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掣肘(拜登的民主党中期选举基本全输)

相互掣肘，拜登的民主党中期选举基本全输？

是一个大喜事呀！

当总统几年了

没干一件对世界对他们夲国人民利好的亊，国际国内都搅的一团遭年龄也到顶了民主党全输，这都是老拜登的历史功劳民主党输是件好事。

不过美国两党都不是好东西，

都是流氓加无赖都是人类的垃圾。

民主党输了是好事！

三拜登这个老不死的狗下

不仅美国人民一拍手称快，

世界人民都会欢呼雀跃庆祝胜利！

民主党输，拜拜登下台是件大好事！

洪承畴的真实军事指挥功力如何？

现在对于明朝亡国流行一种说法，那就是一把好牌让崇祯给打坏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孙传庭和洪承畴算是崇祯帝手里的最后两张好牌。但就军事才能而言，我倒觉得明末挑大梁的将领皆非什么好牌，崇祯帝对军事的部署是文人统将，武人统兵，文人自然是具有战略高度，但又缺乏战术上的灵活性；武人自然是灵活许多，但又缺乏战略上的眼界。这两类看似互补的群体，实质上出现了相互掣肘的矛盾，洪承畴便是具备战略思想，但又缺乏战术灵活的文人将领。至于投降，根本原因是他不想死，其次就是对明廷的失望，以及心系天下的政治抱负。

文人儒将的战略格局与指挥缺陷

明末对内外战争的人才任用上，文人儒将占据着绝对话语权，这与帝王的用人思想以及明朝官僚体制有关，这里主要说的就是那些进士出身的文官，成为内外军事布局的参与者，他们以超高的战略格局捍卫着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江山。例如孙承宗，本来是文职工作者，还是明末文坛领袖级人物，临危受命为辽东督师兼兵部尚书，一手策划了关宁锦防线，大明王朝就是靠着这条防线支撑着辽东局面。再如袁崇焕，与孙承宗的战略思想如出一辙，在天启二年首赴山海关，以“蚕食”的方式构建防御体系，在关宁锦一线的大小山头屯田、筑垒、收容流民，在关外拉起了一大片明军据点，对关外铁骑形成有效制约，包括第二次赴辽擅杀毛文龙，其核心思想也是想控制皮岛，形成海上与路上两线反攻的战略构想。

文人儒将不仅在对付关外金军方面体现了较高的战略格局，在对付内部农民军方面也颇有成就。比如兵部尚书杨嗣昌，他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倡导者，这个思想在当时非常正确，农民军推翻明王朝的欲望非常强烈，而关外金军屡次犯境都是为了掠夺财富，并没有表现出占领中原的欲望。在这个思想得到崇祯帝支持后，他又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思想，在这个思想下，明军将全国农民军困在陕西、河南、湖广地区，此区域外围的农民军也无法向区域内提供支援，就这样张献忠势力投降、李自成落得18骑逃往深山，全国平叛工作快要走向全盘胜利。也正是平叛收官阶段，清军蠢蠢欲动，杨嗣昌再度提出议和的缓兵之计，但因计划走漏消息，国内舆论压力过大，致使议和失败，明政府不得不放弃收尾工作，给了农民军喘息的机会，否则历史进程可能会改写。

由上述可以看出，明末被授以重任的文人儒将确实具备很高的战略格局，但他们在战术的运用上就不如行伍出生的将领那样灵活。袁崇焕是在辽东打过宁远大捷，将关宁锦防御体系搭建的完美无缺，但崇祯二年皇太极绕过这个防御体系直入京师，袁崇焕连设两道阻截都未能猜中皇太极的行军路线，这就是他与皇太极临场指挥战术的差距。杨嗣昌所有的构想都站的高看的远，但在崇祯十二年亲自督师围剿张献忠时，虽在玛瑙山取得大捷，但处理军官左良玉与贺人龙的关系时过于死板，导致将帅失和，只得亲自剿匪。由于缺乏临场经验，被张献忠牵着鼻子走，杨嗣昌还在蜀中转圈圈寻找农民军时，自己在襄阳的大本营就已经被张献忠端掉，并杀了襄王爷朱翊铭，李自成也趁机专攻河南，杀了洛阳的福王朱常洵。

往往文官出生的将领会有一种政治压力，这一点在明末表现的尤为明显，袁崇焕能擅杀毛文龙，已经算是文人将领的内心突破。而杨嗣昌则没有这种政治魄力，在与清议和时受言官弹劾卖国求荣，同样进士出身的卢象升对他也是也颇为不耻，强大的自尊心也让杨嗣昌成为陷害卢象升的罪魁祸首。这种政治压力同样对将领的选择造成影响，例如崇祯十五年，孙传庭在潼关据守的战略思想本来非常符合时局，崇祯并不知前线战局，只一味催他出关决战李自成，出关后的孙传庭本是引诱李自成跳入包围圈，但最终被人多势众的李自成反包围，孙传庭大败而逃，这不仅是政治压力造成的战略失效，而且也是文人将领应变能力的缺陷。

反观行伍出生的将领，他们往往更适应战场上的风云突变，或者说更不按常理出牌，也就更不会产生政治顾虑。例如祖大寿，在崇祯二年的北京保卫战上，自己的部队遭到城内守军误伤，他就立马带军撤离战场，虽然表现了不能节制的一面，但也是权宜之计保存了实力。左良玉更是如同匪徒一般，朝廷给的军饷不够，那就打到哪抢到哪，吃饱了军队也就更能打胜仗，将士们也会更加卖力杀敌。再如贺人龙、曹文诏这类武将，应变能力极强，常避免正面交锋，出奇制胜，唯一缺乏的就是全局思想，常不能受到上司有效节制，这也是明末两大类型将领之间的重要矛盾。

洪承畴的军事才能平叛农民军的洪承畴

洪承畴也算是一名儒将，他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为官生涯前期一直从事文职工作，打第一场仗的时候属于临危受命，当时他只是个四品文官。这件事情还要感谢杨嗣昌的老爹，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打进北京，各地兵马被抽调入京勤王，陕西地区的农民军王佐贵趁机攻打韩城（现渭南）。杨鹤属于光杆司令，手中并无兵将，于是瘸子里边挑将军，参政洪承畴被授以抗敌重任，他便带着城中的伙夫、杂役打了人生中第一仗，结果是杀敌三百，解了韩城之围，洪承畴就是由此开始了军戎生涯。

上述一直强调儒将的战略格局，洪承畴便是具备长远战略格局的人，当时朝廷对于国内农民军的态度还是“剿抚兼施，以抚为主”，杨鹤更是贯彻招抚政策。洪承畴开始涉足军事以后，不管朝廷的大方针，也不管杨鹤如何施政，他对待农民军就是往死里打，投降的农民军也一并处死，这便是洪承畴的战略思想。因为在当时已经出现过很多诈降的农民军，他们往往是穷途末路后“投降”明军，吃着明军的粮饷，等待机会复叛，这就使明廷镇压农民军时面临剿而不死的尴尬局面。崇祯四年，杨鹤的招抚行为全面失败，已就抚的农民军纷纷叛变，崇祯立即将杨鹤下狱，任命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主持剿匪工作。

洪承畴从崇祯四年到八年，一直在西北地区主持剿匪，在其“全力清剿”的战略下，两位行伍出生的得力总兵曹文诏、贺虎臣算是一五一十的贯彻执行，西北剿匪形势一片大好。到了崇祯八年（1635），中原地区的张献忠攻占了朱家祖坟所在地凤阳，这下给崇祯惹恼了，看在西北剿匪工作的成就上，结合洪承畴全面清剿的战略，任命他为五省总督，同时任命另一位名将卢象升为五省总理，一个统筹西北，一个统筹东南，实施全面剿匪，限期六个月肃清匪患。

前文讲到儒将往往受政治因素影响，很难坚持自己的战略思想，本来洪承畴的重心是在陕西一带，崇祯帝限期之后，他不得不带兵出关，一路赶到豫楚边界的信阳地区，欲集结五省总兵进行中原围剿。但中原各地的农民军听说洪承畴出关了，就立马分成小支人马，一路突破潼关，进入陕西。这就好比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曹操火烧乌巢，袁绍就带兵攻打曹操大营，曹操则扔了大营直接取向袁绍大营。此时的农民军如曹操一样，不管洪承畴是如何集结大军的，只管向陕西取他老巢。洪承畴的这一出动，直接导致艾万年、柳国镇、曹文诏等将领殉国。这件事情传到崇祯耳边，皇帝气的破口大骂，指责洪承畴怎不知农民军流动性作战的特点，并亲自为洪承畴指定战术，让他只追着全国农民军的核心人物高迎祥打，其余各支农民军流串到哪个省，就由哪个省的巡抚负责清剿。要说崇祯帝的这个战术还真的符合当时的战局，洪承畴在这方面的灵活性有些差强人意。

按照崇祯帝的战术，洪卢二人合力将高迎祥击溃在滁州地区，并将其残余赶至豫楚边境的西南方向。随着清军再度入京，明军惨败，卢象升被掉往宣大一线镇边，中原只剩洪承畴一位剿匪核心。此时陕西的农民军已经发展至二十多万，洪承畴不得不亲自回到陕西，令孙传庭截击由汉中往北行进的高迎祥，这多少也有甩锅的意思，因为汉中府如果被攻下，孙传庭也就截不到高迎祥，并会承担截击失败的责任。好在汉中府顶住了压力，高迎祥从子午谷向北进发，正中孙传庭全套，全国农民军领袖闯王高迎祥被俘。

再随着杨嗣昌的高超战略推行，全国剿匪形势逐渐明朗，中原的张献忠被迫投降，陕西的李自成孤立无援，企图南下转移。此时洪承畴再次判断失误，他认为李自成会从山西渡黄河往东走，于是在渡口层层设伏，结果李自成直接走南线，由关中下汉中，再由汉中进了四川，攻占四川地区38座城池。消息传至京城，崇祯帝大怒，洪承畴因此被降级处分，又令他限期入川剿匪。洪承畴进入四川后，被李自成牵着鼻子跑，沿着成都—天水—西羌—关中—汉中—成都转了两大圈，最终通过孙传庭、曹变蛟等将领的层层设伏才将李自成势力击溃，李自成带领18骑逃入深山。

松锦战役上的洪承畴

洪承畴在清剿农民军方面表现的中规中矩，但在松锦一战却饱受诟病，即被戴上不会打仗的帽子，也因降清被扣上不忠的骂名。但如果单从时局来分析这场战争，洪承畴的军事指挥能力便可从两方面评价。

崇祯十三年（1640），清军就展开了对锦州的围攻，到了十四年，祖大寿已经失了锦州外城，内城也被清军团团包围，祖大寿给朝廷的消息是只剩一个月的余粮。因为在此之前祖大寿就因断粮而投降过一次清军，所以崇祯帝为十分重视此事，于是就令洪承畴救援锦州。洪承畴到了宁远前线，侦察出松山有清朝骑兵活动，于是就明白皇太极围而不攻的意图是想围点打援，于是就向崇祯提出了三步走的解围战略，即增兵关外、且战且守、持久作战。而也正是此时，朝内的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提出分兵合击、速战速决的战略构想，这个构想在现在看来确实正中皇太极下怀，崇祯帝毕竟是信任前线的洪承畴，于是就批了洪承畴的策略。

崇祯十四年四月，崇祯帝令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这八路总兵向洪承畴处集结，兵力总共有步骑十三万，这与清军数量相差无几。松山离宁远也就100里左右，洪承畴用了4个月的时间，步步为营的推进至松山，并在松山城内坚守。与此同时，祖大寿来信说锦州城中其实还有半年的余粮，请洪总督千万不可冒进，打持久战消耗清军。正当两军对峙的时候，崇祯帝坚持不下去了，这一年明朝国内军费开支巨大，又加上旱灾、蝗灾的影响，众多地区颗粒无收，财政压力巨大，洪承畴在这四个月里打了30万两银子的军费，给明廷造成巨大压力。前面说到新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他的战略思想是速战速决，现在又看出了崇祯的压力，于是便鼓动崇祯执行自己的战略思想，就这样，崇祯帝下令洪承畴“刻期进兵”。

来自崇祯的政治压力，再一次让洪承畴的战略失效，他带着六万明军夜袭清军锦州城南据点乳峰山，出其不意的致使清军溃败。当这个消息报告给沈阳的皇太极后，他不顾病躯亲率三千铁骑赶往荆州，进过侦察发现，洪承畴的前驱部队与辎重粮草是脱节的，于是立即组织兵力切断后续的辎重粮草部队，并在外围挖下八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将洪承畴围困。这个时候洪承畴提出了拼死决战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对于临时集结的总兵们如同笑话，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尚且率先带着本部人马一走了之，更何况其他总兵呢，接着王朴、马科、李辅明（杨国柱战死后的继任者）纷纷突围后逃离战场。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做内应助攻破松山城，洪承畴被俘。随后祖大寿也因断粮献城降清，杏山被攻占后，松锦战役以清军完胜而结束。

松锦战役中，洪承畴的战略思想是没有异议的，但有人提出这个战略思想确实不符合明朝当时的国情，持久战是需要国力作为支撑，明朝当时已经不具备打持久战的实力。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这要看对峙双方的实力对比，清国的军事力量确实强大，但财政压力也并不乐观，所以这个持久战比的就是双方的耐心，只不过是崇祯帝率先动摇，导致洪承畴战略思想的破产。在临场指挥中，皇太极的能力确实在洪承畴之上，洪承畴在七月底准备出击前，就已经做了誓师，但在阵前各路总兵跑路，说明他并不能很好的节制将领，誓师工作相当于白做。

而最受诟病的是他只带了三天口粮，并且将辎重粮草部队扔在后方，这是兵家大忌。但这件事有一个细节值得思考，洪承畴在取得乳峰山胜利后，其手下副将提醒粮草问题，洪承畴的反应是大怒，按理说久经沙场的人，对粮草问题相当重视，怎会需要副将提醒？而且洪承畴的态度表明他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打算恋战。因为崇祯帝的一再催战，洪承畴带三天口粮出击是想表明我已经按照旨意行事，而我只有三天口粮，这是我出击后必须火速返回的理由。所以这就是文人打仗与武人打仗的区别，武人打仗只想赢，文人打仗还要考虑政治后果，这一点在三国时期司马懿和诸葛亮的对决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这并不是指挥能力的原因。

洪承畴降清

松锦战役后，明朝上下都认为洪承畴宁死不降为国捐躯了，所以崇祯帝也是后悔莫及，一向勤政的崇祯帝辍朝三天，随后以王侯规格为洪都督办祭礼。在清国监狱里，洪承畴确实以绝食对抗劝降，皇太极所派的劝降官员无一例外的被洪承畴骂走。就在皇太极失去耐心时，传闻曾经献离间计除掉袁崇焕的范文程主动提出前去劝降，试探洪承畴是否果真求死。到了监狱，范文程不谈劝降，只论古今，二人谈话之间，梁上灰尘掉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一面说话，一面“屡拂拭之”。范文程回到皇太极身边便上报“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

皇太极很清楚的明白了洪承畴的意思，首先能肯定洪承畴不是不想投降，而死劝降的人不够级别，否则投降了也得不到大用；其次明朝已经将其作为英烈，若非适合的理由，洪承畴投降就下不来台。故皇太极亲自接见洪承畴，嘘寒问暖一番，见洪承畴衣着单薄，便脱掉自己的裘皮大衣为他披上，这一下就有了份量，洪承畴也可以用遇到明主做为投降的理由。第二天，洪承畴便偕祖大寿等降将正式举行了投降仪式，在皇太极面前俯首称臣。而关于洪承畴投降的原因，还有传闻是庄妃（孝庄）的美人计，这个并无法考证。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洪承畴正如范文程观察的一样，他并不想死，或者说死了也憋屈，因为松锦战役的失败并不是他决策失误，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政治环境。崇祯帝有为难之处，但在不知前线形势的情况下，一再催战，这体现了崇祯帝对于权力的把控极为苛刻，甚至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而通过与皇太极的直接对决交锋，这位清国皇帝无论是格局还是智慧，都远远超过了崇祯帝，那么投降又有何不可呢？只不过文人出生的洪承畴心眼太多，假如没有大义凛然的样子，清国谁又能看得起他呢？皇太极又怎么会重用他呢？与其说洪承畴是宁死不降，倒不如说他是待价而沽。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论正始风俗》

但就洪承畴而言，我觉得明末思想大爆发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顾炎武所说的“国与天下论”，很好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是忠贞保国还是拯救黎民苍生，这个问题虽然与儒家思想的忠义相矛盾，但不得不说符合明末现实。明朝末年的百姓饱受战乱摧残，政府开支巨大需要增加税收，这个负担全部落在人民头上，而面对灾难，政府又无从救济，许多百姓被逼无奈走上了反叛道路，接着却被政府无情镇压，身处剿匪一线的洪承畴也应该最深刻的认识到人间疾苦的样子。

“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期于灭贼，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谅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清史稿》

而明朝内部的腐坏已经病入膏肓，袁崇焕、卢象升这样的国之栋梁皆死于内斗，崇祯帝虽有中兴之志，却无中兴之才。明军在外作战尝尝调度无方，各路将领坐吃空响，到了关键时候却各自跑路，这样的国家已经无法拯救天下苍生，倒不如投靠明主，成全心中志向。其实洪承畴在投靠清国以后，他的所作作为都是以拯救天下为宗旨，在清军取中原、定江南的时候提出安抚为主，并力谏不可伤害无辜民众，在入关后又大力主张清廷汉化，学习儒家思想，这些对于保障社会稳定，促进民族融合，保护汉族文化都起到积极作用。可以说洪承畴的降清带有实现政治抱负的一面，只不过这个政治抱负并非扶大厦于将倾，而是救黎民于水火。

综上，洪承畴代表了大部分明末儒将，他们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但在实战中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政治压力，因此难以按照既定战略实施指挥，面对突变的形势，并不能很好的灵活应对，这也是明军打农民军相对容易，打金军相对困难的一个因素。至于降清，即表现了洪承畴对明廷的失望，也表现了他心细黎民百姓的政治抱负。

参考资料：《明朝纪事本末补遗》、《明史》、《经略纪要》、《清史稿》

剑来崔瀺是怎么就死的？

没死，《剑来》崔瀺活着，替陈平安出谋划策。

曾与白帝城主郑居中在白帝城外的彩云之间手谈十局，留下“彩云谱”，被奉为天下棋道第二人。

在宝瓶洲大骊王朝担任国师，与藩王宋长镜相互掣肘。围杀阿良失败、大骊先帝驾崩后，辅佐新帝南征，打下整个宝瓶洲。蛮荒天下入侵时，以一洲为一国，打造一条坚硬的战线。

替陈平安守长城，散道前与亚圣论道，并为陈平安设下真假三梦，谋划百年，与三教祖师对弈。

有些婆婆和儿媳妇总是互相看不顺眼？

婆婆和媳妇总是相互看不顺眼，有以下原因：

①要做“母女”，却没有丝毫血缘关系。大家都知道，嫁出去的姑娘，第一次跨进婆家门都要随丈夫叫婆婆为“妈”。但是，婆媳真的能相处成母女吗？不可能！毕竟是“隔着肚皮”的人，没有丁点的血缘关系和基因遗传，不能像母女一样关爱、欣赏、忍让、包容，甚至是吵骂打闹相互不记仇。

②两个家庭主妇，争一个女主人之位。人们常说“一槽拴不住两叫驴”，我看是拴不住两“雌驴”。生活中，还有“两个女人一台戏”之说。女人就是事多，何况是两个围着灶台转的女人，婆婆想维持过去的“女主人”之位，媳妇想打造“新主人”之天下。两人必定“刀兵相见”、“针锋相对”。

③同一个男人，却被两个女人争“宠”。在家庭生活里，母子之情和夫妻之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婚姻里一老一少的两个女人就会因“爱”而恨，她们相互为了取得儿子或丈夫的宠爱而争来争去。见不得对方走得近，若一方太亲蜜便会让另一方心里不舒服。

④同爱一个孩子，却要面临“隔代教育”。奶奶与孙子“亲不够”，妈妈与儿子“不够亲”，两个女人同爱一个孩子，中间还夹杂着“隔代教育”，奶奶带孙“传统”，妈妈教孩“现代”，两个轨道的人，教育孩子的意识不同，方式方法的差异，导致两人的分歧和矛盾。

⑤千古传统意识，在婆媳心中扎根。“婆媳是天敌”的观念，其实早在女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婆媳矛盾是千年难题，没人能很好地破解。女人们在还没为人婆为人媳时，心中都有“假设敌”，那就是婆和媳。因此，一但婆媳相逢，便短兵相接，跃跃欲试，准备一决高低！（图片来自网络）

为什么说隋炀帝是关陇集团的叛徒？

在封建时代，政治集团的形成，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能够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为了共同的利益诉求，而团结在一起，所以能够形成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实体。

关陇集团的诞生，源自北魏六镇之乱后，武川镇出身的宇文泰与东魏权臣高欢对抗，来到了长安，和关陇土著们一起建立西魏，但是在宇文泰死后，他的侄子宇文护扶持宇文泰的长子宇文觉称帝建立北周，将原先宇文泰的嫡系武川镇势力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在宇文护长达15年的专权中，宇文氏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宇文氏的势力严重削弱。

而所谓的关陇集团，其实就是以武川镇为核心的军事贵族和关陇土著相结合的一个政治实体。他们协助宇文泰建立了西魏，在北周时期又遭到了宇文氏的打击，而后他们支持杨坚建立隋朝，但在隋文帝时期一样遭到压制，之后的隋文帝，唐高宗，他们都出身于这个集团，但实际上都致力于削弱这个集团。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的局面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关陇集团的首领们成为皇帝后，就不再属于这个政治团体了。自古以来，中国政治斗争的主线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君权和臣权的斗争。君主们需要集中更多的权力，不断削弱臣下的权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及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权力的争夺向来是残酷和冷血的，一家人父子反目，弑兄杀弟的事情都屡屡发生，何况只是一个曾经有共同利益的集团内部呢？

另外一条是中央集权和地方治权之间的斗争，中央需要不断削弱地方治权，以达到防止地方作大，出现反叛或者自立的情况。

而当杨坚父子成为皇帝后，他们的利益诉求与关陇集团分道扬镳了。

君主的利益，即国家利益。无论是站在领导者个人角度，或者国家角度而言，君主们都不希望臣下们抱团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样的集团其破坏力是相当巨大的，杨坚怎么当上皇帝的，他心里清楚得很，因为北周宇文氏再也不能代表关陇集团的利益，所以杨坚成为了皇帝，当然其中与杨坚个人能力也不无关系。

倘若关陇集团继续壮大下去，那么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力。

当然，在隋统一全国后，除了关陇集团以外，还有两个传统世族集团，一个是所谓的五姓七望的山东世族集团、另外一个是东晋乔迁江南的江左世族。所以当时的隋朝，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

这些世族之间在文帝时期，互相掣肘，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争夺利益，但其实都遭到了皇权了的打压，其中最明显的是经济方面。

在南北朝乱世时期，世族们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实际上存在许多隐户。到了隋统一天下后，为了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就不得不施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因为隋时的税收主项是人头税。一方面是以“大索貌阅”的方式对全国人口进行普查和等级、另外一方面是以“析户”的手段从世家大族手中夺人口。

析户一方面能够将大家族人口析出很多户，使得隐匿在大家族下人口成为税收对象，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隋朝人头税除了按照人头收，还按照户口收，户口越多，意味着税收也就越高。

隋朝几十年时间里人口增加了3000多万，是怎么增加的？其实主要就是从这三大政治集团手中硬生生夺取的。

这些都是关陇集团与君权的矛盾，而对于隋炀帝而言，他算不上关陇的叛徒，因为他是皇帝，皇帝没有派别，没有集团，只有臣民。他要做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就不能站在关陇集团的角度考虑问题，继续发展关陇的利益，那么其他两个集团的利益势必会被侵占。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三大集团都铲除最好不过，可事实证明，这三个集团无论哪一个都无法一时间铲除。所以只能一边平衡一边削弱。

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各方面削弱，所以才会有后来的营建东都、科举，析户等一系列手段。

其实任何以私人利益为政治诉求的集团，都是国家最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