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上海疫情最严峻的时刻，这座城市里的居民大都是依靠自发团菜，完成了生活物资的供给。发起团购的人被称为「团长」，而在数以万计的「团长」中，有一位曾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因为他的年龄。
蔡晗啸，今年17岁，是上海一所国际学校的高二学生，同时，他也是上海青浦区一个小区唯一的「团长」。在疫情期间，他一边上网课，一边团购了数百斤蔬菜、猪肉、豆制品、火锅和海鲜，帮助小区里600多人解决了生活需求。邻居给他的称号是「全上海最年轻的团长」。四月底，蔡晗啸在网上发布了一段18分钟的视频，讲述了自己做「团长」的经历和感受。他的表达清晰有力，因此受到关注。
他身上有复杂的标签。他是中产家庭的孩子，国际学校连任两届的学生会主席，GPA满分选手，他已经拿到了斯坦福夏校的offer，这是申请美国名校的敲门砖。但同时，相较那些更典型的名校学生，他的成长经历里有一些独特的部分，他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在他成长的大部分阶段，他的家庭都是工薪阶层，他一度沉迷游戏，从垫底学生一路「逆袭」，在几乎野生的状态下自我探索，成为一个少见的、在17岁就成长得相当完整的人。
人们对他的好奇也是多层次的，不仅仅是对一个高中生的勇气、承担、表达和调度能力的惊叹，还意味着一种深深的教育焦虑——在竞争白热化的今天，我们的孩子如何成长得完整，避免成为「空心人」。
在五月底，我们和蔡晗啸有过三个多小时的聊天。当时，他刚刚离开上海，到达杭州，准备转道广州，去办接下来前往美国的签证。我们谈起他做团长的经历、他的家庭，他自我的探索，他在国际学校的理想生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他回望自己的成长过程时，他清晰地看见，财富在他所在的群体中是如何成为一种特权，他也对这种特权有自己的反思。诚实地说，这样一位17岁的高中生所拥有的眼界、视野和思考的深度，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的。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优越的条件，他和我们都承认这一点。但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从优绩陷阱中走出，真正找到向上和行动的力量。这位17岁的教育实践亲历者的故事，仍然能给我们些微的启发。
以下是蔡晗啸的讲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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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团长，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疫情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才搬到这个小区一个月。
在之前，我是住在学校宿舍的，但因为今年对我来说比较关键，秋天就要准备申请学校了，时间比较紧张，父母考虑给我一个稍微安静点的环境，但是我家离学校又很远，有四十公里，所以他们就给我在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我是二月份住进去的，四月份，疫情就开始了。
原来我是不做饭的，学校有食堂，我一天三餐在学校吃，这里相当于是一个睡觉和写作业的地方。但小区封闭之后，我一个人，就必须要做饭了。我之前做过一些准备，囤了一些水和压缩饼干，买了米和鸡胸肉、牛奶。但到了4月5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没有新鲜的蔬菜水果了。
我们这个小区很小，居民一共也就几百人。我当时就在小区的核酸检测群里问，大家有没有团菜的需求，有一些人回应，我就组了个小群。最开始这个群只有十多个人，我就去联系，去找供应蔬菜的渠道。
第一次其实没有成功。我们在青浦区，当时我找到了青浦区发的一个保供名单，上面有个保供单位离我们比较近，它写的是30份起送，我们很努力凑到了30份，打电话去下单，结果对方说他们主要供应另外一个镇，不能跨镇。这次相当于失败了，当时我还是挺沮丧的。
到了第二天，越来越多的邻居加进来了，有七八十个人，需求量就大了。大家也不知道我是17岁的高中生，小毛孩子，就说，群主我们团一下蔬菜吧。当时用的是比较原始的微信接龙，凑到了80份，我就拿着这个需求，又去找了一家供应商谈，他们说可以，当晚就交了定金，第二天就送到了。拿到那批菜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能做到当天下单第二天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还是蛮幸运的。
团购就是这样，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团完了蔬菜，大家就开始有更高级的需求，我又开始张罗肉、鸡、牛奶。
蔡晗啸团购到的食物
说实话，最开始还是有点耽误学习的，因为我要打电话，要等电话，要去小区等菜，要联系志愿者分发，有人还要退换货，还是会占用一些时间。
但后来我发现，只要管理得当的话，其实工作量并不大——最重要的是搭好流程，比如我之前用微信接龙，很慢，要一个个加微信、转钱。后来我开始用接龙小程序，每天花两分钟，做好小程序的链接，在群里发若干通知，发三遍左右，大家自行接龙，小程序直接付款，到了截单的时候，我拉一下表格，整理好了，交给供应商。
菜送到了小区，我们大家各司其职，我负责统计，物业和保安负责消毒，志愿者负责派送，大家干好自己的活儿，就越来越顺了。
至于为什么是我成为团长，我其实没想那么多。在我前面，还有人问要不要团购，但没站出来说要当团长，没人当就我来当呗。我习惯于承担责任，在现在这所高中，我在学生会工作了三年，做了一年副主席，两年主席（国际高中是四年制）。我们经常组织大大小小的活动，如果哪里没搞好，出了岔子，直接就是我的责任。对于即将要承担的，我没有考虑特别多，或者我下意识认为，这不是个问题。
后来大家知道我的年龄，是因为有一次，邻居来我家换个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大蒜换个洋葱吧，她问我现在能不能来，我说不行，我一会儿要上课。她说哦你是老师，我说我不是，我是学生。她又问，你读大几啊，我说我读高二。邻居觉得很惊讶，就在群里说了，大家就知道了。
到了四月底，很多购买通道都打通了，我就只需要团一些锦上添花的东西，比如火锅、海鲜什么的。我就想着拍一段视频，放到网上去，记录这段经历。
拍这段视频，我是想告诉大家，高中生不是做题机器，不是每天做题做到死，高中生也可以做好人好事，可以帮大家解决困难，我们也是很有能量、有热情的一群人。不仅仅是我，我身边很多同龄人也是这样的。也许他们没有做团长，但他们也有这样的心。
蔡晗啸拍摄的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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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团长，对我来说也像是一节社会实践课。我第一次这么深刻地意识到，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就是人跟人的面貌是非常不一样的，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些东西你不需要，但对其他人来说就是必需品。我团了两次海鲜，有个原因就是有人有特殊宗教信仰，不吃肉，他跟我说，他那两个礼拜就靠成人奶粉补充蛋白质，而且奶粉已经不多了，很危险，没有蛋白质，人的免疫力会下降的。还有人对肉类过敏，有人家里有婴儿，都需要海鲜。还有人家里老人是北方人，习惯吃面食，这都需要另外开团。
我们还团过一些很细的东西，比如婴儿尿布、可乐和防护服。小区里还有两户人家，家里的孩子一直戴隐形眼镜，那个眼镜每天都必须用护理液泡着，要洗、护、润，不然就报废了，孩子要戴着它上网课。当时这个不好弄，我是买海鲜的时候，让宁波的供应商帮我们跑腿，去宁波的药店里买的，跟海鲜一起捎带手送过来的。
还有一些事情是出乎我意料的——我租的这个小区房价不便宜，算是一个高档小区，还在国家4A级景区旁边。我之前觉得，住在这里的老人，可能家里都有两套房，子女应该很孝顺，消费水平应该也不错。但我发现有个老人家，每次团购都会拼命讲价，她会说：哎呀，小蔡啊，这个牛奶有点贵嘛，能不能优惠点。团购怎么可能优惠，大家价钱都是一样的。
后来我了解到，阿姨虽然住在高档小区，但并不算那种有钱人，她快70岁了，是本地的拆迁户，拿了拆迁款在这里买的房子。但是她儿子创业失败了，欠了债，人还被困在浦东，阿姨每个月3000块退休工资，还要分一半接济她儿子。她的生活是困苦的，当时1.5升牛奶30块钱，她当然要砍价了，后来我就理解了。
团长这种工作，跟我之前在学校做学生会，差别太大了。在学校里，学生其实反应很快，所有人都会用电子产品，而且我们的教育背景、家庭情况、思想都很相似，打交道会更容易。在一个理想的校园里，每个人都读过柏拉图，都觉得真理越辩越明。
但在小区的群里，有些情况要大家都明白可能比较费劲。比如最开始，团购小程序要收1%的手续费，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不收——光解释清楚就得费多少劲。比如我们团个火锅，价格是138块钱，收了手续费，变成141，大家一看可能就会问，你怎么收141，是不是挣钱了，连这个小钱都要挣。今天这个阿姨问，明天另一个阿姨问，我觉得还是不要测试人性了。最后我垫付了两个月来在团购过程中产生的2000多元手续费，就当是花了这笔钱，买了一堂这么好的社会实践课，也值得了。
整个过程里，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应该就是团海鲜的时候，碰到一个居民强烈反对，甚至是威胁。其实我买的不是冷链海鲜，是所谓的「热气海鲜」，上午从宁波菜市场买了，下午就送到了上海。但这位居民觉得风险特别高，他说你是在干坏事，海鲜要是有病毒，到时候有人感染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他还问我是不是赚钱了，挣了多少钱，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把全小区居民的安危都搭上了。
当时看到他发的消息，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难过或者愤怒。因为我是要上学的，我也很忙，没有时间去争论。后来我也知道，他在机场工作，收入受到影响，可能情绪比较焦虑，同时从他的专业角度，也认为海鲜比较危险。结合这样的情况，我理解了，更不会去说什么了，被误解就被误解吧。
蔡晗啸在协调团购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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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视频发出来之后，有一些媒体报道，大家会关心我父母是怎么教育我的，会对17岁的高中生团长很惊讶。还有人说，我在国际学校读书，家里很有钱，但事情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我曾经做过MBTI人格测试，我测出来结果说，我自我价值的实现，来自帮助他人。我感觉（做团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在学校也是，最开始是自己愿意做事，后来当了学生会主席，带大家一起做事。梳理做事的流程，开始怎么做，中间怎么做，后续怎么反馈，这一套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发起团购的时候，我不觉得怕，也不觉得有多难。
我家其实不属于典型的中产家庭。我爸妈都没有上过大学，我爸高中毕业之后读的是夜校，后来在国企工作，我妈妈还是安徽农村出来的，读的是两年制的专科。我妈妈24岁生我，30岁创业，现在算是事业有成，但在我成长的大部分时候，我家不是中产，是工薪阶层。
我父母的教育理念也是不断在探索。最开始，他们的期待不高，对成绩好、考满分这种事没有认知，但他们还是挺宠我的，我玩游戏、用手机都很早，上幼儿园就开始玩游戏，每天放学一回家就开始玩，玩到吃饭，吃完饭看电视，看完电视继续玩，一直玩到睡觉。每天都是这样，玩过赛尔号，摩尔庄园，后来有了iPad，玩各种格斗类和射击类的游戏。我爸也喜欢玩，会跟我一起玩。
但到了初中，我就不玩了。一方面是真的玩腻了，一个人玩，没什么社交属性，会累，会觉得很空虚。还不如去做做运动。另一方面，我玩游戏玩不过我爸，玩策略性游戏，他会去思考、去算、去写，这太夸张了，我至今都觉得这样玩游戏很变态。而且他上班的时候可以挂机，但我没办法挂机，所以我一直玩不过他，就觉得很挫败。
进入初中后，最开始我在班里的成绩是中游偏下，尤其数学会倒数，特别特别痛苦，对人打击很大。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是怎样的，但我当过差生，我知道，差生没有尊严。我那所初中其实是很强调人文关怀的，不是唯分数论，毕业的学生因此也都很感激它。但现实是——成绩不好就是没有尊严，同学瞧不起你，好学生不跟你玩，班干部不让你当，各种活动不带你，劳动你多做一点。我就跟我爸妈说，受不了了，日子过不下去了，想提高成绩。我爸妈就给我找了一个补习班。
找了补习班还真好，我一个周末上六节课，每个学科学两小时，觉得上课特别开心、特别爽，一是老师教得好，二是正向反馈太强了——成绩不好，补了课，成绩上去了，尤其是英语变得特别好，开始有同学找我问问题了，其他人对待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就更喜欢补课了。可能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们是父母担心孩子跟不上，或者想让他们名列前茅，所以报补习班，他们就会抵触和反感，但我一点也不抵触。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正向循环——我疯狂刷题，知识储备也上去了，循着这种惯性，我的成绩就一直好下去了，后面就一直很靠前，还考过一次年级第二。
但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种感觉，就发现，我身边的同学都是很鲜活的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有人会说日语，有人对某一类的影视、动画片特别有见解，有人会做很漂亮的手工，还有人居然会写小说。但考试一到，每个人都变成分数了。如果你今天考了98，我考了92，那我就是失败者了，高分同学就是神，低分学生就是渣，一到考试，就是这样了。
在这样一个体制里，我可以是一个受益者，当时我们区统考，我已经可以排进前100名了。但我好像不想变成这样，会不会有更生动地发展的机会？我当时听说过国际学校，他们的理念可能更加开放，就想去访校。
我第一次跟我爸妈说的时候，他们是有点反对的，他们之前没有了解过国际教育，我妈做生意也很忙，而且他们觉得我在公立教育体系里是OK的，我的成绩也可以上好学校，可以参加高考。所以我只能自己去搜，去了解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坑。
我先去考了一次托福，考了109分，这个分数，应该可能进大多数国际学校了。我也基本把好的国际学校都看了一遍，我就发现，这些学校好像又变成我在公立学校看到的那样——好学生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语言成绩都很好，GPA都很高，想学经济的同学，都参加了同一个竞赛，获得了大差不差的奖项，甚至大家说英语的口音都特别像，申请英国方向的同学，爱摆弄英音，申请美国的同学，爱摆弄美式口音。那这岂不还是公式化的教育？
后来我发现了我们学校，它是一所非常新的学校，名不见经传，我入学的时候，它才成立两年。但这个学校的创始校长，就是上海中学国际部的前校长。上海中学国际部，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国际学校。当时我访校，我们副校长就说，我们没什么特别的，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支持你，给学生资源，给学生机会。你不是喜欢辩论吗？我们还没有辩论社，但可以给你开，还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可以给你配老师。如果你们要出去比赛，就给你们配大巴。
当时我就想，哇！这个学校对学生非常支持啊，环境也特别好，老师也和蔼可亲，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我们这儿是一片肥沃的、未开发的土壤，你一颗种子种下来，就肆意生长吧。」
蔡晗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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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年里，我确实是肆意生长了。如果不到这所学校上学，没有这种开放包容的环境，我可能不是现在的样子。
讲一个我觉得自己最有意思的特长，我会写梵语，这是古印度的语言，是整个印欧语系的鼻祖，现在全世界可能有五百人左右，会把它作为日常语言使用，只有五万人参与读写和学习，连很多外国语大学都开不出这样的课。教我梵语的，是我们学校一个语言学教授，他有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会超过30种语言，给我们开了小课。我后来喜欢观鸟，也是他带我入门的。
还有一段时间，我对高尔夫球很感兴趣，想着实在不行就当个运动员吧，学校就给我们请了一个高尔夫教练，每天早上4点半，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训练。后来我发现自己天赋有限，而且每天都很困，就放弃了。但这个经历多么可贵啊，让我对这个领域了解得这么深，又给我一次试错的机会——所谓爱好不一定能成为职业，我尝试之后才知道这是真的。
另外很棒的一点就是，我们真的是学校的主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理想世界。
我们入学后，正式上课之前，有两周的先导课，当时校长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我们的目标是办一所令人尊敬的学校，小而精（全校学生不超过300人）。这不是学校领导层的事情，而是大家一起，我们是一个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创业者的精神，很容易感动血气方刚的青年。
我入学就加入了学生会，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组织，大概二十个人。然后我发现，有的同学会对一些事情有意见，比如食堂饭不好吃，排队时间长，但他们可能也找不到解决方案。当时我就想，我们干脆开一个论坛，广开言路，让大家有说话的地方。
当时我跟校领导提了这个想法，他们觉得OK啊，我们每周一下午有一个集会时间，一般会组织一些学术活动，或者唱歌大赛、朗诵大赛之类的，学校也就给我们留了一个档期，让我们办论坛，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北辰论坛」。每次论坛有十个名额，每人有五分钟时间，所有学生都可以上台去表达。
我们当时的设定是，大家不仅是提意见，还要提出一个完备的解决方案。比如大家诟病的食堂排队问题，我们辅修了经济课，你可以用经济学原理，去开发一套更好的制度；或者你学了编程课，自己去编一套程序，做一套解决方案。就这样一边开放、一边推动，让大家真的把解决方案带出来了。后来学校引进了新的刷卡系统，还实行了分时就餐制度，用餐时间确实减少了，这是切切实实的改变。
再比如有同学对健身房有意见，他们就自己3D建模，给健身房重新排了布局，换了地板，加了地垫和平面镜，学校花了钱，大家自己也捐了设备。能做这个事情多好啊，虽然是高中生，但是已经提前适应了企业是怎么做项目，怎么先有方案，再有解决过程，再有收尾反馈。
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也是「北辰论坛」上提出来的，那就是我们学校的铃声。
正常学校的铃声，都是「叮铃铃」或者「叮咚当叮」，是很公式化的。但我们学校的不是，是学生自己决定的。现在我们的预备铃是《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这段很舒缓，作为预备铃很合适。上课铃是舒伯特的《音乐瞬间》，下课铃是我们有个学钢琴的、才华横溢的同学自己创作的。晚自习的铃声又是另一套，上课铃一分钟，下课铃一分钟，是同学和老师一起创作的，这个就很好啊。
如果我们听腻了，可以换，有一个流程——每学期我们会组织一次调查，如果过半的学生听腻了，那我们就换。先征集一些选项，然后投票，如果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同学对一个铃声很满意，认为可以替代现有的铃声，那我们就选它。
后来，学校还开始支持学生自己开选修课。之前我们有模拟联合国的选修课，但是教这门课的老师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中国，教职空缺了，我正好是模联队的队长，学术功底还可以，学校就允许我开一个选修课，每周一次课，时长80分钟，我们总共120多个同学，有23个选了我的课。
我开完课之后，也激发了别的同学。有同学是健身达人，拿了很多奖，还有同学会做游戏开发，设计了自己的游戏，只要向学校证明你真的可以教，提交你的课件，就可以开课了。所以现在是老师和学生在抢着开课。
根据我这三年的观察，我的同学们，很多是低进高出，进来的时候成绩不一定特别好，或者已经被体制教育的刷题搞得没脾气了，但进来了，经过两三年，已经在某些领域小有钻研，或者有很多好的品质，比如愿意奉献，有创新精神，从刷题机器变成了人，有很多这样的成长。
蔡晗啸参加「北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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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法逃避的现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评价体系里，很多人说现在的学生是「空心人」，这确实也是存在的。
我身边的大多数同学，还是被家长裹挟着向前。在国际学校，你会很容易发现这个结论——对于中（高）产阶级而言，教育是把财富转移到下一代的重要途径，这帮孩子，他们得有能力配得上他们的财富，得给家长长脸，所以家长会不遗余力，不计成本，疯狂地对教育投入。
有时候，他们甚至都漠视教育的客观规律，不陪孩子，就把孩子送到补习班，觉得这样你成绩该好了吧？我给你请的老师可是1000块一小时啊！如果你成绩还这么差，那就是你的问题了，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教育不是投资，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人也不只是分数。
而且就算在国际教育圈，还是会有很多家长会把学生当考试机器看。比如去美国留学，要考托福，好多同学为了这个考试学了两年多，可能从50分、70分提升到90多分，但咨询机构说最好要100分，于是他们为了从95分提升到100分，又整整补了一个暑假的课，已经考得快吐了。但家长们总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你怎么还考不出来。很多国际生也会因为这件事很沮丧，觉得自己很失败。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痛苦，像我舍友，其实他很聪明，数学天赋也非常好，考试经常考满分，但我跟他住在一起我就知道，他极其痛恨学习，每天做作业都特别快，上课也写作业，他还会在网上找各种快速学习秘籍。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想学，就想赶紧把这个东西弄完，把这个分数考出来，他就不用学了。
他玩游戏很厉害，真正的梦想是做一名电竞选手。他玩《英雄联盟》，曾经在全国服务器里能排进前十，本来想去电竞的青训队，但家里不让，让他必须去读书，于是他就变成一个很矛盾的人——能考年级第一，但是痛恨学习，这是不是很荒谬？
我爸妈可能不属于这样的家长，我妈就是觉得我快乐就好，我小时候她都在创业，没有时间陪我，就觉得对我的亏欠是无与伦比的，只希望我成为一个每天都快乐的人。而我爸爸是那种中国式父亲，我俩不太交流，以不交流为主。所以我的人格塑造，基本是自己决定的，我想反抗那种标准化的精英教育，不想成为那种看起来履历非常光鲜的、精装的、公式化的孩子，有意识在反抗那种状态。
在国际学校会有各种公式化的现象。美国大学是申请制的，高中GPA是一部分，标化成绩（托福、SAT等标准化考试的成绩）是一部分，还有各种活动。「活动」是最耐人寻味的，怎么衡量一个孩子优不优秀呢，大家就都开始堆履历。可是堆得起履历的是哪些人，结论也很明显。
现在有很多堆履历的方式。比如要突出一个人的领导力，家长可能会带孩子去偏远山区支教，但实际上是住在县城宾馆，早上包车去山区，教几节课，和孩子们玩一玩，拍点片子，下午五点就回酒店，两三天就结束了。或者是去做拯救非洲大象的项目，募捐到了十几万，实际上可能是爸妈各捐了五万。再或者去参加各种所谓的领导力峰会，大家拿的奖都特别大，名字一个比一个响亮。这些都非常虚伪，也非常昂贵。
我们家经商，重实用，我不想去做这些，在我看来，还是可以去做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的。我做了两年的学生会主席，并不是因为这个名头特别漂亮，学生会主席多了去了，只不过通过学生会能做事，可以真切地影响到大家的生活，比如搭建北辰论坛，再比如做团长，我想要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实用主义者。
这种想法的来源，可能也是我逐渐意识到，我是有特权的，我今天的成就和钱是离不开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天从上海到杭州，一路包车，路费和住宿费接近五千块了（采访于5月下旬进行），我只是出来办个签证，就花了这么多钱，可能是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正常家庭哪有这个条件。
更早一些，应该是我初中的时候，我被我当时的补课老师提醒过一次。当时上海开始给中小学生减负，我的补课老师就很激动、很愤怒，他说他坚决反对，当然这是一家之言啊，他说，学校减负了，你们是可以补课，提前学，老师给反馈，给批作业。但是那些家里没有钱补课的学生怎么办？学校里教得少了，作业布置得少了，他们和你们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我才发现，还真是，在我当时那个初中，班上也是有补不起课的同学的。平心而论，他们或许不是所有人都垫底，但他们一定不拔尖，那些拔尖的同学，几乎都补课。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后来我就在想，所谓名校，其实是一个自我保护或自我赋能机制。有社会学家说，名校本身就是权贵阶层保护自己的一套系统，通过「名校」这样一个概念，让考不上的人觉得自己不行。而那些考上的人，越觉得自己厉害，聪明，刻苦。但实际上，大家都很努力，但你有钱去上补习班，你练得多，你有这个机会，别人没有。
就像在我们的各种社会讨论里，会贬低小镇做题家，会贬低只会刷题的学生，好像那些全面发展的同学是榜样。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关注小镇做题家，关注那些每天被困在题海中的人。他们没有我这样各种的机会，各种的支持，想学啥就学啥，最终成果还不错，还被媒体报道。99.99%的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的父母辈可能没有这样的认知，也不是他不想有。
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农村的单亲父亲，他11岁的女儿不想读书了，他很愤怒，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把你供到城里去。他教育女儿的方式，就是让她在大太阳底下，去池塘里挖藕，挖了四个小时，女孩中暑了。这样的教育方式当然不好了，应该沟通，不应该打压。但是呢，这位父亲是个农民，生活已经很辛苦了，他谈不了任何的教育理念，这是很残酷的事情。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我愈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或者说社会性的成功，跟他自己的努力确实相关，但也越来越不相关，在我看来，这非常畸形。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在大学毕业后去从事教育行业。我感觉我表达欲还是很旺盛的，也喜欢帮助别人，更重要的是，我当过差生，不是那种一路优秀、一路非常光鲜的人，我知道差生的滋味。
蔡晗啸在观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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