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虑杂利害，曹操拒绝登帝位24、居安思危，魏绛告诫晋悼公25、防微杜渐，葵桓公忌医归天26、未雨绸缪，周公旦诗谏成王27、亡羊补牢，庄辛义谏楚襄王28、慎终如始，马皇后助夫治国29、螳螂捕蝉，少孺子智谏吴王30、知止不殆，陈轸劝昭阳罢兵31、知惧而诫，太公力劝周文王32、一谦四益，冯异功昭不自傲33、不贪为宝，子罕拒绝收美玉34、不偏不党，董宣刚直感刘秀35、待物以正，燕惠王信谣败阵36、鸡口牛后，苏秦合纵说韩王37、攀龙附凤，凡夫俗子得封侯38、指亲托故，万安导演攀亲戏39、人弃我取，白圭牟利致大富40、奇货可居，不韦投资牟暴利41、引咎责躬，汉武帝下诏自省42、犯而不校，张释之忍侮结袜43、屈一伸万，周公忠贞佐君王44、狡兔三窟，孟尝君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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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虑杂利害，曹操拒绝登帝位
【原典】
公元219 年7 月，蜀将关羽领兵进攻曹操军队，利用水淹战术打得曹军大败，曹操的将领于禁、庞德等人被俘获，樊城、襄阳被蜀军包围。这次战役使蜀军声威大振。
曹操被蜀军的势头吓住了，本来打算将都城迁往邺城，以躲避蜀军锋芒。
这时，司马懿和蒋济向曹操建议，利用孙权和刘备争夺荆州的矛盾，以分割让出江南的地盘为代价，拉拢孙权。曹操接受了这一建议。
孙权与曹操达成协议后，偷袭江陵，成功地攻杀了蜀将关羽。蜀军损兵折将，解除了对樊城和襄阳的包围。
这年冬天，为了嘉奖孙权配合解围的功绩，曹操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任荆州牧，并封他为南昌侯。
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取荆州，进一步扩大地盘，暂不想同曹操作对。
他派出校尉梁寓向曹操进贡礼物，并派人送去信件，表示愿向曹操俯首称臣。
曹操读完来信，心里明白孙权不会这么顺从，而是别有用心，他把信给左右看了，并说：“孙权这家伙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烧烤！”
侍中陈群等人说：“蜀汉的天下眼看就要完蛋了。殿下功高德重，人心所向，孙权在远方称臣，这是天随人愿。殿下应该登基称帝，不能再犹豫了。”
曹操听了以后回答说，“如果有天命在，我就成了周文王曹操音周文王灭商未成功自比，感叹自己未能统一中国。他也明白，倘若接受孙权称臣，就暴露了称帝的野心。在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吞并孙权和刘备的时候妄自称帝，就断了自己的退路；到时候称帝不成，又会失去号令天下的威信，所以发出了“在火炉上烧烤”的感慨，拒绝称帝。
【新说】
所谓“虑杂利害”，是说同时考虑到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这种考虑，往往是在采取行动之前进行；想明白了，在心理上和物质上作好准备，接着付诸行动。
只考虑到一个方面，要么是准备不足，要么是出现意外，导致行动失败。
有经验的谋略家和领导者是不会这么做的，他们的思维习惯总会同时考虑到两个方面，甚至很多方面，作出种种假设来预测后果以及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周密准备，谨慎行事。
曹操正是这么做的。他之所以拒绝孙权称臣，是凭着对孙权及整个局势的了解，对称帝的利和弊作了充分考虑后，才作出的决定。别以为曹操不想称帝。恰恰相反，称帝，一统天下，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只不过时机和条件暂不成熟，他才作出了明智的决定。
一种比较好的考虑习惯是，把可能出现的情况或后果推到极端去设想，有利的最好结果如何，不利的最坏结果如何，推到了极端，心理准备才会充分，才会有回旋余地，出现了情况才不会觉得意外。
此外，有利和不利条件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对此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在哪些环节、因素上要把握住，转化的关键在哪里，都得仔细斟酌。
考虑周到、准备充分，为的是掌握主动。掌握了主动，无论是进还是退，都会应付自如。
【典源】
虑杂利害：语出《孙子·九变》：“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曹操拒绝登帝位：事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24、居安思危，魏绛告诫晋悼公
【原典】
春秋时，晋厉公偏听奸邪，滥杀无辜，以致国内怨声载道，老百姓深受其害。后来，一些大臣发动政变，杀死了厉公，另迎在国外的公子姬周回国做国君，这就是晋悼公。
晋悼公即位后，招贤纳士，励精图治，使晋国逐渐强大起来。
晋国北方有不少少数民族的游牧部落，中原人称他们为戎狄。晋厉公时，戎狄经常侵扰晋国的边境地区。悼公即位后，戎狄的首领派人带着礼物来到晋国，通过大夫魏绛引见悼公，希望与晋国建立外交关系。
晋悼公说：
“戎狄老是侵犯我国，贪得无厌，又没有信用。我不如讨伐他们，用武力使他们屈服。”
魏绛劝悼公说：
“现在大王正与楚国争霸天下，不少诸侯都在我国与楚国之间摇摆不定，看哪边国君仁德就归顺哪边。比如说，目前陈国就刚刚归顺我们，如果我们这时兴兵去讨伐戎狄，楚国就会乘机讨伐陈国，我们没有力量去救陈国，陈国就必然会背叛我国而归顺楚国。其他诸侯恐怕也会这样。所以，就算我们征服了戎狄，也会失去中原各国，这是得不偿失啊！相反，如果我们和戎狄建立外交关系，就可以免去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对付楚国了。请大王深思熟虑！”
悼公觉得魏绛的话有道理，就同意了和戎的建设，与戎狄建立了外交关系。
与戎狄建立外交关系后，晋悼公集中力量协调与中原各国的关系，八年之中九次召集、会盟各国诸侯。后来又联合宋、卫、齐等十二国组成盟军，讨伐一直在晋国和楚国之间摇摆不定的郑国。郑简公见盟军大兵压境，惊恐万状，连忙召集大臣商议。大家觉得这样朝晋暮楚的确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决心归顺晋国。郑简公便派人到晋悼公那儿去请罪求和，表示愿意永远归顺，并送去了大批礼物。晋悼公同意了郑国的请求，撤兵回国。
解决了郑国的问题后，晋悼公想到了魏绛的功劳，于是便把郑国送来的十六名歌女和两套高级组合乐器赏一半给他，并对他说：
“先生教我和戎狄友好，使我免去了后顾之忧，安定了中原各国。八年之中九次召集各国诸侯开会，好不威风！现在我们晋国和各诸侯国的关系，就像这些乐器一样，演奏得非常和谐。所以，让我们来分享这些郑国送来的礼物吧！”
魏绛辞谢道：
“同戎狄和好，这是托我们国家的福；八年之中九次召集诸侯，这是托大王的威灵，大家的辛芳，我有什么贡献呢？现在，我倒希望大王在享受胜利的快乐时能够考虑到国家今后的事。古书上说：‘居安思危。’意思是处在安定的环境里要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和困难。有所考虑才会有所准备，有所准备才可以防止祸患，我斗胆用这些话来劝勉大王。”
悼公说：
“先生教我，我怎敢不听从！没有您上次的告诫，我哪来今天的成就呢？
论功行赏，这也是国家的规定。先生还是领受了吧。”
魏绛这才接受了赏赐。
【新说】
居安思危是立身处世的智慧。
天地万物变化莫侧，太阳升到中天就要西落，月亮圆了就要缺，东西装得太满就要溢出，生命到了旺盛朗后就要衰弱。恰如苏东坡所吟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或者换句话来说，叫做——
天地间没有不散的筵席。
既然如此，我们该怎么办呢？该怎样来对待这一席迟早要散的盛筵呢？
道家的祖师爷老子告诉你说，根本就不要去入席，不要去享受那盛筵的快乐，免得席散后悲伤与失落。
诗人李太白却告诉你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今朝有酒今朝醉，先享受了再说，这是享乐主义的哲学。
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便是取中庸之道的儒者了，《易经》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正是“居安思危”的意思。席要入。盛筵要享，但当你一边大快朵颐的时候却要一边想着席散了以后怎么办？干什么？简捷说，就是不要沉溺于安逸享乐之中而忘乎所以，以致席散后不知所措。
比较而言，居安思危显然是最为现实而理性的态度了，当然，不一定人人都适应这种边吃边想，边享受边操心虑患的生活方式。
【典源】
居安思危，语出《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魏绛告诫晋悼公：事见《左传·襄公四年、十一年》。
25、防微杜渐，葵桓公忌医归天
【原典】
名医扁鹊见到蔡桓公，站在那里观察了一会儿，便对蔡桓公说：“您现在患了病，病虽然不重，只在皮下部位，但是如果不治疗，恐怕就会加剧。”
蔡桓公听了很不高兴，回答说：“我没有病。”
扁鹊走后，蔡桓公对周围的人说：“医生们都喜欢给原本没有病的人看病，然后好说自己如何如何能干，以此来谋取虚假功劳。”
过了十天，扁鹊又去见蔡桓公，并对他说：“您的病已进入到了肌肤，再不医治，病情将继续恶化。”桓公听了，不予以任何回答，扁鹊只好离开了。
又过了十天，扁鹊再度去见蔡桓公，对他说：“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部分去了，若再不治，恐怕会更加严重。”桓公听了，仍不予理睬。扁鹊走后，桓公更为不高兴。再过了十天，扁鹊一见桓公，回头就跑。桓公觉得奇怪，便派人去询问原因。扁鹊回答说：“病在皮下时，汤药就可以除病；在肌肤时，针刺之类即可见效；在肠胃之后，火齐汤便可以除病。在骨髓时，情形就不同了，那已是命运之神管辖的地方，我们医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现在，桓公的病已进入了骨髓，所以，我也毋需劝他诊治了。”
此后的五天，桓公感到浑身疼痛，派人去找扁鹊，才知道他早已逃往了秦国。桓公果然病发身死。
【新说】
良医给人治病，及时于皮下之际施治，要抓紧在病情之初动手，对待人间祸福，也和良医治病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圣人办事总是抓住萌芽状态时就开始着手。
应该说，蔡桓公是十分幸运的，身边有扁鹊那样高明的医生，及时而准确地指出了他的疾病所在。然而他自己却因讳疾忌医的心理，无视扁鹊的诊断，终于病入膏盲，无法挽救。
就像蔡桓公的病一样，生活中很多大问题大事故，仔细回过头去考查一番都可以得出“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结论。但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事故都没有避免呢？
深刻地把握大与小的辩证关系十分重要。
有一句俗语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实这一公式逆推过来也同样成立，那就是无事出小事，小事变大事。看一件事情，小与大并不是其本质所在。那些看似很大的事情可能其实并不严重，而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很可能就会滋生出十分严重的问题来，所以对于小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
由于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像蔡桓公一样有高明的医生诊治，所以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小问题总是容易被人所忽略，这就要求我们有敏锐的眼光，拨开一些遮盖物去找出问题来。找出问题当然只是第一步，对于问题进行分析是第二步。分析问题必须具有长远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不能拘泥于现时。只有这样，方能充分地估计到事情将要发展的可能性。最后一步就是对问题的处理了。这就需要果断，针对问题，当机立断地下手，决不犹豫，因为很有可能“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
错过机会，问题或敌人就会转眼间强大得让我们无力抵抗了。
【典源】
防微杜渐：语出《宋书·吴喜传》：“且欲防微杜渐，忧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恶，明当严诏切之，令自为其所。”
蔡权公忌医归天：事见《吏记·扁鹊仓公列传》。
26、未雨绸缪，周公旦诗谏成王
【原典】
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同太公、召公等人一起帮助武王消灭了商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武王把他们留在京城镐辅政，最受武王宠信的就是周公旦。
两年之后，武王病重，大臣们十分忧虑。周公旦特地向周朝祖先祷告，表示愿意代替武王去死，希望武王的病好起来。但不久之后武王发病去世。
年幼的太子姬诵被拥立为国王，即周成王，周公旦受武王遗命摄政。
周公旦的摄政引起了成王的三个叔叔管叔、蔡叔和霍叔的妒忌。他们暗中造谣说，周公旦妄图夺取成王的王位。成王很快听到了这些流言■语，在心里产生了疑虑。
周公旦知道这事后对太公和召公说：“要是我不讨代他们，就无法告慰于先王！”
周公旦觉得一时难以向成王解释清楚，同时也为了消除成王对自己的疑虑，便离开镐京，去了东都洛阳。
武庚对商朝的灭亡很不甘心。他见周朝兄弟之间产生了矛盾，悄悄派人和管叔等联络，进一步挑拨他们与周公旦的关系。与此同时，武庚也积极准备起兵反叛。
在洛阳的两年期间，周公旦查清了武庚暗中与管叔等人勾结的情况，写了一首名为《鸱■》的诗送给成王，其中写道：
猫头鹰啊猫头鹰！
你已抢走了我的儿，不要再毁我的家。
我多么辛苦殷勤，为哺育儿女已全累垮！
趁着天还没有下雨，我就忙着把桑根剥下，加紧修补好门窗。
因为下面的人有时还把我欺吓。
周公旦在诗中以母鸟自喻，把武庚比作猫头鹰，借母鸟的哀鸣，表达了自己对国家的关切和忧虑。
但是成王没有看懂这首诗的含义，更没有理解到周公旦的苦衷。后来他无意中发现了周公旦藏在石室中为武王祷告的祝辞，感动之下派人从洛阳把周公旦请回镐京。这时成王终于知道了武庚与管叔等人勾结的情况，派遣周公旦出兵讨伐。周公旦杀了武庚、管叔和霍叔，蔡叔在流放中死去。周王朝从此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新说】
任何时候，天都有不测风云，更何况随时处在不断流变之中的世事人心。
凡成就大事业者，对不测事变都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防患于未然。特别是事业一帆风顺，成功接踵而至之时，更该有所警醒。
老子曾说：“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民间的俗话也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这些说法都深刻地阐明了一个道理：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随时都要有应变的心理准备。
“绸缪”本意是用绳索紧密缠捆，引申为修补。“未雨绸缪”即趁天还未下雨，赶紧修补好门窗，作好准备，以防不测。
作好预防突发事件的准备，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却应该以变应变，在变中求生存求发展。抱着侥幸心理，或者麻痹大意，都有可能在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出现闪失。要记住：
大船常翻在小河沟里。
【典源】
未雨绸缪，语出《诗·■风·鸱■》：“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周公旦诗谏成王：事见《史记·周本纪》。
27、亡羊补牢，庄辛义谏楚襄王
【原典】
战国时代的楚襄王手下有四个宠臣，他们不理朝政，整天游荡享乐。楚襄王也同这几个人一道沉溺于游乐之中，国家的政治一天天衰败下去。
有个叫庄辛的大臣对此极为忧愤，对楚襄王说道：“大王左右是州侯和夏侯，车后面跟随的是鄢陵君和寿陵君。像这样一味地放荡不羁，挥霍无度，不过问国家政事，楚国的郢都将危在旦夕。”
楚襄王反问道，“你是老糊涂了呢，还是真的认为楚国有了不祥的预兆泥？”
庄辛十分认真地说：“我是真的见到了大王的所作所为将造成的必然结果，不敢自认为有什么天降的不祥之兆。如果大王一直宠爱这四个臣子不变的话，楚国注定要灭亡！我请求让我去赵国躲避，在那里看结果。”
于是庄辛去了赵国，在赵国住了五个月。果然，秦军很快攻下了楚国首府郢都和其他很多地方，楚襄王出逃到了城阳。他立即派人赶到赵国，将庄辛召了回来。
楚襄王对庄辛说：“我没有听从先生的劝谏，把事情弄到了现在这个样子。往后该怎么办呢？”
庄辛答道：“我听俗话说，看到了兔子再呼唤猎犬，不算晚；丢失了羊子再修补羊圈，也不算迟。我还听说，从前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凭着百里之地而兴旺发达的，夏桀和商纣王虽然拥有天下却灭亡了。尽管楚国现在不大，但算起来也还有方圆几千里地，哪里只有汤王武王时的百里呢？”
庄辛还用了很多比喻来反复说明这些道理，然后说到了楚襄王：“大王的情形同样如此。吃的白米饭，车中装着黄金白银，成天和小人们在草原上骑马飞驰，把国家大事丢得精光。没想到秦王的大将奉命率兵打进楚国，占领了大片土地，把您赶得老跃。如果现在您都还不醒悟，只怕恨快就该亡国了！”
楚襄王听了这番话，心里震动不小，吓得面无人色，马上将庄辛封为阳陵君。后来在庄辛的辅佐下，楚襄王收复了不少失地。
【新说】
即将面临国破人亡，教训的确惨痛而深刻。
防患于未然固然很好，但是谁都不敢说自己在生存竞争、政治倾轧、沙场奋战、商界拼博中没有少失，没有过错。人非圣贤，都有过失。这个事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更不必避讳。
重要的事情是，出现了失误，及时醒悟，善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在往后的行动中加以避免。吃一堑，长一智，才是正道。
亡羊补牢最怕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劝告。事实是，身临其境者往往不如旁观者看得清楚，出现了失误，最容易以错对错，一意孤行，特别是当人手中有了权力、金钱，最容易丧失自我，被权力和金钱异化，以为天下唯我独尊，可以天马行空，恣意妄为。这个时候需要有人警醒，甚至需要用事实来作教训。
亡羊补牢也忌讳向后看，一味沉浸在后悔懊丧的情绪中，以致于不能振作起来，去进行新的努力。这样的悲观主义者最终将被失望和消极情绪打垮。
当然，盲目乐观，跌倒后爬起来也不想想看看是怎么跌倒的，又继续往前走，这样的人到头来肯定还会摔跟头。
亡羊补牢虽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明智的。
【典源】
亡羊补牢：语出《战国策·楚策四》：“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庄辛义谏楚襄王：事见《战国策·楚策四》。
28、慎终如始，马皇后助夫治国
【原典】
马皇后原来是郭子兴的义女，朱元璋投奔郭子兴起义军后受到重用，郭子兴便将马氏嫁给了朱元璋。自此，马氏一直忠心耿耿地协助丈夫治国平天下。
朱元璋当上明代开国皇帝后，马皇后便成了实际上的幕僚。她认为，人心是天下的根本，平定天下的关键在于得人心，皇帝应当重视的是有德行和有才能的人，而不是手中的大印。
不久，明朝将领消灭了元朝残余势力，夺取了国印，举国庆祝胜利。这时马皇后却说：“元朝掌握着国印而没有守住，可见帝王的宝贵之物不在印，而在于其他东西！”
朱元璋心领神会地说：“我知道皇后的意思是以贤明的人为宝。”
马皇后接着说：“诚如陛下所说。我们都是贫苦出身，能有今天的地位，只怕因为奢侈而产生骄纵，因为小节而导致危亡。因此要任用贤明之士，共同治理天下。”
为了使明朝得到百姓拥护，马皇后常派人了解民情。有一次她问朱元璋说：“如今天下的百姓都安居乐业了吗？”朱元璋不耐烦地说：“这不是你该打听的。”马皇后回答说：“陛下是百姓之父，我是百姓之母，子民是否安居乐业，有什么不可以打听。”
马皇后告诫儿女不得恃权仗势作威作福，以维护皇室的声誉。她的幼子朱■放荡不羁，被封为周王。马皇后担心朱■为非作歹，派人前去监视，并给使者一根手杖，说一旦发现周王有过错，就用手杖打，如有违法行为，就马上报告。朱■知道这事后，不敢在自己的封地放肆。
马皇后经常劝朱元璋不要滥杀无辜，她对朱元璋诛杀功臣老将十分不满，尽力加以阻止。著名学者宋■因孙子犯罪而受牵连，即将被斩首。马皇后得知案子确与宋■无关，在饭桌上力劝朱元璋赦免宋■。朱元璋被马皇后一番话打动，第二天就作出了赦免决定。
马皇后因病临终前对朱元璋说：“但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都贤明，得到百姓衷心拥护。”
【新说】
虎头蛇尾的事常有，因小失大的事不少，能像马皇后这样虽为第一夫人，却自始至终小心谨慎，勤勉治国的人，的确很少有。《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话可以当作权贵们的座右铭。
如履薄冰的心态，并不是要凡事畏首畏尾，连大气也不敢出。它应该以识大体，明事理，善应变为前提。以大体、事理为界限，合乎的。便大刀阔斧地去干；不合乎的，尽可能避免。
因此，真正的慎终如始，不是胆小如鼠，前怕狼后怕虎——这是怯懦木讷；而应该是依情理规矩行事，以情理规矩约束自己的言行，这才是明智大度，才可以无往而不胜。马皇后的明智，在于抓住了民心这个根本，而不是手中的大印，因而协助朱元璋稳住了明初的政权。
抓住根本，以此去衡量一切，尤其不要放过细微枝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节最易被忽略，特别是自己身上小的过失。小节不仅授人以柄，而且为大的失误打开了缺口。这样，是否注意到了小节，也就成了衡量慎终如始的一个重要标志。
小心谨慎并不难，难的是明事识理和严格依规则办事，也难在约束自己和手中的权力。
【典源】
慎终如始：语出《老子》第六十四章：“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马皇后助夫治国：事见《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
29、螳螂捕蝉，少孺子智谏吴王
【原典】
春秋时，吴王想要出兵攻打楚国，但不少大臣却认为时机不当，担心别的诸侯国乘虚而入来攻打吴国。吴王为了止住大家的反对，便下命令说：
“谁敢来劝阻我攻打楚国，我就处死谁，绝不赦免！”
大臣们虽然有反对意见也不敢发表了，只好在下面悄悄议论，为吴国的存亡而担忧。
在吴王的门客中有一位名叫少孺子的，他很想劝谏吴王，转过大臣们的意见，可是又不敢去触怒吴王，害怕自己白白送命而不能使吴王改变主意。
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一大早，他就拿着一只弹弓，带了许多弹丸，在王宫后园的树林里转来转去，似乎在寻找打鸟的目标。直到露水把他的衣服都沾湿了，他才回去。
第二天清晨，他又是这样做。
到了第三天清晨，他的奇怪举动终于被吴王发现了。吴王见他一身都弄湿了，却还在那里转来转去，便大声喊他说：
“你过来！为什么把衣服弄得这样湿呢？”
少孺子回答说：
“我在打鸟啊，大王！”
吴王问他：
“打着了吗？给我看看。”
少孺子说：
“鸟虽然没打着，但我却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吴王一下子来了兴趣，忙问他：
“什么事情呢？说给我听听。”
少孺子说：
“我看到这园子里的树上有一只蝉，高高地栖居在树枝上，一边喝着露水，一边发出悦耳动听的蝉鸣。但它却不知道，一只螳螂正在它的身后。那螳螂弓着身子，屈着前腿，一心想去捕捉那只蝉，但它却不知道，一只黄雀正在它的身后。那只黄雀伸长脖子，一心想去啄食那只螳螂，但它却不知道，我的弹弓正对准了它，正要把它弹死呢！”
吴王听到这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有意思，有意思！哈哈，真是一个想要吃掉一个啊！”
少孺子却接下去说：
“蝉、螳螂和黄雀都是一心想得眼前利益，却没有顾及它们身后的祸患啊！”
听少孺子这样一说，吴王猛地一下醒悟过来：原来，他是在劝谏自己不要贸然出兵攻楚，以免被其它国家乘虚而入啊！想到这里，吴王对少孺子说：
“好啊！你说得对。”
于是便不再兴兵伐楚了。
【新说】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成语。按理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实际情况却远远不是这样。一旦利益在眼前，就往往把“黄雀”抛在脑后，甘心情愿地做那捕蝉的螳螂了。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繁荣，物欲诱惑无穷的时代，一心追逐眼前利益而不顾身后祸患的例证更是随处可见。
正所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或者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当有利可图，有“蝉”可捕时，回头看一看有没有伸长脖子的”黄雀”
在后，那还是有好处的罢。
【典源】
螳螂捕蝉：语出《庄子·山木》：“（庄周）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鸟从而利之..”
少孺子智谏吴王：事见《说苑·正谏》。
30、知止不殆，陈轸劝昭阳罢兵
【原典】
战国中期，楚怀王派昭阳担任主将，领兵攻打魏国。昭阳打仗勇猛，接连打败魏军，一下子夺得了八座城池，接着又去攻打齐国。
齐王得知楚国大兵压境，便派陈轸去说服昭阳罢兵，不要进攻齐国。
陈轸见到昭阳后，首先祝他攻打魏国取得了胜利，然后问道：“请问，按贵国的规定，将军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能获得什么官爵？”
昭阳不无得意地说：“官可以升为上柱国，爵位可以到上执■。”
陈轸接着问：“贵国还有比上柱国地位更高的官吗？”
昭阳回答说：“只有令尹。”
陈轸叹了口气说：“最显贵的当然算令尹，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国君不可能同时设置两个令尹。我可以给将军讲个故事。”
昭阳让陈轸讲下去，陈轸说：
从前楚国有个人在春祭时，赏给了门客一壶酒。门客们说：“这壶酒不够几个人喝，一个人喝又多了。我们在地上来画蛇，哪个人先画成就喝。”
有个门客先画好了蛇，拿起酒壶想喝，但他看见别人画得很慢，想再显示一下自己，于是用左手拿着酒壶，右手去画蛇，边画边说：“我还能给蛇添上脚呢。”
这个人正在画蛇脚时，另一个门客把蛇画成了。他夺过那人手里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怎么能给它添上脚呢？有脚的东西不是蛇，所以第一个画好蛇的是我，而不是你。”
门客说完就把酒喝了，而画蛇添脚的门客却没有得到酒喝。
陈轸讲完故事后接着说：“现在楚国打败了魏国，连得了八座城池。这个时候还不罢兵，还想攻打齐国。你的名气已经不小了，官位也到了头。要是取得了胜利还不住手，一旦有什么差错，性命都难保，再得到爵位有什么用？这不是和画蛇添足一样吗？”
昭阳被陈轸的一番话说动，认为很有道理，便撤退了攻打齐国的军队。
【新说】
陈轸想说的是，用兵用权要适可而止，才会保证经常处于有利地位。达到了预定目标，取得了一定效果，就该及时收手，太过头了就会起反作用。
“画蛇添足”的故事，对此作了最好的说明。
凡事都有限度，超过限度将发生质的变化。但人的欲望常常没有止境，特别是有东西可以自恃之时。权力、名誉、金钱、地位、物质、才能，都足以使人异化，丧失理智，不知自己为问物。“聪明反被聪明误”，与其说是聪明的悲剧，倒不如说是愚蠢的悲剧。
知止不殆，要求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己的处境，事情的发展和后果要有充分的、恰如其分的估价，尤其要对利害关系有清醒的认识，然后才会知道何时止住，在哪里止住。
知止不殆，也要求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追求超出自己能力或者不应属于白己的东西。理应属于自己的东西，迟早会属于自己。不应属于自己的东西，即使得到了也会失去。
赌徒的心理是受欲望支配的。赢了。总想赢得更多，结果不但没有保住原来的成果，反以输掉告终。输了，总想捞回来，不知就此打住，结果越输越多。
在人生和事业的战场上，如果始终抱着赌徒心理，迟早会输得精光。
【典源】
知止不殆：语出《老子》第三十二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陈轸劝昭阳罢兵：事见《战国策·齐策二》。
31、知惧而诫，太公力劝周文王
【原典】
周文王问姜太公：“商纣王滥杀无辜，你曾教我忧怀人民，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
太公说：“大王应该修身，礼贤下士，恩惠于人民。在这同时还应该注意细心观察天道，天道如果没有给商朝祸殃，就不可贸然起事，而人道方面没有什么大的灾祸，也不可以先动干戈。必须既见了天灾，又见了人祸，才可以对商纣王下手。要与民同利，才能相互援救；与民同情，才能相辅相成；与民憎恶相同，才能互相帮助；与民爱好相同才能亦步亦趋。这样，就是在没有好的甲兵的情况下，也能取胜；在没有攻城器械的情况下，也能攻城；在没有沟堑的情况下，也能坚“能给天下人带来利益的人，天下人就会欢迎接纳他；害人的人，天下人是不会给他开方便之门的。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取天下就如同是追逐野兽，打到了猎物，天下人都能分得一份。如同坐船一样，顺利地过河了，大家都同其利；而如果船坏了，大家都要遭其害。
于大家都有利，天下人就开门欢迎；于大家都无利，天下人就会闭门不纳。
只有无取于民，才能取得民心；无取于国，才能取得国家政权；无取于天下，才能最终夺取天下。这样，取民者，能让人民得到利益；取国者，能让国家得到利益；取天下者，能让天下得到利益。所以说：‘道在不可见，事在不可闻，胜在不可知。’这其中的道理是很微妙的。
“鸷鸟这类猛禽，在出击之前，总是先低身敛翅；猛兽要搏食时，总是先缩耳俯身。圣人将要有所作为，他必须大智若愚。惟文惟德，谨慎小心，才无人注意；不观不视，装聋作哑，谁也摸不透你想些什么。现在商朝上下，众口相惑。我看过田野中的庄稼，荒草比谷苗长得还高；观其民众，邪曲横行，正直遭难；观其官吏，暴虐残酷，败法乱刑，但朝廷却置若■闻。这都是亡国的征兆啊！”
文王听后很赞同太公的意见。
【新说】
姜太公深知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在于是否得民心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的这篇劝谏之中，极有层次地向文王阐述了这个道理。
得民的第一步首先就是要顺民心而行。他告诉文王，不要逆天道特别是人道，必须要与民同利、同情、同恶、同爱，这样的话，即使客观条件不好，也可以共同克服，而如不顺民心，则客观条件再好，也将无济于事，因为人是活的，而客观条件则是死的。不好的条件，可以因众心的努力而改变；好的条件，也会因人心不齐而毁掉。
得民心之二则是要利民。有利于民，人民方乐于接受，要做到利民，就不能有私心，就如姜太公所言，要不取于民，不取于国，不取于天下，方能最终得到天下。
姜太公把圣人的所为比作是鸷鸟出击，时刻有所惧诫。《尚书》中说：
“爱护我们的人，我们拥戴他做王，虐待我们的人，我们视他为仇人。”古语说：“老鼠被逼急也会咬猫；匹夫不堪压迫，就会对天子背叛，”所有这些都揭示说，统治者要时时关心民心，而不可忽视或者压迫，否则天下就难保住。
【典源】
知惧而诫：语出唐代赵蕤《长短经·惧诫》：“故知惧而思诫，乃有国之福者矣。”
太公力劝周文王：事见《吏记·齐太公世家》。
32、 一谦四益，冯异功昭不自傲
【原典】
冯异曾在王莽政权中任职，刘秀兵攻王莽时，冯异被俘。当时刘秀羽翼未丰，势单力薄。冯异通过认真观察，发现刘秀待人诚恳，胆略过人，有治国经邦之才，于是投奔刘秀门下，全力辅佐他打天下。
后来刘秀被河北王郎围困，很多人都背离了他，而冯异却越发恭事刘秀，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找来的粮食献给饥困之中的刘秀。
刘秀解围之后，对部下论功行赏。将帅们都在邀功请赏，冯异却独自坐在大树下面，只字不提进贡粮食的事，也不去报功请赏。人们见他谦逊礼让，给他取了“大树将军”的绰冯异全力支持刘秀重建汉朝，写信劝说舞阳王李铁归降，同河内太守寇恂一道冒死抵抗大司马朱鲔的进攻，并大败武勃、苏茂的军队，为重建汉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一时声名昭著。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每次遇到论功行赏，他都悄悄退到一边，不给刘秀为难。他的行为赢得满朝文武官员的称赞。
赤眉军起义时，冯异在渑池一仗中使对方主力丧失殆尽。刘秀特意派人对他大大嘉奖，冯异因此更加勤勉地作战，马不停蹄地进军关中，平息了陈仓等地的叛乱。
在治理关中时，冯异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宽大无私，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大力拥护。有人妒忌他的功绩，到刘秀面前诬告他。刘秀派人查清事实后写信给冯异说：“将军对于国家，竭尽忠诚，君臣之间的恩情犹如父子，怕什么妒忌、怀疑？”
刘秀敬重冯异的为人，提拔他为征西大将军，封为阳夏侯。后来冯异到都城朝拜时，刘秀当着公卿大臣的面赏给冯异很多财物，并提起了往事。冯异说：“但愿国家不要忘记河北之难，我也不会忘记中车之恩。”
冯异后来战死在河北冀县落门山，他的“大树将军”的谦让风范，为后代树立了榜样。
【新说】
谦逊忍让，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为人处世的一种策略。且不说像冯异这样功高位显的开国元勋。就是一般人，往往难以抵挡名利的诱惑。痞子的哲学是不要白不要，不拿白不拿，更何况有了功劳、伸手捞取似乎理所当然。
绝大多数人都难以脱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天经地义。
然而，事情也有另一面。拒绝名利的诱惑，在大功重赏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不意味着自己在内心受之有愧，也不意味着自己清高孤傲超凡脱俗，也许这恰恰是一种精明和智慧的体现：谦让不但不会使自己处于人下，反而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赞誉和拥护，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事情往往是这样。当你刻意地追求时，被追求的东西会离你而远去；当你无意去追求时，它却不断向你涌来。我们无意倡导无为无求的处世态度，只想说明，真正的聪明和智慧，往往出乎我们常规的思维方式之外。
常言道，树大招风，名声大了，职位高了，钱包鼓了，都容易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容易招来评头品足，乃至暗箭冷枪。回避和逃跑并不是最好的办法，顺势往上爬更容易摔得粉身碎骨。由此看来，冯异不愧是绝顶聪明之辈，因为他深知：
高处不胜寒。
【典源】
一谦四益：语出《汉书·艺文志·道家》：“《易》之■■，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
冯异功昭不自傲：事见《后汉书·冯异传》。
33、不贪为宝，子罕拒绝收美玉
【原典】
春秋时，宋国有个人在山上开凿石料的时候，发现一块非常异样的石头。
他感到十分稀奇，便把它带回家去，并请来一位治玉的师傅，请他看看究竟是一块什么石头。治玉师傅看后赞不绝口地说：
“这可是一块难得的宝玉！把它打磨雕琢出来，可以值不少钱呢。不过你得小心，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了，不然的话，谨防被人偷去，说不定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啊！”
治玉师傅走后，那得宝石的宋人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突然之间得了这样一块宝玉，忧的是怕别人偷走，更怕招来杀身之祸。卖掉吧，又怕没有人识货，卖不了好价钱。想来想去，倒像是一块包袱了。最后他想，还不如把它送给一位有身分有地位的人算了，这样还可以落下个人情，今后好办事。
于是，他瞒着左邻右舍悄悄带着宝玉起身，到京城去见大夫子罕。
见到子罕后，他献上宝玉。子罕疑惑不解地问他：
“你为什么要把它送给我呢？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办？我可是不收别人的礼物的啊，你拿回去吧！”
那人连忙解释说：
“小人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因为治宝的师傅鉴定说，这是一块难得的宝玉，小人位卑人贱，不敢据为己有，所以专程来献给大人。”
子罕说：
“原来是这样，但我还是不能收下这块宝玉。因为我如果收下它，你和我都会丧失了宝。”
那人不理解子罕的话，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子罕解释说：
“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给了我，你当然就会失去宝；而我收下了你的玉，就会失去不贪这个宝。这样，不是你我双方都失去宝了吗？所以，还不如你把这玉石拿回去，这样，你我双方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宝了。”
那人听子罕说了这一通道理，非常感动，连忙叩头，再拜说：
“大人可真是高风亮节啊！不过，小人揣了这块宝玉，心里非常不安。
实话对大人说吧，我就是怕招来杀身之祸才把它拿来献给您的！现在您让我拿回去，恐怕我走不回家就会被人杀死的啊。还请大人收下，免我一死吧！”
子罕听他这样说，想了一会儿，便叫他暂时留下，然后找来一位治玉师傅把那块玉打磨雕琢出来，叫人拿到市场上去卖掉，把卖来的钱全部交给那位得玉的人，并派人送他回到家乡去。
【新说】
不贪为宝！在普遍贪欲的社会里，谈何容易！所以，就更加是宝。
宝就宝在不是不敢贪，而是不愿贪，因为贪会使自己失去更为宝贵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贪为宝也是一种明智，一种智谋。
问题是，有很多人缺乏这种明智，没有这种智谋。
所以，“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好了歌》）贪赃枉法，贪污受贿，最终免不了东窗事发，葬送一世前程，辱没了半生英名，那时候再唱“悔不该，悔不该！”已是悔之晚矣。
早知如此，还不如坚守“不贪”这个宝，就像子罕大夫那样。任你美玉，任你重金，也绝对不换。
【典源】
不贪为宝，语出《左传·襄公十五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子罕拒绝收美玉：事见《左传·襄公十五年》。
34、不偏不党，董宣刚直感刘秀
【原典】
东汉的董宣曾在山东当地方官。在任期间，他刚直不阿，执法严明。当地豪强公孙丹的新房落成，请来巫师占卜吉凶。巫师说进入新房居住一定要死人才吉利，于是公孙丹叫儿子杀路上的行人，把尸体搬到新房中，以驱邪气。
董宣得知这一情况后，下令处死了公孙丹父子。公孙丹的宗族亲戚共三十多人带兵大闹官府，要为公孙丹报仇。董宣不甘示弱，以公孙丹曾归附王莽并勾结海盗为由，将这三十多个闹事者斩首。
地方刺史认为董宣杀人过多，判处他死刑。然而董宣毫不畏惧，慷慨赴死。
汉光武帝刘秀得知了这一案件，被董宣不畏权贵的气节感动，下令重新进行审理，赦免了董宣，并让他担任都城洛阳的县令。
有一次，刘秀姐姐湖阳公主家的奴仆杀了人，人犯藏在公主家，官吏无法抓捕归案。湖阳公主外出时，那个杀人的奴仆为公主驾车，董宣派人在夏门亭杀了奴仆。湖阳公主把这件事告到了刘秀那里，刘秀十分愤怒，叫来董宣准备当着公主的面将他处死。
董宣面无惧色地对刘秀说：“我可以死，但请陛下听我一句话！”
刘秀问：“你有什么话要说？”
董宣回答说：“陛下圣德中兴，但却放纵家奴杀好人，这样怎么能使天下的人服气呢？我不用鞭打而死，还是让我自杀吧。”说完便用头撞击柱子，顿时血流满面。
刘秀深感董宣的刚烈不阿，免他一死，但为了让湖阳公主下台，命令董宣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坚持不从，刘秀命人强行按住董宣让他叩头。董宣两手撑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刘秀最后只得放了董宣，并把他留下吃饭。
董宣的气节给当时的官吏以很大教育，纷纷仿效，拨乱反正，使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出现了史称“光武中兴”的政治局面。
董宣病故后，刘秀派人去吊唁。使者看见董宣的尸体用布被盖着，妻子儿女对着尸体哭泣，家中只有一些麦子和一辆敞车。刘秀感动地说，“董宣的廉洁，直到他死后才为人了解！”
【新说】
不偏不党，就是要不殉私情，不结朋党，刚直不阿，只服从真理。董宣的事迹可以称得上感人至深，他为了正义，敢于以死抗争。古往今来，能够这样做的人，实在不多。虽然如此，它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将彪炳史册。
为官从政者，只有不偏不党，才能使政治精明，人心归顺，天下大治。
作为做人的准则，不偏不党将令人崇敬，事业顺利。惟利是图、趋炎附势、投机取巧的小人，为人办事是没有什么原则的，不配来谈论不偏不党，但在现实中，小人实在太多，经常像汪洋大海一样。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原则和正义，不能丧失骨气。
不偏不党意味着随时要作出牺牲，或者是牺牲经济利益，或者牺牲官位，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没有宽广坦荡的胸怀，没有理想主义的激情，是难于做到的，有时要逆潮流而动，有时要以死抗争，有时要慷慨陈辞，挺身而出。
这些都是营营苟苟、贪图蝇头小利之辈不可思议、不可接受的。
不过，不偏不党并非绝对的。坚持正义和理想并非要鹤立鸡群，成为孤家寡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自己做人的原则结交“君子之朋”，并不是坏事，反而有利于自己的事业。重要的是不能用原则作交易。
【典源】
不偏不党：语出刘向《说苑·至公篇》：“不偏不党，王道荡荡。”
董宣刚直感刘秀：事见《后汉书·董宣传》。
35、待物以正，燕惠王信谣败阵
【原典】
燕国虽然是个小国，但却有乐毅这样的大将。燕昭王十分欣赏乐毅的贤明和优秀的军事才能，所以和他商量如何讨伐让各国都伤脑筋的齐国。
乐毅分析说：“想要伐齐，除了和赵国、楚国、魏国联合作战外，就没有其它的办法了。”燕昭王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派乐毅率领军队联合赵、楚、魏三国的兵力，一起向齐进攻，击破了齐七十余座城，齐国仅仅剩下了莒和即墨这两座城池。
可是，正在这时，燕昭王去世了，儿子即位，称为惠王。现在的形势是，对燕国来说除了还没有攻陷的莒和即墨两城之外，已经没有值得担忧的事情了。乐毅就把齐国改为了燕国的郡县。同时他还将齐国的财宝源源不断地运回燕国，使得燕国更加富强。
可是，齐国镇守即墨的将军是机智勇敢的田单，他知道燕惠王刚即位不久，对国事还不能很好地把握，于是，他悄悄地派奸细到燕国去散布谣言说：
“乐毅一直没有把剩下的两城攻陷，是为了延长战事，同时在齐国等待时机，企图在那里自立为王。”
这些谣言果然传到了燕惠王那里。惠王信以为真，派大将骑劫替换回了乐毅，骑劫的才能远逊于乐毅，田单使用种种计策，诱使骑劫上当，最后以“火牛阵”将骑劫打败，并乘胜收复了齐国的失地。
燕惠王听信谣言，临阵换将惨遭失败，事后他后悔不已，但是为时已晚，这正是不能“待物以正”的结果。
【新说】
一句谣言的威力，有时甚至大于一颗炸弹。虽然大家都知道谣言不可轻信，但是如果一旦传入你的耳中，而且还被人不断地向你重复，那么，总会令你心神不宁，心中不快，然后就坐卧不安，终于使你被它牵着鼻子走了。
甚至，谣言还会让一些平时很精明的人糊涂一时。
为何人们那么容易被谣言所蛊惑呢？原因大概是平时就没能对所面对的客观事物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自身经验不足，心理上又不成熟稳定，所以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旦有谣言，便信以为真。
其次，有一类人并非是缺乏经验，而是心理素质不够好，如俗语所说：
“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变为真理。”心理上经不住谣言的反复进攻，越来越沉不住气，变得焦躁不安，在这种状态之下，当然无法有冷静细密的思考了（其实这些问题在头脑冷静时不难想清楚的）。以往的一切经验都将被冲毁。
所以，“待物以正”，就是要不受那些闲言碎语的干扰，对人对事谦虚而不抱任何偏见。
【典源】
待物以正：语出《文子·道德》：“今吾欲正身而侍物，何知世之所从规我者乎？”
燕惠王信谣败阵：事见《史记·田单列传》。
36、鸡口牛后，苏秦合纵说韩王
【原典】
苏秦用激将法气张仪入秦成功后，自己便受赵王的委托出使韩、魏、齐、楚等国，游说这些国的国君纵向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大的秦国，形成纵横制约的格局，以保持国际形势的平衡和稳定。
苏秦首先来到韩国劝说韩王。
韩王见他是赵王派来的使者，已不同于一般游说之士，自然不好怠慢，立即便安排接见。
苏秦对韩王说：
“韩国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北有巩、洛、成皋，西有宜阳、常阪，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山川险要，幅员辽阔。韩国的士兵有数十万之多，天下的强弓劲弩大多出自韩国，一些著名的弓弩射程在六百步之外。韩国兵士运用这些强弓劲弩，往往是连发百次不止，远距离的射中胸部，近距离的射中心窝。韩国士兵的剑和戟也都是出自名山名师锻造，在陆上可斩牛马，在水上可杀鸿雁，在战场上杀敌，任何坚硬的铠甲盾牌也抵挡不住，威力无穷。所以，以韩国士兵之勇抗击敌人，一以当百，不在话下。”
苏秦的一席话把韩国吹上了天，把个韩王也吹得好不受用，通体舒畅，连说：
“哪里，哪里，先生太过抬举我们韩国了！”
苏秦见他的烘云托月之术已起了作用，便轻轻把话题一转，朗朗说道：
“不过，韩国如此强大，大王又如此贤明，我却听说贵国准备向西面的秦国俯首称臣，要在韩国为秦王修行宫，接受秦国的封赏，春秋两季还要向秦国进贡。这样做，岂不是让国家蒙受耻辱而让全天下的人笑话吗？”
韩王一听不禁皱了皱眉头，苏秦连忙抓住时机往下说：
“所以，请大王一定要深思熟虑啊！您想想看，如果大王向秦国称臣，秦王必然要向您要宜阳、成皋这两块地方。如果您今年给了他这两块地方，他明年又会向您要另外两块地方。您给他吧，哪有这么多地呢？不给吧，那前面已经给了的不是白给了吗？前功尽弃，反而还会招来祸害。总之，大王的土地有限，而秦王的贪欲无穷。以有限的土地去迎合无穷的贪欲，岂不是很危险的吗？岂不是不战而拱手把土地送给敌人，自找怨恨与灾难吗？”
说到这里，苏秦停下看了看韩王的脸色，然后又继续说下去：
“我听说有句俗语叫：‘宁为鸡口，无为斗后。’鸡的嘴巴虽然小，但比较干净，而牛的肛门虽然大却很臭。如果大王向秦称臣，跟当牛的肛门有什么区别呢？大王如此贤明，韩国又如此强大，却落下个当牛肛门的臭名，连臣下也私下为大王感到羞耻啊！”
韩王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按剑而起，仰天长叹说：
“我就是死也不能向秦国称臣啊！就按先生您说的办吧。我们韩国坚决与大家站在一起抵抗秦国。”
【新说】
宁为鸡口，无为牛后。
宁愿做韩国的君，不愿做秦国的臣。
当官如此，求职也差不多。宁愿到一个小一点的公司去做骨干，发挥自己的才能，不愿到一个大一点的公司去听差打杂，碌碌无为。
一言以蔽之，宁愿在局面小一点的地方自主，不愿在局面大一点的地方听人支配，这就是宁为鸡口，无为牛后。
它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择业的学问，可供你入仕、求职、毕业分配等参考。
【典源】
鸡口牛后：语出《战国策·韩策一》：“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牛后乎？”另见《史记·苏秦列传》。
苏秦合纵说韩王：事见《战国策·韩策一》、《史记·苏秦列传》。
37、攀龙附凤，凡夫俗子得封侯
【原典】
刘邦是西汉的开国皇帝。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到三十岁时才当了秦朝的一个小官。后来他在一批英才的辅佐下，南征北战，建立了强大统一的西汉王朝，当了皇帝。在辅佐他的人才之中，樊哙、夏侯婴、灌婴和郦食其四人为建立汉朝功勋卓著。
樊哙与刘邦同是沛县人，他原先是杀狗卖狗肉的。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后，吓破了胆的沛县县令想趁机投奔陈胜的起义军，派樊哙去叫刘邦来助一臂之力。但刘邦带人赶到时，县令却后悔了。刘邦动员城里人杀了县令，率领几千人马起兵造反。樊哙主动加入，担任了部将。
夏候婴也是刘邦的同乡。他本来是衙门中的一个马夫，每次赶车回来都要到刘邦那里坐一坐，常常聊天到日落西山。夏侯婴在县里当官之后，与刘邦的交往更加密切。有一次他和刘邦在玩笑中被刘邦失手打伤。有人趁机告刘邦为官打人，要求严惩。夏侯婴出面为刘邦辩解，结果反以伪证罪被判监禁，蹲了一年多牢房，刘邦沛县起兵时，夏侯婴积极参与，率兵作战。
灌婴是睢阳人，原来是贩卖丝绸的小贩，在刘邦势力渐大时前来投奔。
他后来成为刘邦的心腹，立下了不少战功。
郦食其原是陈留的一个小官，刘邦引兵进攻咸阳时，他前来献计，协助刘邦攻下了陈留，使刘邦的队伍进一步壮大。接着，鹂食其推荐了他弟弟郦商。郦商带来四千人马，刘邦任命他为副将，率乓进攻开封，郦商后来战功显赫。
刘邦大功告成之后，并没有忘记这些前来归附他、出生入死的功臣，他们先后受到封赏。樊哙为舞阳侯，夏侯婴为汝阴侯，灌婴为颖阴侯，郦商为曲周侯。
班固在评论这四个人时写道：“舞阳侯原是屠夫，汝阴侯原是马夫，颖阴侯原是商贩，曲周侯原是庸夫。这些出身微贼的人，因为结交了刘邦，就像攀附着龙鳞和风翼，以致得到封侯之赏，得以在天街上并驾齐驱。”
【新说】
攀龙附凤与指亲托故不一样，这里面没有强大的血缘关系的纽带，因而，这种非天然的关系要维持下去，就得牢牢抓住，毫不放松。
攀龙附凤不是让人紧靠大树乘凉，世界上没有这等便宜的事情，要想靠得稳，必须付出代价，只是这代价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有物质、金钱、计谋、才华，乃至生命等。樊哙等人付出的是生命和才能的代价，具有一种献身精神，受封得赏理所当然。
也有另一种“代价”，即溜须拍马。它不是靠建功立业、作出牺牲去攀附，而是投机取巧，靠说漂亮话，阿谀奉承来赢得主子的欢心，怎么能够讨好就怎么做，什么都可以廉价出卖。不过，拍马屁要拍到点子上，要拍得主子舒舒服服，云里雾里，否则就收不到实效。
主子有各种各样的，必须要看得准，已成气候或将成气候者才可靠。前者比较好办，基本上可以一眼看出，后者则需要点眼光，要有预见性；先耕耘，后收获。
总而言之，攀龙附凤是以付出代价为前提的。成功之后便可以安享胜利果实，不必有后顾之忧。
【典源】
攀龙附凤：语出《汉书·叙传下》：“舞阳鼓刀，滕公厩驺，颖阴商贩，曲周庸夫。攀龙附凤，并乘天衢。”
凡夫俗子得封侯：事见《汉书·叙传下》。
38、指亲托故，万安导演攀亲戏
【原典】
万安是明代进士，官位到了礼部侍郎。他对这个职位并不满足，一心想爬上内阁首辅的高位，为此殚精竭虑，绞尽了脑汁。
机会终于来了。
明宪宗朱见深终日沉浸在道释神仙和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朝政。他特别宠爱万贵妃。这个万贵妃比他大二十岁，是山东人。她哥哥万通由于这层关系进朝廷当了官，任锦衣卫都指挥。万通的妻子也成了贵戚，时常出入于宫中。
万安得知自己与万贵妃同姓，心中暗喜，便悄悄与万通来往，想通过万通接近万贵妃，接近朱见深，从而实现向上爬的梦想。
万安成功地同万通搭上了关系，两家从此来往频繁，不时拉拉家常事。
有一天在闲诙中，万通的妻子偶然问她母亲说：“记得我们家贫穷的时候，曾把小妹嫁给了别人当妾，现在不知道她在哪里。”
她母亲随口答道：“记得嫁给了眉山的万编修。”
万安一听这话，如获至宝，灵机一动，立刻接上去说：“我就是眉山人，从前当过编修，娶过一个小妾，你老说的人就是我呀。”
万安回家后同小妾密谋，要他的小妾冒充万通的妻妹，同“姐姐”见面。
万通的妻子突然间找到失散多年的“妹妹”，异常兴奋。虽然谈话中有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都被多年不见、往事依稀搪塞过去了。万通的妻子竟毫无疑心。
万安从此与万通结为连襟，成了姨亲。万贵妃知道这层关系，对万安另眼相看，不时在宪宗耳边替万安美言几句。这场指亲托故的戏竟演真了，万安被提升进了内阁。
大学士商辂死后，内阁首辅的职位便空着。大权在握的太监汪直曾服侍过万贵妃，他见万贵妃看好万安，便推荐万安任首辅之职。
宪宗朱见深和万贵妃正想提拔亲信，爽快地接受了汪直的推荐。万安梦寐以求的职位终于到手了。
【新说】
万安导演的这出“指亲托故”的戏，的确十分成功，他本人既是个优秀的导演，也是个演技不凡的演员。
这场戏的关节，就在裙带关系。裙带关系的唯一标准，就是血缘的亲疏。
近者亲，远者疏。在人与人的交往联系中，最为强动的纽带就是血缘。老乡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等等，都无法和血缘关系相比。血总是浓于水。
虎毒不食子，就是因为这层血脉的联系。
因此，攀上血亲，抓住裙带，你拉我牵，便可形成一张强有力的关系网，事情就好办了。这张网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为处在网中的人谋利益，捞好处。
某人升迁了，犹如竖起了一根竿，其他人可以顺势往上爬。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对这种相互依靠关系的说明，一点也不夸张。
指亲托故的好处人人都明白，即一荣俱荣。但也有另一面，那就是一损俱损。领头的栽了，串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也跟着遭殃。过去的诛连九族，便是力图彻底斩断血缘的根，使之永无更生、卷土重来的希望。
【典源】
指亲托故：语出元代无名氏《渔樵记》第二折：“指亲托故厮还，趁时附势故相干。”
万安导演攀亲戏：事见《明史·万安传》。
39、人弃我取，白圭牟利致大富
【原典】
战国时代初期，魏国国君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国，推行各种改革措施，以加强统治。李悝大刀阔斧地废除了贵族世袭当官的制度，代之以按照功劳和能力来选拔政府官员，还制定了一部《法经》，以削弱贵族们的特权。在经济方面，为了增加农作物产量，他推行了开发土地潜力，鼓励农耕的政策。
特别应提出的是，这些政策中有一项“平籴”法，即国家在丰收年成平价买进粮食，到灾荒年时以平价卖出，使粮价保特稳定。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魏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它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了战国初期的强国之一。
这时有个名叫白圭的商人，他机灵地从李悝的“平籴”法得到启发，根据自己经商的经验和反复思考，想出了一条看似平常却很巧妙的致富牟利的成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在猜人都不要的时候我要，在别人要的时候我就给予。
白圭照这个策略，丰收时节农民们收获的粮食很多，大家都不缺粮，粮价随之便宜下来，就趁机大量买进粮食。与此同时，他抓紧卖出油漆和蚕丝等紧俏商品，因为这时不是割漆或收丝的季节，货源不足，物以稀为贵，价钱居高不下。
反之，到了收丝或割漆时节，这些物品大量上市，价钱下跌，白圭便买进蚕丝和油漆，卖出价格上涨的粮食。
白圭按照这种“人弃我取”的原则，在一般人没注意到的一买一卖之间不断牟利，逐渐成了当时的富商。
【新说】
任何谋略的要义一旦道破，人们都会觉得平淡无奇。然而，道理上的明白和在实际中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并因此而获得成功，完全是两回事。正如下棋，在旁观战者会认为自己比正在下棋的人聪明，一旦轮到自己上阵，常有无所措手足之累。
“人弃我取”这一策略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平常，但细细想来，敢于运用和善于运用，仍需具备相当的胆魄。
比如，现代的股票市场，风起云涌，变幻莫测，时而牛气冲天，时而熊市笼罩，时而低迷盘整。何时“吃进”，何时抛出，在一吃一抛中立于不败之地，大有“人弃我取”的用武之地。
又比如，气候条件恶劣，地理条件不利，军心涣散之际，皆不宜用兵，这是一般的常理。但现代战争中的“闪电战”往往是利用这些一般军事家所不取的不利条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得出奇制胜的成功。
历史的和现代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到“人弃我取”，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主见，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按常规去思考和行动。白圭高明于一般商人之处，正在于有他自己的主见，没有像一般商人那样在价低时大量抛售，在价高时屯积居奇，而是灵活机动地随时而变，把“常理”认为的不利因素转化成了为我所用的有利因素。
在有主见之外，还需要有眼光，善于抓住突破点和契机。不对主、客观条件进行分析，不善于抓住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的时机，盲目地或刚愎自用地固守“人弃我取”，也可能招致惨败。试想，大家知道了白圭致富之道之后，群起仿效，白圭的办法还灵吗？这时只能采取其他办怯，才符合“人弃我取”的策略，况且，有时候人所弃之的东西，并不是都有利可图，不随机应变地运用这一策略，也会栽跟头。
【典源】
人弃我取：语出《史记·货殖列传》：“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牟利致大富：事见《史记·货殖列传》。
40、奇货可居，不韦投资牟暴利
【原典】
战国末期，“七雄”纷争。为了维持国际和平，各国之间往往互送国君的儿孙到对方作人质，以保两国友好邦交。当时，秦国送到赵国去的人质是太子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最不被重视的一个——子楚。正因为子楚的地位无足轻重，所以，尽管他在赵国作人质，秦国仍然几次攻打赵国，赵国虽然慑于秦强赵弱的形势，不敢杀子楚，但却不再优待他。这就使子楚在赵国的日子非常难过。
就在这种情况下，卫国的大商人吕不韦去赵国首都邯郸做生意。看见子楚的窘况，他不禁感叹道：“此奇货可居！”
原来，吕不韦知道，子楚之所以不受安国君的重视，是因为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而讨厌子楚的生母夏姬，而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于是，吕不韦带了大量财宝去秦国拜见华阳夫人，说服华阳夫人认子楚为儿子。华阳夫人被说动了，经常在安国君面前说子楚的好话，要求安国君把子楚作为她的儿子，立为嫡嗣。又设法把子楚从赵国接回秦国，还让吕不韦做他的老师。
吕不韦不仅投资贿赂华阳夫人，而且还把自己已有身孕的爱姬赵姬送给了子楚。
子楚回秦国不久，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当了国君，即秦孝文王，子楚于是成为太子。秦孝文王只当了一年国君即去世，这样，子楚便真如吕不韦所谋，当上了秦国的国君，称为秦庄襄王。赵姬成了皇后，吕不韦也顺理成章地做了丞相，封文信侯。又过了三年，庄襄王死，赵姬年仅十岁的儿子——
实际上也是吕不韦的儿子——赢政即位，他就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大皇帝—
—秦始皇。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仲父”。
吕不韦投资买来的“奇货”，经过十年间囤积后，终于牟取了巨额利润。
【新说】
吕不韦具有极其卓越的商人头脑，他做的是“期货”的大生意，开的是经济与政治合资的跨国公司。他不仅投资金钱珠宝，而且还投资了爱姬和亲生骨肉，使自己十年之间从商人到相国，更做了实际上的太上皇。这难道不是古往今来最大的一宗“期货”交易吗？
在这一宗交易里，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有识“货”的眼光。“奇货”要真的奇，要有增值的系数，否则，像那个愚蠢的宋人一样，错把燕石当珠宝，那可就要赔了夫人又折兵，输个精光了。
除了眼光而外，决断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战国策》所记叙的吕不韦与他父亲的一段对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吕不韦问他的父亲说，“耕田种地能获得几倍的利益？”父亲回答：“十倍。”吕不韦又问：“做珠宝生意呢？”
父亲回答：“百倍。”昌不韦再问：“立一个国君呢？”父亲回答：“无数倍。”吕不韦于是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终年劳苦去耕田种地，而不去立一个国君，使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获得利益呢？”
是啊！既然看到了，就要行动，人们常说，谋定而后动，不谋而动是盲动，谋而不动是徒谋。吕不韦的高明之处是既有谋算，又有行动，一旦认准了就不惜血本地投入。在这里，决断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
【典源】
奇货可居：语出《史记·吕不韦传》：“[子楚]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
不韦投资牟暴利：事见《史记·吕不韦传》。
41、引咎责躬，汉武帝下诏自省
【原典】
汉武帝刘彻统治的后期，征讨频繁，王公贵族大量修建宫室，百姓负担沉重，各地不断出现农民的起义反抗。
针对这些情况，汉武帝多次下诏，推行一些改革措施，限制一部分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官员，但是收效不大。
有一次，武帝在山东广饶巡幸，看见农民们正在田间辛勤劳动，不禁想起自己征讨频繁、劳民伤财的情景。于是，他亲自拿起农具，到田里同农民一起劳动，并且说：“我当上皇帝以来，所作所为太没有收敛，使得天下百姓忧愁痛苦，现在想起来后悔不已。从今以后，凡是办事伤害百姓、使天下铺张浪费的人，一律罢免官职！”
后来，搜粟都尉桑弘羊请求武帝派人到新疆轮台修筑堡垒，驻扎军队，以便在这个地区长久驻扎下去。
汉武帝早有悔过之意，乘桑弘羊请求屯边的机会下达诏书，对过去的行为进行自责。他在诏书中说：“在这以前，有人曾经请求按百姓人口每人增加三十钱，作为戍边之用。这实际上是加重老弱孤寡者的困苦，是使天下不得安宁的行为，我不忍听到有这种事出现。”
武帝决心对政策作重大改革，在诏书中说：“现在当务之急在禁止苛捐杂税和加重百姓负担的暴政，以农业为根本。”
这个诏书被称为“轮台诏”。从此以后，汉武帝思富养民，任命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大力推广“代田法”，进行轮流耕作，以恢复地力。赵过还改进了很多农具，把它们从中原推广到边远地区。
经过两年时间，由于减轻了徭役赋税，发展农业，西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渐趋安定。
【新说】
“引咎”是承认过错，“躬”是自己、自身。“引咎责躬”是说主动承担责任，对过失进行检讨，以消除人们对自己的不满和怨恨。
在遭受普遍不满和指责的困扰时，摆脱窘境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站出来承认过错，承担责任，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退为进，以看似被动的形式，争取主动，在效果上，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会赢得赞许和更多的东西。
个脸面的问题。一般人总认为，认错是件丢脸的事，尤其是当众认错，可能会威信扫地，自尊心将受伤害。这只是一种肤浅的皮相之见。由于造成失误而受人指责，才是对威信和脸面的最大损害。主动认错，正是为了挽回损失，重树形象的积极举动。
天下成大事业者，注重的是实际效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在这种前提下，不顾效果地、不切实际地讲面子，最终受损害的必然是自己和事业。就实现既定目标而言，不存在丢脸和不丢脸的问题。
既然是主动认错，态度一定要诚恳，所认之错要切中实质，否则，不但不能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反而容易使人觉得虚情假意，虚伪地应付，这样，麻烦就更大。
表示诚恳有很多方式，满脸歉意的微笑，严峻沉痛的模样，低头作深刻反省状，不断地作揖或弯腰，认真倾听别人的批评，总之，怎么能使别人实实在在相信你的诚意，就怎么做。千万别作出勉强扭怩状。
然后，用实际行动来确证自己的诚意，不让许诺落空。这样，大功即告成，困扰随即消除。
【典源】
引咎责躬：语出《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
汉武帝下诏自省：事见《汉书·武帝纪》。
42、犯而不校，张释之忍侮结袜
【原典】
张释之是西汉南阳堵阳人，他为官耿直敢于谏言，严守法规，公正虚心，受到朝野称赞。西汉文帝时，他因家里很有钱而当上了骑郎。
有一次，汉文帝刘恒向上林尉打听管理动物的情况。上林尉回答不出来，让一个名叫啬夫的动物园管理员从旁代他回答。啬夫的回答使文帝十分满意，认为啬夫很有口才，打算越级提拔他。张释之直言对文帝说：“我担心这样做会使天下的人争相仿效，都夸夸其谈而不务实。”文帝觉得这话有理，没有提拔啬夫，而将张释之提升为公车令。
又有一次，皇太子刘启和梁王同坐一辆车上朝，进入宫门时没有下车行礼。张释之追上去将他们拦住，责备他们不恭不敬。文帝知道这件事后，又将张释之提升为中郎将、廷尉。由于他办事公道，当时的人称赞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当时有个叫王生的隐士，精通道家学说。有一次，他应召进入宫中，坐在朝廷正中，而其他三公九卿全都站立着。王生仗着自己年纪大，便倚老卖老，突然对张释之说道：“我的袜子松掉了，你帮我结上袜带。”
张释之果然跪下去，帮王生结好了袜带。事后有人责备王生说：“你怎么偏要在朝廷上这样当众羞辱张廷尉？”
王生回答说：“我这个人又老又低贱，料想自己终究对张廷尉不会有什么帮助。如今张廷尉正是名扬天下的重臣。我之所以故意叫他结袜，是想借这个机会提高他的声誉啊！”
听了王生这番话，人们都很佩服王生的想法，同时，也更加尊重张释之。
到汉景帝刘启即位时，张释之被任命为淮南相。
【新说】
犯而不校，是说别人触犯了自己或者羞侮了自己而不计较。
常言道，老虎屁股摸不得。且不说位高权重者如同吃人的老虎无人敢摸他的屁股，就连一大批够不上老虎等级的鼠辈，倘若一触及其老鼠屁股，竟也吱吱乱叫，嚷嚷着要咬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而不识自己鼠辈的真面目。
像张释之这种权倾一时的重臣，能当众下跪为一不足挂齿的老者系袜子，的确该赠予桂冠嘉奖。显然，他不是虚伪地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就他的地位而言，犯不着这样做；他也不是哗众取宠，因为他历来主张严格按法处刑，不大可能当众表演滑稽剧。
大人不记小人过，是君子风度的体现，要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量。
同时，不记小人之过，又反过来使那些尚有良知、尚知人间有羞耻事的小人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从而被感化，被归顺。这也是无意中得来的结果。
经常有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的事情。
【典源】
犯而不校：语出《论语·泰伯》：“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张释之忍侮结袜：事见《汉书·张释之传》。
43、屈一伸万，周公忠贞佐君王
【原典】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朝开国君主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
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周公辅佐武王，积极准备灭商。他协助武王观兵于孟津，大会天下诸侯。等到商王朝内部大乱之时，武王下令讨伐暴虐的商纣王。周公率领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孟津，会合各路诸侯，并联合方国部落，誓师牧野，讨伐商纣王，攻下了商朝都城朝歌，纣王自焚。周公跟随武王左右，向天下宣布纣王罪恶，周朝依天命取代商朝。
武王死后，成王姬诵即位。周公受武王遗命辅佐成王。周公的亲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对周公摄政不满，勾结商纣王之子武庚起兵叛乱。周公毅然亲自领兵东征，诛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又经过三年征战，平定了东方诸国的叛乱。
周公将在战争中俘获的商朝贵族（称为“殷顽”）集中到洛邑，为他们修筑新城，取名为“成周”，并在成周的西三十多里另筑“王城”，派兵监视殷顽民，武王生前对周公给殷顽以出路、分化瓦解的策略十分赞赏。
与此同时，周公写了《君■》，表明自己摄政是忠实于周王室，不是为了给子孙后代谋取私利。他还写了《无逸》，告诫周成王要勤于政务，不要过度游乐。并写了《多士》，警告殷顽民不要轻易妄动，只要顺从周王朝就给予出路。他还制礼作乐，为周王朝建立了各种典章制度。
周公辅佐成王七年，政绩卓薯，功成后便将权力归还给了成王，这一举动令朝野叹服不已。他死后，成王敬重他克己奉公，鞠躬尽瘁，高风亮节，功成不居，将他厚葬在周文王的墓地，并说：“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新说】
心甘情愿，忠心耿耿居于一人之下，叫做“屈一”；手握大权，足以号令天下，称为“伸万”。
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上，是众多人梦寐以求的美事。但是，位置只有一个，于是便有种种争权夺位的激烈场景演出，或以喜剧收场，或以悲剧告终。
然而，屈一伸万在本质上是不同于拉大旗作虎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很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本无声威，以借来的，甚至窃取的声威来壮声势，并以强力相胁迫，让人联想到欺世盗名，图谋不轨。屈一伸万是很富有奉献精神色彩的：心甘情愿服从于最高权力者，一心一意为最高权力者服务，绝对没有篡位称王的邪念；虽然手中大权在握，决不滥施淫威，以克己奉公为己任，以德行赢得天下人的敬重。
但是，古往今来，乐于屈一伸万者，能有几人！周公、管仲、诸葛亮，凤毛麟角而已。
能够屈一伸万，德行肯定居于首位。野心家、阴谋家、势利鬼、鼠肚鸡肠者等等，肯定做不到。有了德行，才会勤勤恳恳，乐于奉献，胜不骄，败不馁，尊主下士，以身作则。
才干也极其重要。有德，虽可赢得一定赞赏，但无才却不足以号令天下，不足以担当重任。才非投机取巧的小聪明，而应当是雄才大略，经纶满腹，能够扶正匡邪，力挽狂澜，救民生于水火。
总而言之，德才兼备者，才可屈一伸万；能屈一伸万者，自然会留芳百世，有口皆碑。
【典源】
屈一伸万：语出《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夫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
周公忠贞佐君王：事见《史记·周本纪》。
44、狡兔三窟，孟尝君高枕无忧
【原典】
齐国有一个名叫冯谖的男子到相国孟尝君门下当食客。由于没有得到孟尝君的重视，他先后三次弹剑唱歌，诉说自己没有鱼吃，没有车坐，没有钱赡养老母，孟尝君知道后，一次又一次地满足了他的要求。
后来有一次，冯谖主动争取到孟尝君的封地薛邑去为孟尝君收债。临行时他问孟尝君：“收完债可要为您买些什么带回来？”孟尝君说：“先生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点什么吧。”
冯谖到薛邑后，召集那里欠债的百姓一一核对债务，核完之后，他竟假传孟尝君的命令，宣布将应收的债款全部赏给欠债百姓，并当场烧掉了所有债券。欠债的老百姓对孟尝君感激涕零，齐呼万岁，称颂孟尝君的大仁大义。
冯谖回到都城向孟尝君汇报。孟尝君问他买了些什么好东西回来。冯谖回答说：“我见相国家里什么都不缺了，只是缺‘义’，所以就以相国的名义把全部债券烧掉，为相国买回了‘义’。”孟尝君听了，哭笑不得，却也不好说什么。
一年后，孟尝君被齐王免去了相国的职位。冯谖建议他到薛邑去住，孟尝君同意了。当他们离薛邑还有一百多里时，薛邑的老百姓就扶老携幼前往迎接了。孟尝君见了非常感动，他对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义’，今天见到了！”冯谖说：“狡兔有三窟才得以免死，您现在只有这一窟，还不能高枕无忧。请允许我再为您凿两个窟吧。”孟尝君依计而行。冯谖西去魏国对魏王说：“齐王已经免了孟尝君的相国职位，这正是诸侯们用他的好时机。
凭着他的才干和声望，谁用他谁便会因此而国富民强。”魏王听了连忙派高级使节带着厚礼前往薛邑聘请孟尝君去做魏国的相国。冯谖赶在使者的前面回到薛邑，告诫孟尝君坚辞不受。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冯谖所料，齐王知道魏王来请孟尝君后，非常焦急和恐惧，忙派大臣带着重金到薛邑，并亲自写信一封道歉，恳请孟尝君重新回到首都，担任相国。冯谖又为孟尝君出谋说：
“您可趁此机会请齐王把齐国先王的宗庙建在薛邑，这样，齐王就会派兵保护这里，使它不受到侵袭，永保安宁。”孟尝君仍然依计而行，齐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宗庙建成后，冯谖才对孟尝君说：“现在三窟已经凿成，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自此以后，孟尝君担任齐相几十年，果然没有遭到什么祸害。冯谖“狡兔三窟”的计谋收到了实效。
【新说】
好一个“狡兔三窟”！
冯谖为孟尝君凿的第一窟是通过“市义”获得百姓拥戴；第二窟是设法让魏王虚相位以待，通过“扬誉”使齐王复用孟尝君，第三窟是利用齐王急于复用孟尝君的心理把宗庙立在薛邑，使薛邑成为圣地。这就使孟尝君既获得了民心，又拥有声誉，还有宗庙的保护神。三道坚固的防御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狡兔三窟”的关键在于居安思危，从全局的、发展的眼光考虑问题，预作多种避祸的准备。
【典源】
狡兔三窟：语出《战国策·齐策四》：“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孟尝君高枕无忧：事见《战国策·齐策四》。
图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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