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贤小学,不知道北苑二村小区对应的学校都是什么?
南京?好学校啊,立贤,就是成贤街小学分校。

南京理工实验小学和立贤小学哪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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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曹冲不死能继承魏王吗?
曹丕胜在位居嫡长,曹冲胜在聪明仁爱,若是曹冲能长寿,曹操完全有可能把位置传给曹冲。
曹丕相比于曹冲最大的优势就是嫡长子身份,从年龄上看,如果曹冲能活到曹操离世也已经25岁,堪当大任,如果曹冲发展顺利,曹操完全有可能打破常规把魏王大位传给曹冲。曹冲死于公元208年,死时年仅13岁,曹操死于公元220年,按此推算,如果曹冲能顺利长大,到曹操离世曹冲已经25岁,完全可以做继承人,并且曹操做事一向不墨守成规,乐于突破传统.
“三国志”:“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东汉人才选拔,首重品德,所以人才选拔,首先要举孝廉,这本是东汉200年的传统,结果曹操反其道而行之,公开发布求贤令,明说只要是人才,哪么是贪污犯,私生活不检点,甚至是和嫂子通奸的,只要有才华,都可以当官。这项改革在当时完全可以说是石破天惊,曹操也受到当时清流的诋毁,但是曹操依旧我行我素。
曹操“求贤令”: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十分疼爱曹冲,在曹冲死的时候,直接告诉曹丕“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把曹丕惊出了一身冷汗。
《三国志》:“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曹丕见到父亲很伤心,于是上前劝解。没想到曹操生气地说:“(曹冲之死)是我的不幸,却是你的大幸运。”
这里面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曹冲是我看好的接班人,如果曹冲活着,我的位置怎么会轮到你做。曹操对曹冲的喜爱,曹丕也心知肚明,在继位多年之后,曹丕自己也写文章说过:“如果我哥哥曹昂活着,这个位置自然是他的,如果曹冲活着,这个位置也轮不到我。”
曹丕“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虽然曹操很有可能立曹冲为接班人,但是有可能并不代表着一定,首先曹丕虽然聪慧不及曹冲,但是本身也是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曹昂死后,他又是事实上的嫡长,而曹冲的早慧并不意味着长大一定能成才,即使成才,就像汉高祖刘邦想立赵王刘如意一样,曹丕羽翼已成,曹操未必能废长立幼。对于这点,东晋史学家孙盛就提出,自古以来,都讲究立嫡立长。曹丕是嫡子,也是当时曹操诸子中最年长的儿子,由曹丕当继承人天经地义。作为排行很小的曹冲,并且还是庶出的曹冲,对曹丕的威胁并不大。认为之所以曹操说出,“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这句话主要因为伤心过度。
东晋史学家孙盛提出:春秋之义,立嫡以长不以贤。冲虽存也,犹不宜立,况其既没,而发斯言乎。而且仅仅在三国时期,“神童”越长越歪的例子有的是,有的趋于平庸,有的自作聪明被杀。杨修,孔融都是神童,都嘴上没有把门的被曹操杀了。东吴孙亮,诸葛恪也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神童,结果孙亮18岁被权臣废除皇帝位后,又遭毒杀。诸葛恪则是和东吴权臣孙峻争权被杀。更何况还有一个爱骂人的神童祢衡,被曹操,刘表,黄祖推来推去,最后把黄祖骂急眼了一刀被杀了。
所以,曹冲如果长大,对曹丕确实是个威胁,但是要说他一定能当击败曹丕当世子,这个不合适。
万历皇帝明明可以强制立福王为太子?
在封建社会,太子之位的确立向来都受“立嫡立长”,这个老规矩的制约。万历皇帝深爱郑贵妇,对长子朱常洛的母亲又不喜欢,爱屋及屋也罢,是真心疼爱也罢。万历皇帝实在是疼爱福王朱常洵,对长子朱常洛十分不待见。万历皇帝是真心想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但满朝文武皆支持立长,因此为了一个太子之位,万历皇帝与朝中群臣展开了为时长达二十多年的“国本之争”。无数朝中大臣,为了坚持立长制度,前仆后继,不知多少大臣纷纷落马,被贬官的贬官,被罢官的罢官,好一场轰轰烈烈的君臣斗啊。
有人不禁会问,皇帝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立个太子还不问一封诏书的事?
实则不然。立太子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太子之争,争的不仅是谁能当上太子,其间不知牵扯到多少政治利益。但是,万历搞的“国本之争”实在是过火,实在是分外诡异,万历太不待见长子朱常洛了,朱常洛都十几岁了,还没有被允许出阁读书,一个老百姓,闲游紫禁城,拿了个棍子就把朱常洛给打了,朱常洛没当上皇帝之前,真真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混的连个太监宫女都不如。
这正常吗,是不是很诧异啊?万历就这么不待见这个大儿子?错了,万历相反很重视朱常洛!郑贵妇庞冠六宫,艳倒群芳,她那么想扶植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当上太子,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政治斗争中,怎么就是除不掉这个不被万历帝所不待见的长子呢?按常理,郑贵妃捏死朱常洛不是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吗?结果呢?朱常洛一直还活着!为什么呢,万历帝绝不允许郑贵妃动朱常洛!谁说朱常洛不被万历帝不重视这个长子呢?
既重视,又极不待见,万历帝的作法是不是很矛盾啊?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因为“国本之争”是万历帝大权独揽的试金石,这场罕见的争斗是万历帝为了加强自身皇权的政治大阴谋!
万历帝为什么要发起这场斗争呢?万历帝通过这场斗争,是想一步步的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得从万历帝当皇帝时说起。万历帝以冲龄之年,当上了皇帝,那时的他仅仅才八岁。一个八岁的儿童怎么能治理天下呢?肯定不行啊,必须得有人扶佐才行。于是,朝中形成了以张居正为首的文官集团、以冯保为首的太监集团与以李太后为首的贵族集团三派并立而存的政治局面。李太后身为万历的母亲,不宜管理天下,她也没能力管理天下,于是,李太后不得不不依靠内阁首辅张居正来治理天下,扶佐皇帝。于是,张居正明为“宰相”,实则代替万历行使了皇权。万历因为年龄小,成为了“儿皇帝”,即使万历亲政之后,张居正还是大权独揽,引起了万历帝愤恨。
万历帝郁闷之下,喝了回酒,临幸了一个宫女,于是,长子朱常洛诞生了。
张居正死后,万历帝可以大权独揽了。万历帝发现,张居正死了,但是李太后在朝中仍然有势力,文官集团仍然制约着皇权。
当皇帝,就得生前立太子。李太后支持立长子。
自立太子一事提出来之后,万历帝发现立太子之事充满了各种政治权益的争夺。于是,万历帝在立太子之事上,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万历帝故意抬高朱常洵,故意压制朱常洛,故意与文官集团对着干,故意借由立太子之事,让文武百官来站队,对于支持自己的官员预以重用,对于不支持自己的官员,罢官的罢官,降职的降职。通过长达二十多年的立太子拉距战,万历帝逐步对朝中百官进行了大清洗,逐步地确立了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就是万历帝二十年不上朝,万历帝依然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柄,大权从未旁落。
经过二十多年的拉距战,大臣们都对立朱常洛为太子都绝望了。突然有一天,万历帝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一时之间弄的文武大臣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万历帝从小当“儿皇帝”,从小经受了很多没有皇权的委曲,因此养成了老谋深算又具有叛逆性的性格。又因为明朝内阁权力过大,严重制约了皇权。明朝出现一场君臣斗也是在所难免了。
万历帝对福王朱常洵是真心疼爱的,也许万历帝也有过立朱常洵为太子的心,但是,万历帝即使立朱常洵也会一拖再拖。因为万历帝更是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立国本的斗争是万历帝确立皇权的试金石。为确立皇权,福王朱常询不过是万历帝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因为万历帝即使要立朱常洵为太子,也不会不顾大臣们的意见,乾纲独断的。
如何看待南明的史可法这个人?
史可法纪念馆
史可法纪念馆旧称史公祠,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广储门外街24号梅花岭畔,占地9700平方米,现为国家三级博物馆、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史可法墓祠”所在地。纪念馆内有史可法的衣冠冢,冢西侧是祠堂(1768年乾隆为褒扬史公而建)。馆内陈列有史可法文物史料;有飨堂、桂花厅、梅花仙馆、方亭、晴雪轩、牡丹厅等古典建筑;还有大量的古树名木和历史遗迹。三百多年来,众多文人雅士拜谒史公墓,留下了许多优美颂词,这些作品大都刻石嵌墙展示。
史可法家训:有“孝悌、励志、勤廉、报国”四个方面
史可法的家规家训并无成文辑本,但在史料记载和史可法所作诗词、对联及给家人的书信中多有表述,归纳起来主要有“孝悌、励志、勤廉、报国”四个方面。
《史可法集》中收录有史可法写给妻子、父母、兄弟等家人的家书十七封、遗书六封,基本上都是有关家事及身后事的嘱托,如劝导夫人孝亲敬长“只愿夫人做个大贤大孝之人,断不可负我一片好心”;告诫家人勤俭节约“买房一事,当即停止。此时贫甚,那得数百金也。如父母急欲成就,可以婉词禀之”;写给母亲的遗书中,则表达了史可法报国尽忠的决心“不忠不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
史可法的家书、诗词等有着鲜明的特色,为后人珍藏、诵读至今,影响深远。
忠臣必于孝子门,饱含了母亲的殷切希望
史可法,祖籍河南祥符(今河南开封),字宪之,号道邻,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一月出生于北京。自崇祯元年中进士后,历任推官、御史、总督、巡抚,后为南京兵部尚书,加封东阁大学士,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原是史可法的祠堂,也就是史公祠。后来,祠堂改为学堂。著名作家白桦的散文名篇《梅香正浓》,是北师大版小学语文六年级的教材。多年来,学校一直用这篇课文介绍史可法的感人事迹。“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史可法最终战死在疆场,浩然正气,日月昭昭,与岳飞、文天祥一样,感召了后世无数忠勇报国的中国人。
家教、幼学、师训,使青年时期的史可法“事亲以孝闻,兼有文武才”。《明史》本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尹氏有身,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尹氏,是史可法的母亲。这则在今天看来有些传奇的记述,其实饱含了母亲对史可法寄予的殷切希望。
在史公母亲看来,史可法出生的年代,正与文天祥生活的年代一样,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加剧。这是一个需要英雄、召唤英雄的时代,“托梦而生”,是母亲期望孩儿以文天祥为榜样,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史可法出生后,父亲给他起名“可法”。“法”者,规范、效法也。效法谁呢?当然是效法与文天祥一样的忠义前贤。这又是一则独特的家训。姓名,人人都有,但用姓名作为家训,却是少见。“史可法”三个字,无形中规范了史可法的人生轨迹,影响了史可法一生的成长与事业。
对父母双亲的独特家训,史可法一直铭记在心。中进士后,史可法戎马生涯,常年在外,最让他惦念的,就是父母双亲,“每一念及,不禁涕零,惟愿父亲、母亲宽怀”。他还经常在家书中叮嘱家人,对父母“须百凡小心……凡事须顺其意……做个大贤大孝之人”。存留下来的史可法诗作不多,思念母亲的就有两首。《忆母》一诗吟道:“母在江之南,儿在江之北。相逢叙梦中,牵衣喜且哭。”辞婉意切,催人落泪,有史学家万分感叹地评价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信矣!”
史可法画像
秉承正气图报国,头颅一掷为苍生
早在他父亲一代,史可法家中已经贫寒,但史可法十分勤奋好学,史书中记载了一则他遇上恩师的故事:天启元年冬天,19岁的史可法在独自赶考的途中,因无钱居住客栈,便寄宿在一座古庙里。一天,时任京畿视学大臣的左光斗,在微服私访的途中,一行数骑,为避风寒,进入了这座古庙。进庙后他们看见庑殿中有一书生伏案而卧,一旁还有一篇刚刚写成的文稿。左光斗拿起文稿一看,文笔不凡。再看看他衣衫单薄,和衣而寐,内心十分怜爱,便脱下自己的大衣披盖在沉睡的史可法身上。左光斗为史可法掩好门后,找到了庙里的僧人,打听到这个年轻人是一位前来应试的考生。考场上,史可法才思敏捷,奋笔疾书,因才华出众,最终以直隶八府第一名的成绩荣登榜首。
后来,左光斗把史可法带到家中,对妻子说:“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此后,左光斗收史可法为弟子,让他居住在官邸,并且月给薪米,让史可法赡养老母。史可法受老师知遇之恩,愈加发愤苦读,立志报国。
天启五年,左光斗受诬陷下狱,但他坚守大义,至死不屈,这对史可法的一生影响很大。
扬州城破前四天,史可法给家人捎上最后一封遗书:“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太太苦恼须抚,四太爷、大爷、三哥大家照管……书至此,肝肠寸断矣。”
史可法捎回家的这封遗书,全文不足百字,篇幅虽短,却可歌可泣。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题史阁部遗像》一诗中,极为沉痛地评论道:“且喜家书在,银钩字数行。凄凉招命妇,宛转托高堂。墨淡知和血,篇终说断肠。当时濡笔际,光景莫思量。”
这封家书,又称“绝命书”,“墨点无多泪点多”,“血泪斑斑马革心”。即使在四百年后的今天,阅读这封家书,依然能够感受到史公拈笔时的凄凉心境,同情而感伤;但更为其中昭示的英雄气节,钦佩且景仰!这封家书,表述的是“头颅一掷为苍生”的义无返顾,承载的是“宁为玉碎不瓦全”的亮节高风。
在后人编辑的《史可法集》中,除收录了史公所书的奏疏、书牍、杂文、诗词外,读来最令人动情的就是那6封遗书和17封家书。如写给父母的:“每一念及,不禁涕零。惟愿父亲、母亲宽怀,不必以男为念”;写给夫人的:“惟父母事大,全在夫人委曲尽心。家间门户要谨慎,待东宅大小人要谦厚些,待使下人要宽些”;写给八弟可模的:“吾弟完婚后,当以进取为志。”句句读来,即使是外人,也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拳拳之心、谆谆之意。
史可法为官廉洁,虽历任御史、总督、巡抚、兵部尚书等,职高位显,但在家书中却多次提到家中的困境。八弟新婚了,史公给八弟的信中却写道:“买房一事,当即停止。此时贫甚,那得数百金也”;家中缺少用度了,史公给夫人的信中却说:“夫人可将簪珥衣服,或当或卖,暂供日用”;当亲友有事时,史公却要求夫人:“五婶母事该相助,但此时手中空乏,不能雇人,今寄去银十五两备用”;家书中,史公多次提及的一句话就是:“让得人,受得苦,才是享福之人”。封封家书,字字珠玑,令人感伤,更令人感佩。
清代诗人刘藻有诗赞颂史可法:“一木支大厦,成仁几日间。浩然留正气,千古配文山。”
诚如斯言,史公虽逝,但他的人格精神,依然辉耀在历史的天空。(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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