纵深感，尤其是在重头戏上不断出现的无词哼唱，是千古幽怨，是人性泣诉；还有绚烂而又归于平淡的光效等。总之，《甄嬛传》沉稳大方地恪守了电视剧的节奏、景别等话语形态，高扬了电视剧的本体特征，为处于美学发育关键期的中国电视剧提供了不可小觑的启示意义。

《甄嬛传》在各个频道播出以后，取得了良好的收视率和口碑，在屏幕上一片“宫廷戏”的乱象中，《甄嬛传》以其深刻的批判意义，为该类题材创作提供了借鉴经验。

目前，《甄嬛传》在各地面台的收视都非常好。据该剧总制片人曹平介绍，广州电视台日均收视率高达到6.39%，浙江台播出不到两周，收视率达到7.34%，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截止12月18日收视率单集突破10.78%，收视率在各地电视剧类位居第一。不仅如此，该剧也收获了很好的口碑。“看了《甄嬛传》以后再也不想穿越到古代，那是封建吃人的社会，还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好。”看过《甄嬛传》的观众心灵都受到极大触动。

这部古装戏对现代人心灵的触动正是其现实意义所在。在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看来，“整部《甄嬛传》都表现出现代性”。阎晶明说，《甄嬛传》最大的成功点在于塑造了甄嬛这个人物。剧中的甄嬛被赋予了难得的品质：骨子里不爱权力，崇尚自由，追求真爱，本质善良。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亦是现代人所需要与珍惜的。而甄嬛最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权力靠拢，靠权力维护自己的生存，甚至报复他人。主人公的这份无奈与妥协又广泛存在于当代社会中。正是观众跟主人公有了情感和经历上的共振，才产生了心灵上的共鸣。

《甄嬛传》这部作品，直指收视压力下电视剧艺术品质和经济效益平衡中的两难问题。北京市文联驻会副主席索谦表示，现在我们处在市场环境里，所有的创作者不仅要考虑电视剧好看不好看，还要考虑能不能有收视率，投资能不能收回来。《甄嬛传》在这样的氛围下能够保持自己的品质难能可贵。索谦进一步指出，“在当前电视剧‘扎堆’严重的情况下，《甄嬛传》的成功其实冒了不小的风险。《甄嬛传》的逆势而上反衬出当下电视剧创作环境的不合理。”索谦认为，仅靠事后文艺批评和政策规范，并不能解决电视剧同质化的“扎堆”问题。

北京晚报文化部副主任吴勇说，观众喜欢是硬道理，观众其实是有审美鉴赏力的，他们能够分辩出什么是有文化追求的作品，他们可能不像专家那样能明确指出剧中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社会意义，但是剧中人物命运让他们牵肠挂肚，看完该剧，他们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这就实现了该剧的现实意义。

北京广播电视总台副总台长陆莹对此非常认同，她说，“《甄嬛传》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制作，时间耗费几年，在生不逢时的当下，至少从收视情况看，观众是有鉴别力的，他们在对‘宫廷戏’审美疲劳后，仍能够接受这部作品。”

电视是当下影响力巨大的大众文化传播载体。“过去的历史主要从书上读，今天可以通过电视等媒体进行了解，如何利用现代大众传媒，传播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通过艺术鉴赏的方式，提高民众的历史和文化素养，领悟历史精神，是艺术生产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从《甄嬛传》我们看到了创作者的担当精神，这值得所有文艺工作者学习。”刘玉琴说。

我想要李后主李煜的一些资料

李煜(937～978)五代词人。南唐国君。字重光,初名从嘉。徐州(今属颤轿江苏)人,一说湖州（今属浙江）人。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建隆二年(961)继位，史称后主。38岁时,宋师长驱渡江，迫围金陵，明年城陷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

南唐在中主后期，已称臣于宋。李煜在位时，一直卑屈事宋，岁时贡献，府藏为之空竭。但他仍不思振作，浮华奢侈，迷信佛教，终于为宋所灭。他在政治上是庸驽无能的皇帝，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工书法、善绘画、精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的造诣，词的成就尤高。

李煜的词，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宋太祖开宝八年(975)他降宋时作为界线。前期的词已表现出他非凡的才华和出色的技巧,但题材较窄,主要反映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一斛珠〕"晚妆初过"、〔菩萨蛮〕"花明月暗飞轻雾"等；也有写离别相思的作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等，写景抒情，融成一片，比较健康可读。到了后期，李煜由小皇帝变为囚徒。屈辱的生活，亡国的深痛，往事的追忆，"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王□《默记》)，使他的词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期。〔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反映了他身世与词风的转折。《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无言独上西楼"等是他后期的代表作，主要抒写自己凭栏远望、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故国"、"往事"的无限留恋，抒发了明知时不再来而心终不死的感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词人的传统，又受了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主要成就表现在：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内容浅薄，即使寄寓一点怀抱，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所以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②具有较高的概括性。李煜的词，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等名句，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人生悲欢离合之情，引起后世许多读者的共鸣。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他的词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花间集》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俱见谭献《复堂词话》），〔虞美人〕的自然奔放，"如生马驹不受控捉"（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茄派肆，兼有刚柔之美，确是不同于一般婉约之作，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正如纳兰性德所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李煜诗、文、词以及书、画创作均富，他的旧臣说他有《文集》30卷及"杂说"百篇。《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也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直斋书录解题》中载《南唐二主词》1卷，现能见到的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墨华斋本,录李煜词34首，其中《望江南》一首可分为二首。后清代邵长光又录得1首，近代王国维为《南唐二主词》补遗，增加了9首,不过其中有问题的似不少。据近代多数学者的意见，能确定为李煜词的不过32首。其词集注本有清刘继增的《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的《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詹安泰的《李璟李煜词》,注释颇详。事迹见《新五代史》、《宋史》及马令、陆游二家《南唐书》，今人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

风流才子误作人主--南唐后主李煜的悲剧人生

在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十余里的地方，有个村子叫孙李唐庄。故老传说，当年李煜被俘入汴，宋太祖赐宅于斯，宋太宗又赐毒药于斯。所谓孙者，乃逊也，此为李唐逊位之所居。人事沧桑，久经变迁。而今的孙李唐庄，小桥流水，棘篱土院，昔日幽居的小楼早已不复存在了。

^^谁能役役尘中累

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羡旦。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按照嫡长子袭位的封建传统，他绝对没有做皇帝的希望，而且他自己也丝毫不作这样的奢想。他的本志大约就是要做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墨客，或者做一名经纶满腹的高人隐士。天性儒弱多病，喜文厌武。在其性格构成的诸多因素当中，他更多地承继了父亲李璟的风范。“后主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他又知音律，善词章，工书画。书学柳公权，十得八九。曾作颤笔樛曲之状，道劲如寒松霜竹，人谓金错刀。又，每常写大字的时候，弃笔不用，唯以卷帛书之，上下左右皆如人意，世谓撮襟书。其画则以翎毛墨竹最为擅长。老于霜皮，烟梢露叶，披离俯仰，宛若古木，自有一派清爽不凡的神韵。他藏书甚富，读书也多。据说，宋太祖平定江南，从金陵馆阁得书十余万卷，且校勘精审，编秩完具。这在五代十国那个极度动荡的年代，是十分难得的。那么，在诸书当中，他潜心钻研的是什么呢？旧臣徐铉讲过这样一件事：“（煜）尝从容与近臣曰：‘卿辈从公之暇，莫若为学为文；为学为文，莫若讨论六籍，游先王之道义。不成，不失为古儒也。’”巳御制杂说序》）可见，儒家的经典著作是他常修的功课。但是不知为什么，他的思想并没有为传统的儒家学说所束缚。圣人不是讲“立言、立德、立功”吗？他却只要“立言”，于德治、武功，没有多少兴趣。圣人不是说过“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吗？他并不以“达”为意，也不想为天下黎庶承担什么责任，他一心只要“独善其身”。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他身处封建社会的乱世，正如五优十国其他上层文人那样，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根基实际上在他们精神上已经解体，已经动摇。分崩离析的时代，割据政权的朝夕不保，都使他们缺乏政治进取之心。汲汲顾景，唯恐不及。追求现世快活是人们普遍的心理特征。“冷笑秦皇经远略，静伶姬满苦时巡。”“谁能投投尘中累，贪合鱼龙构强名。”奏始皇、周穆王，虽然雄视天下，耀威四海，但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堕入尘网之中，只能是自寻苦恼。万古到头终一死，大可不必为了虚名面劳瘁心力。“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倾碗更为寿，深卮递园宾。”瞧！这是多么的自在潇洒。“自出胶库，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议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即位上宋太祖表》）的李煜就是这样描述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和理想的。

另一方面，是李煜长兄弘冀的猜忌。史载，弘冀为人沉厚寡言，刚毅果断，常州一战，大败吴越兵，以战功被围立为太子，参决政事。但是，他的某些举动屡进李璟旨意，璟遂起废立之意，弘冀就暗地派人把叔父景遂毒死了。弘冀于自已的同胞兄弟能否相容呢？未必。现传李煜的两首《渔父》词隐约透露出一些消息：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波有几人。

一槕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据传，这两首词题在南唐卫贤所画《春江钓奥图》上。词中歌颂的渔隐生活明显地带有作者的主观情绪，当是他受长兄猜忌而希求避祸心理的真实写照。煜生有奇表，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这种相貌当也很容易召致弘冀的忌根。大舜、项羽不都是重瞳于吗？一个是圣人，一个是英雄，李煌焉能是等闲之辈？不管弘冀意下如何，李煜为自身计，当亦会竭力躲避政治的。他自号钟隐，又别称钟山隐士、钟蜂隐者、莲峰居士，明确表示自己无意朝政。事实上，他也从来汲有想过一生要成就什么政治大业，他一心只要做个文人才子，他的最大希求只在于成就自己的文学才干。如此而已。

^^天教心愿与身违

历史对人生耍弄了又一个悲剧。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太子弘冀毒杀晋王景遂不久，自己也死了。李煜的其他几个哥哥也都早卒。煜以次改封吴王，以尚书令知政事居东宫。宋太祖建隆二年（961），立为太子。同年李璟病亡，遂即位于金陵。年仅二十五岁的李煜硬是被历史推上了政治舞台。此时的南唐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早在周世宗显德五年，李骤就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奉周正朔，尽献江北郡县。璟还给周世宗上表，卑称与周“外虽君臣，内若父子”，随贡金银布帛若干。嗣后，宋代周。慑于大国的威严，璟继续进贡，岁费数万计。据《通鉴》记载：“南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臣事于周，岁时贡献，府藏空竭，钱益少，物价腾贵。去年铸当十大钱及当二钱文。”内优外患，风雨飘摇。一种亡国的紧迫感沉重地压在李煜心头。想振作，想图强吗？谈何容易！以乃父之英武明断，尚不能保社稷于不衰，自己这个懦弱文士又怎能挽狂澜于既倒？大厦将倾，李煜不仅没有拯救危局的魄力和才能，甚至连这个设想都不曾出现过。“外示恭俭，内怀观望。”这是他做皇帝十五年所奉行的基本国策。即位当年，他就给宋太祖上表奏称：“既嗣宗访，敢忘负荷。惟坚臣节，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辄萌异志，岂独不尊于祖祢，实当受谴于神明。方主一国之生灵，遐赖九天之覆盖。”他希望以自己的一片赤诚，换取宋太祖的宽容之心：他主动削去唐号，称江南国主，请罢诏书不名，贬损一切制度；宋使来唐，他衣紫抱，去瓯吻；他每年从国库拿出大量财物贡宋，名定曰助祭、助葬，名之曰犒师、买宴、贺节令；他还奉宋旨意，写书与南汉主刘鋹，约与俱事宋。开宝六年（973），宋卢多逊来求《江南图经》，李煜深知这是宋将南伐的前奏，但他还是令人抄录一本送去了。宋于是熟知江南十九州屯戍远近，户口多寡，为用兵做好准备。同年，南都留守林仁肇，密言后主，劝他乘宋疲于征讨之时，出师寿春，以复故境。为了替后主起兵作开脱，林甚至说：“兵起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事成国家飨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预谋。”后主胆量毕竟太小了，对此他竟不敢信从，而且听信谗言把林酸杀了。是年，内史舍人潘佑有感于国运衰弱，用事者充位，愤切谏言，连上八疏，词穷理尽。后主大怒，以为是其友李平所激，杀平，佑自刭。佑所上表章说：“陛下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万助收河东，因率官朝觐，此亦保国家之良策也。”这话说得十分剀切。于宋，李继既不敢稍事违抗，又不甘心俯首贴耳前去朝觐。他存的是侥幸心理。南唐晚亡一天，似乎他这个嗣主便算尽到了义务，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李煜太天真了。“天下一家，卧提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开宝七年，宋太祖遣李穆为国信使，持诏约煜同阅牺牲，且谕以王师将讨，宜早入朝之意，煜以疾辞。王师将临，煜大失所望，他回报说：“臣事大朝，冀全宗把，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于是修葺城堡，教习战船，开始备战。第二年，宋与吴越会师围金陵，想欲尽室自焚不得，遂率百官亲属肉袒出降。

十五年的屈辱难堪，李煜如何取得心理上的自我平衡呢？放纵性情，耽于声色。作为一国之主，他不仅具有无比优越的物质条件，而且也无须顾忌什么，大可任情而动，随意而行。还是读一谈他这一时期写下的小词吧：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负溜，酒恶时拈花策嗅。别殿遥闻萧鼓奏。（《浣溪沙》）

那些因春伤怀，感秋落泪，长夜欢饮，宫帷调情，李煜一一写来，勾勒刻画，有情有韵。他这些作品，与其说写尽了风流缱绻，勿宁说是于温馨香软之中寻求一种精神慰藉，寻求自己在政治生活中那被严重扭曲了的自我意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大小周后的爱情。大周后，小字娥皇，大司徒周宗的女儿。十九岁与煜成婚。煜即位，立为皇后。周后精音律，善歌舞，通书史，至于采戏弈棋，也无不绝妙，可称得上是五代时期的一位才女。据说，唐代的《霓裳羽衣曲》，至五代已经绝响，煜得残谱，周后与之变易讹谬，去繁定缺，遂清越可听。今传《玉楼春》词正记此事：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丝策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

上片写春殿歌舞的盛况，下片写踏月而归的兴致，夫妻双方都陶醉在艺术创造的天国里。

李煌与周后情好甚笃，只有在与周后的吟商咀羽之中，他才完全意识到了自我价值的存在，才真正体尝到了人世间爱的幸福和甜蜜。周后一死，李煜的悲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昔我新昏，燕尔情好。媒无劳辞，筮无违报。归妹邀终，咸爻协兆。他仰同心，绸缪是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终往告。呜呼哀哉！”他除了作诔作词而外，还有八九首诗，发抒同样的感情。即使在周后亡故多年之后，李煜仍然触物伤怀，不能自持，这在古代君王的艳史之中是独一无二的。

历来有异议的是他利小周后的关系。陆游《南唐书·后纪传》说：“或谓后寝疾，小周后已入宫中。后偶事幔见之，惊曰：‘汝何日来？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对曰：‘既数日矣。’后患怒，至死面不外向。放后主过哀以掩其迹云。”马令《南唐书·后妃传》又经：“后自罗惠殂，常在宫中。后主乐府词有‘衩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道类，多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对他们二人的关系，我们无意深究。应该看到，李煜作为一位帝王，妻死易人，他无须故作姿态；以李煜性情之率真，他也不会装腔作势。我们不能因为南唐在李煜时代灭亡，就说他是荒淫无道；我们也不能因为历史上的英武之君建立了功业而原谅他们私生活的放荡。这在封建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李煜的亡国，不亡于浪漫多情，而亡于政治上的软弱和低能。

^^一旦归为臣虏

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正月，李煜等一行人被押至汴梁（今河南开封），煜白衣纱帽待罪明德楼下。宋以他屡召不降，又起兵抗拒，封之为违命侯。同年，太祖死，太宗即位，改封陇西公。早在开宝四年，宋太祖就在汴京城南修造了礼贤馆，其目的是为了招煜来降。后赐钱俶。觐见之日，太祖又赐煜冠带器币若干。太平兴国二年（977），煜自言家累之重，太宗命增给月俸，另赐钱三百万。煜心情抑郁，务为长夜饮，宋宫每日供酒三石。作为降王，宋帝在生活上并没有难为他。但是他们却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并且百般凌辱他的人格和尊严。《宋史·世家》：“太宗尝幸崇文院观书，召煜及刘提令纵观。谓思日：‘闻卿在江南好读书，此简册多卿之旧物，归朝来颇读书否？’煜顿首谢。”掠夺了人家的藏书，还询问人家读书与否，这是侮辱，是对人的自尊心的有意挫伤，又，宋王铚《默记》引龙衮《江南录录》“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驾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明人沈德符《野获编》又谓：“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曰：‘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其事虽贞传闻，也未必毫无根据。若属实，这当又是奇耻大辱，李煜残破的心灵再次受到重创。羞愧，恼怒，痛恨，后悔，种种情感奔腾汹涌，他再也不能沉默了：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

这恨是那样深长，那样强烈。他无法摆脱，剪不断，理还乱。他有时拼命饮酒，为的是暂时麻醉一下痛苦的神经，但酒力一过，哀愁忧苦又一齐涌来；他有时又寄情梦幻，一饷贪欢，而一梦醒来，终究是幽凄寂寞。“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他只有用笔，用颤抖的心音，填写一首又一首小调，长歌当哭。

然而，他的心情有时又显得异常的平静。在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巨变之后，他又认真地进行着忏悔：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风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官娥。（《破阵子》）

家国是父祖开创的，山河又自来美丽多姿，自己哪里认得干戈剑戟呢？“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人生的幼稚，性格的软弱，难道就能葬送一个国家吗？然而事实正是如此。一旦有变，国亡家破，千古蒙羞，那难堪真是难以表述。他为自己的无能感到内疚，他为错杀了潘佑、李平感到后悔，他为故国的沦于己手感到不安，他也为城破之时没有及早自尽感到心酸。真的，活着倒不如死了，以自身的鲜血洗刷掉昏聩、懦弱和无能。乐不思蜀的刘禅不是享尽天年了吗？是的，他人虽然活下去了，但灵魂早已死亡。仰人鼻息，寡廉鲜耻，那才是真正的昏君。李煜不当属于这一类。他有笔，富有文学才华，他可以用乐府歌辞来发泄愤值心音，来反抗凌辱和摧残，来恢复自己被扭曲了的人性和尊严。人生悲剧的命运和艺术家的美学追求完美地融汇在一起。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七夕之夜，李煜四十二岁生日。他命前妓在小楼作乐，含泪歌唱了这首《虞美人》词。声闻于外，太宗大怒，遂派人送药把他毒死了。李煜之死，自有其悲壮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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