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事件(历史上有哪些巧合让你感到温暖或者惊讶)

王府井事件，历史上有哪些巧合让你感到温暖或者惊讶？

在1614名开国将帅中，竟然没有一人与伟大领袖毛泽东是在同一年（1893年）出生的！

这是一个令大家忽略的巧合，比巧合更巧合的是，仔细盘点开国将帅的出生年月，这个巧合是真实的。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为表彰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卓越功绩和巨大贡献的功勋将领们，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

这是解放军首次进行全军大授衔，这天注定将永载史册，光耀千古。

也就是这天起，截止到1965年，被授予或晋升少将级以上军衔的将帅们被统称开国将帅。

毛泽东为朱德授予元帅军衔

其中，1955年有10人被授予元帅军衔，10人被授予大将军衔，5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175人被授予中将军衔，798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6年，1人被补授上将军衔（王建安）；1人被补授中将军衔（聂鹤亭）。

1958年，1人被补授上将军衔（李聚奎）；1人被补授中将军衔（贺诚）；8人被授予少将军衔。

此后，1961年至1963年，233名大校军官晋升为少将军衔；

1964年至1965年，321位大校军官晋升为少将军衔。

（注：1965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取消了军衔制，直到1988年9月14日解放军才正式全面恢复军衔制，因此在这长达20多年时间里，解放军并没有举行授衔仪式）

以上将领被统称为开国将帅，共和国开国将帅总计有1614人。

分别有10名元帅：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10名大将：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周恩来授予大将军衔

57名上将：

萧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

韩先楚、李涛、傅秋涛、王平、吕正操、傅钟、萧华、甘泗淇、宋任穷、赖传珠；

洪学智、周士第、郭天民、周纯全、杨至成、陈再道、陈奇涵、王宏坤、苏振华、刘亚楼；

刘震、陈锡联、韦国清、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朱良才、董其武、唐亮；

叶飞、杨得志、王新亭、黄永胜、李天佑、陈明仁、贺炳炎、阎红彦、谢富治、陶峙岳；

乌兰夫、周桓、杨勇、李志民、赵尔陆、王建安、李聚奎。

另有177名中将和1360名少将。

将星璀璨

在十大元帅中，朱德出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

彭德怀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林彪出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刘伯承出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

贺龙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陈毅出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罗荣桓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徐向前出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聂荣臻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叶剑英出生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十大元帅全部出生于光绪年间，年龄最大的是朱德，年龄最小的是林彪，相差21年。

而毛泽东出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也出生于光绪年间，但巧合的是十大元帅没有一人和他同年出生，十大元帅全都跳过了1893年这个年份。

朱德元帅礼服

再放大至开国大将，你会发现十大大将也没有人和毛泽东同年。

粟裕出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徐海东出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

黄克诚出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陈赓出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谭政出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萧劲光出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张云逸出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

罗瑞卿出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王树声出生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许光达出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十大大将全都出生于光绪年间。

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张云逸，年龄最小的是许光达，相差16年，却没有一个人出生于光绪十九年。

再放大至57个开国上将，开国上将年龄差距最大，有29个上将出生于光绪年间；有16人出生于清宣统年间；有12人出生于民国。

其中年龄最大的陶峙岳出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年龄最小的萧华，出生于民国五年（1916年），相差24年，依然没有一个上将出生于光绪十九年。

而在177名开国中将中，有54个中将出生于光绪年间，47个中将出生于宣统年间，76个中将出生于民国。

其中年龄最大的傅连暲出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龄最小的张池明出生于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于民国五年（1916年），同样相差24年，依然没有一个中将出生于光绪十九年。

（开国中将谢有法、周志坚、刘西元也出生于1917年）

最后看开国少将，有183个少将出生于光绪，200 个少将出生于宣统年间，977个少将出生于民国年间。

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史可全出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年龄最小的是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王扶之，出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相差31年，却没有一个少将出生于光绪十九年。

最年轻的开国少将王扶之

综上所述，开国将帅出生年月上迄光绪十二年（1886年），下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整整横跨37年。

其中从1892年到1923年这31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开国将军诞生。

唯一的例外就是毛泽东出生的光绪十九年（1893年）。

也就是说，在1614个开国将帅中没有一个人和毛泽东的同年出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首先，共和国开国将帅普遍比较年轻，1955年，毛泽东62岁这年，十大元帅平均年龄57岁；开国大将平均年龄51.7岁；开国上将平均年龄45.6岁；开国中将平均年龄45岁；开国少将平均年龄为44.8岁。

事实上，在开国将帅中只有朱德、刘伯承、张云逸、陶峙岳和史可全5人年龄比毛泽东大。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本人是最早接受马列主义革命思想的先行者，是党的创始人和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

毛泽东标准像

开国将帅中有很多人是在毛泽东的身传言教下走上革命之路，最终经历千辛万苦赢得革命胜利，成为开国将军。

其次，革命工作异常艰辛，充满了无数危险，九死一生，很多和毛泽东年龄相仿的革命者，在没等到革命胜利，就已经牺牲，当然大浪淘沙，也有的人背叛了革命，或者半途而废。

最后，历史存在巧合，这就是一种巧合，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文章篇幅有限，本文仅列举了十大元帅和十大大将的出生年月，从上将开始就没有取了。

食堂经过比对、校正，发现1893年确实没有开国将帅诞生。

这真的是一个巧合。

什么情况出动武警特警和特种部队？

武警，特警，特种部队……呵呵！三种看似一样，都是很牛逼很厉害偶像般的存在。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下面我就用口语通俗地扯谈一下，书面死板不好理解的。

武警是武装警察部队，是兵，公安兵，内卫性质，负责国内治安平乱反恐类等。编制里也有武装特警，比如著名的雪豹突击队、猎隼突击队，武警的特警和警察特警是不同的，兵和警的区别，执行的任务也不一样。通常因为案件大警力不够，或罪犯有枪械人数众多，杀`人恶劣等，那地方警察部门就可以申请出动武警围捕抓捕了，以众多武警的能力，就算搜山都能把罪犯手到擒来!

特警是属于警察的序列，警察里的特种精英，警校毕业从警中实践选拔，也有不少是特种部队退役参加的。负责危险性质的任务。

特种部队是军队编制的性质，是军人。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国家最锋利的进攻尖刀。主要负责国家的防务、对外敌的入侵，所以有时需要在边境或出国执行任务，比如中国维和的蓝盔特种部队、吉布提的海军陆战队…………

训练强度和执行任务性质决定战斗力，依次是特种部队、武警特警、警察特警————这下清楚明白了吧！

三体第一部中的主角汪淼为什么到第二部就蒸发一样消失了？

大部分人可能认为，汪淼只是一个文学上的引子，引出了叶文洁，引出了三体危机，他的文学意义已经完成，完全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而且从重要程度来说，汪淼从事的只是纳米工程研究，对三体危机并没直接的联系，因此汪淼逐渐淡出也在情理之中。

但其实不然，大刘安排汪淼的出现，其实有重大的意义。因为通过汪淼直接引出了整部《三体》的基础架构，甚至是整部书的核心。因为通过汪淼引出了两个重要的猜想——“射手假说”和“农场主假说（火鸡假说）”，这两个猜想可以说是整部《三体》的终极探讨。所以仅此一项，汪淼就可以直接位列《三体》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可惜的是，大部分读者都忽略了这处刘慈欣故意隐藏的伏笔。

事情是这样，汪淼因为调查杨冬之死，找到了杨冬的未婚夫丁仪，在两个人的探讨中，提到了射手假说和农场主假说

射手假说：有一名神枪手，在一个靶子上每隔十厘米打一个洞。设想这个靶子的平面上生活着一种二维智能生物，它们中的科学家在对自己的宇宙进行观察后，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宇宙每隔十厘米，必然会有一个洞。”它们把这个神枪手一时兴起的随意行为，看成了自己宇宙中的铁律。

农场主假说：一个农场里有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中午十一点来给它们喂食。火鸡中的一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一直观察了近一年都没有例外，于是它也发现了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律：“每天上午十一点，就有食物降临。”它在感恩节早晨向火鸡们公布了这个定律，但这天上午十一点食物没有降临，农场主进来把它们都捉去杀了。

这两个假说可以说是刘慈欣整部《三体》的理论架构与终极探讨。文明的终极意义是什么？物理学真的存在吗？宇宙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数学打击可能吗？三体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答案都能从这两个假说中找到本源，这就是汪淼存在的真实意义。也恰巧是在这个时候，汪淼在书中的地位急速边缘化，基本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黑船事件让日本蒙羞还签了丧权条约？

文|小河对岸

自大航海之后，西方国家迅速崛起，而其他区域的国家却渐渐沦为从属的地位。在我国是以鸦片战争为近代西方入侵的标志，在日本是以黑船事件（美国以炮舰轰开日本的国门）为标志。但中日两国对这两个事件的态度与评价却全然不同。提起鸦片战争，国人就咬牙切齿，而“鸦片”本身就是一个罪恶的名词。而日本对黑船事件的评价却比较正面，至今在日本各地仍可见与“黑船事件”相关的各种历史纪念遗迹，这相当于我们给英国侵略者修纪念碑，这实在超乎了国人的一般想象。

那为何近代同样面临西方的入侵，中日的态度与评价却迥然不同呢？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日本把美国入侵，当成了一个机遇，认为美国的入侵为日本带来了近代文明。日本通过向西方国家学习，迅速走上了近代化道路。不但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还挤进了列强的行列。而我国却过多地把西方入侵，纯粹当成一场灾难，而没有抓住向西方学习的机遇，以致越陷越深、承受的灾难越来越重，就越加地仇视西方。

其实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黑船事件”，西方国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贸易而不是为了殖民奴役。翻看我们的近代史，可以发觉西方国家（英美为代表）对我们的领土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真正对我国领土有兴趣的国家，只有两个，一个是沙俄，一个是后来的日本。

我国近代真正被西方国家（俄国与日本除外）侵占（非租借）的领地，也只有香港岛与澳门。而割据这两块弹丸之地，显然并不是为了殖民，而是为了作为在中国的贸易基地。而鸦片战争，在英国就被称为贸易战争，很多人会觉得这是英国人的无耻，在玩文字游戏。实则并不完全如此，在当时的世界，鸦片是合法贸易商品，跟今天的烟草一样。英国本土禁售鸦片，是到1914年，而我国在民国的时候，国内的很多地区还大量种植鸦片。

林则徐禁烟，不是为了禁毒，而是为了防止白银外流，说白了就是反倾销，本质上跟美国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一样。这也是英国国会能以微弱多数，通过对满清战争的原因所在。中英《南京条约》的主要条款，也都是为了贸易。这跟日美签订的《神奈川条约》差不多，虽有强迫的不平等，但远没有到不可承受的地步。以致在《南京条约》签订过的很多年，满清政府都没有什么感觉。

中国真正被打痛、打醒，是甲午中日战争。而这已经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十多年，由中国的邻居-日本带来的。这场战争直接打断了满清的脊梁骨，不但割地，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也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而触发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忧患。

故而，按理说，满清原本能比日本多十余年机遇（鸦片战争比黑船事件早十余年），却没有抓住。而日本却抓住了向西方学习的机遇，迅速崛起，并成为了亚洲唯一的强国。

再则，中日对西方国家的心态也截然不同。清朝虽在英国面前，不堪一击，可始终认为英国不过是奇技淫巧而已，自己乃天朝上国，怎肯低下头去向“蛮夷”学习。都是“蛮夷”接受华夏文明的教化，又怎么能去学习“蛮夷”的文明与制度。这实则上是愚昧无知带来了的盲目自尊，在盲目自尊被别人打脸之后，又由于过度自卑而造成的畸形心态。

日本虽也有华夷观念（日本认为满清入关之后，中国沦为了蛮夷，而日本继承了华夏文明正统），却善于学习别国的先进文明。自白江口战败之后，日本就开始全面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明，而至南宋亡以后，日本就彻底中断了向中国学习。对于唐宋的文明，日本是一种仰视的态度，对元朝的那一套，日本根本不屑一顾。而到了明朝，日本基本上是一种平视的态度。对于清朝，日本则是完全的俯视（鄙视）。

黑船事件，让日本见识到了西方文明的成果，再度燃起了日本的学习热情。日本的近代思想启蒙者-福泽谕吉，甚至主张与愚昧、野蛮的亚洲邻国（满清、朝鲜）划清界限，迅速地接受西方文明与科技成果，而融入到西方世界，此即“脱亚入欧”。

二战后，日本虽被迫接受了美国的改造，却实现了政治民主，经济更实现了飞跃，成为了当今的高度发达的国家，更让日本觉得西方文明与制度的优越。故而，日本对黑船事件的态度与评价与我们不同。如果你穿越到过去，看到过去的自己，自己都想上去扇自己的嘴巴，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历史态度是不是有些问题？

当前夜市经济？

从1949年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切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来自哪里?世界充满好奇，时代不断追问。

人民网重磅推出“70年70问”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寻找历史性成就蕴含的“中国基因”，破解历史性变革背后的“中国密码”。

“夜间经济”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当下最时髦的概念。

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南京等城市相继出台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相关举措，而且这种势头由一二线城市逐渐向三四线城市辐射。

8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提出要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

这一顶层设计出台是对中国夜间经济发展历史与现实的考量，也将进一步激发发展夜间经济的有利要素和巨大潜力。

历史：夜间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繁荣的一面镜子

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夜间经济(night-time economy)一词是舶来品，它指的是从当日下午6点到次日早上6点所包含的经济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多指向第三产业，包括购物、餐饮、文旅、娱乐等消费行为。

在中国，“国营夜市”可以看作是夜间经济的雏形。195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农村夜市》一文。这篇仅有285字的报道，除了对夜市的基本情况做了描述之外，点睛之笔在于它用数据表明了夜市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这个中心店开辟了农村夜市以后，平均每天销售商品总金额约增加6%以上”。

经查证，到1979年11月，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夜市”关键词的报道共11篇，这些报道的核心主旨都是鼓励各地供销单位开办“夜市”以满足农民、工人在一天的劳作之后的消费需求。由此可见，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已产生重视夜间经济发展的萌芽。

1956年至1979年《人民日报》有关“夜市”的报道。 王政淇制图

1979年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夜间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日益开放、经济繁荣的一个缩影。

广州在1984年5月设立全国第一个灯光夜市——西湖路灯光夜市。这个主要由个体户提供商品、服务的夜市开启了市场经济下中国夜间经济的1.0版本。

当时有人这样形容西湖路夜市：“今天欧美或日本的时装界推出什么新款时装，两天后香港的时装界就会生产出了一模一样的成品，一个星期后，广州的灯光夜市上就可以见到这些衣服的影子了。”这是中国日益开放、与世界接轨的真实写照。

上个世纪80年代，闻名全国的广州西湖路夜市，一到夜晚，这里便人潮涌动，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 资料图

此后，市场经济大潮涌动，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开办“灯光夜市”的热潮，“每当夜幕降临，数百家临时摊档沿街道两侧摆开，拉上电灯，各式商品，灯光璀璨，人们逛街购物”。尤其是在南方，一批著名的“夜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比如，南京的三牌楼夜市、上海的彭浦夜市、厦门的定安夜市等。

这些夜市集聚着形形色色的个体户小商贩，实惠的大排档、廉价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应有尽有，满足了广大市民的消费需求。在当时，夜市摆摊也成为很多人的“第二职业”。

在2000年左右，夜市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顶峰。然而，这些“野蛮生长”的夜市存在许多共性的问题：卫生条件相对较差、占道经营阻塞交通、规划杂乱影响市容、安全隐患难以消除等。这些弊端阻碍了夜间经济品质的提升。

此后的10余年，一些大城市迎来了夜市关闭潮：2012年8月21日，广州关闭了最后一个灯光夜市;2013年10月21日，南京市运行了15年的三牌楼夜市关闭;2014年，福州市所有24家夜市都被关闭;2016年6月24日，有着30多年历史的北京市东华门夜市闭市……

这一时期，中国夜间经济2.0时代的大幕已迅速拉开：许多大城市迅速涌现出著名的“商圈”，比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南京的新街口、广州的北京路等等。

“夜市”被“商圈”取代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城市规范化、精细化治理的要求。也正是在这段时期，青岛、杭州等许多城市开始研究并陆续出台规范发展夜间经济的相关政策。

可以说，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夜市”到市场经济大潮涌动催生的个体户小商贩集聚的“夜市”，再到大型“商圈”的出现，以及当下各地政府倡导的“夜间经济聚集区”(中国夜间经济3.0版本)，夜间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繁荣的一面镜子。

现实：发展夜间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应有之义。

《夜间经济学》一书的作者叶丁源说：“夜间经济的繁荣能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服务业在产业中的比重，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手。”越来越多的数据和事实也表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等方面能够产生积极作用。

记者从商务部一份数据了解到，我国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18时至22时的销售额占比超过全天的一半。可以说，夜间是消费的“黄金时段”。

夜间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从世界范围来看，2017年，伦敦市夜间经济收入达263亿英镑，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300亿英镑;2015年，夜间经济为旧金山提供了60亿美元的营业额;2018 年，首尔开办“夜猫子夜市”之后共计接待了近 430 万人次，总销售额达到 117 亿韩元 。

此外，夜间经济的发展能为城市增加大量就业岗位。伦敦将发展夜间经济纳入城市发展战略以来，夜间经济为其提供了130万个就业岗位。

记者在梳理各省市发展夜间经济的相关政策时发现，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建以促进夜间经济发展已成为各省市共识。一些交通运输、电力供应、5G网络项目的落地必将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夜间经济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发展夜间经济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选择。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层面的获得感及满足感，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也逐渐升级。

现阶段我国夜间消费中餐饮服务、购物零售供给比例较高，文艺演出、博物馆展览、经典游览等优质项目供给不足或发展单一，人们对于更高层次的夜间消费需求尚得不到满足。

10月5日晚近22点，北京一家三联书店内仍有不少人在阅读、学习。 赵维鹏摄

记者在北京坊等“新夜经济地标”采访时，不少市民表示，白天工作生活节奏快，需要一个高质量的夜生活来放松，而不是仅仅在簋街排队吃一顿小龙虾。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该项调查的658家旅游企业中，73%的旅游企业提供的夜游产品品类占全部旅游产品的比例低于30%。今年故宫推出的“紫禁城上元之夜”一票难求，也正反映了夜间经济中文化消费的供需缺口。

因此，我国在现阶段，提出发展业态多元、体验丰富的夜间经济，是顺应人们对于精神文化追求之举，也是适应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选择。

发展夜间经济也是推动城市升级、提升城市管理的重要动力。

2017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夜间经济繁荣程度则是城市管理水平精细化程度的直观反映。

有专家表示，相较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对于夜间经济的精细化管理程度仍然不够。各省市正在加紧补课，密集推出发展夜间经济的相关政策。

法国里昂市政府在1980年就实施了《城市灯光规划》，将灯光打造成城市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每年都举行灯光盛会吸引游客;荷兰阿姆斯特丹在2003年开创性地任命了首位“夜间市长”;英国伦敦在1995年就正式将发展夜间经济纳入了城市发展战略，在2016年初还成立了由各种政策专家和行业领袖组成的夜间工作委员会。

以发展夜间经济为契机，倒逼我国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成效初见：

今年“五一”前夕，上海黄浦区任命了“夜间区长”和首批具有夜间经济相关行业管理经验的“夜生活首席执行官”;9月7日晚上8点，湖南首个“夜间经济服务中心”——天心夜间经济服务中心正式启动运行;北京提出设立市、区、街(乡镇)三级夜间经济“掌灯人”制度，统筹协调夜间经济发展……发展夜间经济正在对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和管理方式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

从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再到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发展夜间经济是必然选择，也是必由之路。

未来：中国具有发展夜间经济的各种要素和巨大潜力

有人担忧，发展夜间经济是否会变成一次“口号式”的运动。

存在这种担忧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中国具有发展夜间经济的有利要素和巨大潜力。

一是不断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夜间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当前政策鼓励下，大批量的商家将延长营业时间，而数量庞大的消费人群对城市的市政交通等是一种考验。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十三五”期间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在3万亿左右，未来我国城市轨道车辆密度将不断提升，2020年有望达到全国平均密度为7.0辆/公里的水平。再加上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延长公共交通服务时间的做法，这将很大程度上解决夜间居民城市出行难题。

稳定的电力供应是点亮夜间经济的关键。我国一贯高度重视发展电网设施，城市的电力覆盖率达到了99.9%以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停电。

二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异军突起。

相比于欧美夜间经济对线下消费(尤其是酒吧、餐饮、娱乐等)的倚重，中国夜间经济近年来的发展离不开移动互联网相关产业的异军突起。

移动互联网扩展了夜间经济消费的空间。一些互联网企业的数据显示：21点到22点，是淘宝成交的最高峰，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的比例超过36%;21点到23点，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网站的访问高峰，各大视频网站流量猛增;在外卖餐饮方面，晚10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三个小时期间的订单量出现明显增长。

此外，移动直播类APP的兴起，让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商场、餐饮店等成为“网红打卡地”，每到夜间便人潮涌动。

与各地政府相比，对夜间经济的关注，互联网企业的积极程度不遑多让。今年，阿里巴巴、京东、字节跳动、滴滴出行等企业纷纷发表了夜间经济研究报告。

这些报告虽然不能展现中国夜间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但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这些互联网企业已经敏锐地嗅到夜间经济这片蓝海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商机。

2019年以来，发布过“夜间经济”报告的企业以及报告名称。 王政淇制图

三是中国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日益完备。

夜间经济繁荣程度是一个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是否完备的衡量尺度。世界城市安全排名榜前列的城市同时都是夜间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国关于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相对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短板要弥补。

自2003年开始，公共安全作为重要方面，被纳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科技规划中。当下，为发展好夜间经济，各大城市出台的相关政策都要求在完善中国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方面发力。

近年来，重庆成为一座“网红城市”，这背后就有良好的治安因素。《中国城市公共安全感调查报告(2018)》显示，重庆城市社会治安安全感排名全国第一。重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国庆假日期间，重庆公安机关全员停休，每天投入7万余安保力量负责安保、交通和秩序维护。在市内外游客达到3859.61万人次的情况下，实现了全市敏感案事件、恶性刑事案件、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等“八个零发生”。

四是中国夜间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与发达国家城市夜间经济相比，中国夜间经济的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法国“夜巴黎”模式可以作为参考的样本。巴黎发展夜间经济“不仅仅局限在酒吧、餐饮等单一娱乐消费为代表的传统领域，更日益拓展到艺术、文化、演绎、零售等更多领域，使法兰西文化与艺术的魅力在‘夜巴黎’模式助推下更璀璨、夺目。”

10月2日晚，上海田子坊一休闲酒馆内一座难求。 尹莉娜摄

而中国夜间经济对文化、艺术、旅游以及健身等领域的开发有待深入。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重视到这一点：山东的青岛、济南等地推出越来越多的夜间旅游项目;北上广今年开始尝试夜间开放博物馆，收到了不错的反馈;去年开始，成都新兴了一大波24小时健身馆……

发展夜间经济并不是一线城市的专利，二三四线城市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力。今年支付宝“8.8扫货节”期间，海口、南宁夜间支付消费活跃程度超过北上广。同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夜间经济的规模将在三四线城市进一步扩大。

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夜间经济市场规模到2018年达到228592.2亿元，并且随着我国各地政府对夜间经济扶持力度加大、夜间消费场所的服务市场增加等，夜间经济发展规模将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将在2020年突破30万亿元。

由此可见，夜间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繁荣的一面镜子。在当下，发展夜间经济，不仅是扩大消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同时，发展夜间经济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政府部门要把握好引导方向，加大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程度，确保各项政策实事求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群众选择，积极合理地挖掘中国夜间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