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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司马光这个人物？

司马光

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有一篇课文叫《司马光砸缸》，通过这篇课文，笔者知道中国古代有个叫司马光的人，机智勇敢的形象从此植根脑海。

说到司马光就不得不说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

北宋中期，朝廷深受冗兵、冗员、冗费之苦，辽和西夏长期威胁宋朝的北方和西北，问题重重，积贫积弱。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向宋仁宗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改革，这些改革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触及到了当时恩荫制、官僚主义、军事废弛等核心问题。松仁宗原则同意改革，次年开始施行新政。但是，这种改革等于是统治阶级的自我革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庆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相继被排挤出朝廷，新政彻底失败。

宋神宗赵顼

22年后（1067年），仁宗的孙子、20岁的赵顼（赵顼为仁宗养子英宗的儿子）继位，是为宋神宗。到这个时候，国库不但没有钱，还出现1750万的赤字，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神宗年少气盛，很想有一番作为，改变财政空虚和积贫积弱的状况，为此他广泛征求意见。继位第二年的上半年，神宗召见了长期在地方为官、颇有政绩的王安石，此时王安石在地方为官已20多年，时年47岁。

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青苗法、募役法、市易务、农田水利法等等。王安石的这些改革措施，吸取了范仲淹“庆历新政”迅速失败的教训，尽力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角度开展改革，走先易后难的路子。

这些改革总体上看，明显有利于改变当时濒临危亡的时局。比如：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这个利息比民间借贷的利息低得多。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发生了不少强迫农民贷款的事情，一时搞得民怨沸腾。

王安石

司马光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带头人，司马光认为，变法名义上是为了老百姓，但实际上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但是由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司马光无奈，在变法的第三个年头，自己跑到洛阳写《资治通鉴》去了。此后王安石变法并非一帆风顺，相反是困难重重，但总的来说还在推进，即便1074年，王安石罢相后，变法没有因此而停止。而在此过程中，国家的财政的确增收了，期间还收复了被西夏占领的大片土地。

但司马光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国家总财富基本是不变的，王安石的变法其实就是把民间的财富以变法的名义收归政府，就是与民争利。与民争利是变法引起冲突的根源所在，历朝历代，若不是迫不得已，没有谁会多从民间征税，与民争利是不符合儒家的精神要义的。

王安石何尝不知道司马光的道理。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初衷不是要掠夺普通老百姓，实际上是旨在以政府有形之手直接干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大幅度减轻商人和地主对老百姓剥削的基础上，政府也增加一些收入，充实国库。

比如青苗法、市易法等，把原本该由商人和地主赚的钱，转而由政府来赚，但政府赚的利润率明显低于商人和地主。按照设想，是老百姓和政府双赢，大商人和地主吃亏。王安石也企图增加社会总财富，比如农田水利法，提高农业总收成，也取得一定的成效。

事实上商人和地主赚钱的这个模式，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是老规矩老传统，虽然剥削较为严重，但已被社会普遍接受，形成了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经济规则。而这个规则，每个朝代经过一定时期的运转，必将导致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最后土地高度集中，社会严重失衡，后来的元朝、明朝、清朝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趋势。

但是，王安石的路子走的过快，摊子也铺的太大，操之过急，加上干部队伍适应新工作得有个过程，所以推行起来困难重重，强迫贷款等经常发生，给反对派足够的借口。青苗法是一开始收到批评最多的改革，但这的确是一项直接惠及穷苦百姓的好举措，只要总结经验，加强教育监督，不断改进，这项改革完全可以长期发挥积极作用，惠民惠政。在变法的后期，青苗法事实上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1085年，年仅37岁的宋神宗驾崩。后世不少人批评宋神宗，但在笔者看来，宋神宗是这个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之一，从20岁登基到去世，18年来，一直不忘富国强兵，一直推行变法，期间也有动摇，但都顶住压力坚持下来了，矢志不移，虽然后来迫于压力将王安石罢相，但罢相用其法，并没有废止新法。

神宗去世后，年幼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听政，司马光在洛阳写完了《资治通鉴》，这时正好回到朝廷，将新法全部废除。并将神宗时期无数将士用献血夺回的广大疆土拱手送还西夏，理由是不送还，人家会来武力夺回，避免麻烦，干脆主动送回去。

司马光给王安石的行事作风总结了“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现在听取来觉得这是好品格，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高帽子，古代社会都是奉行西周的天下家国观：敬天、敬宗、保民。意思就是要警惕天变、效法祖宗、听取民间呼声，如果套用“三不足”，就是“三足”：“天变足畏，祖宗足法，人言足恤。”而这“三足”，就是司马光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和王安石斗了十几年，但是都是君子之斗，两人只是政见不同。王安石比司马光早去世半年，王安石死的时候，司马光正得势，他请求朝廷厚葬王安石，指出王安石人不坏，只是一时蒙蔽了眼睛，情有可原。司马光废其法厚葬其人。

司马光是晋朝司马皇室后裔，出生于1019年，比王安石大2岁，自小聪明伶俐，少年中进士，官场也算如意，入阁拜相。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以儒家的标准为准则，据说一辈子只在小时候说过一次谎话。字写得规范有力，文章也写得好，《资治通鉴》就是他主持编写的；生活上和王安石一样，不贪财好色、不享乐放纵，举止端庄，被视为“醇儒”，醇厚的儒者，通俗说就是儒家的僵尸。

王安石去世后，一切又回到了从前，半年后，司马光也去世了。不用王安石的法子，自己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不是不负责任又是什么？北宋的灭亡那只是时间问题了。43年后，内忧外患的北宋王朝以极其耻辱的方式结束了167年的历史，首都城破，徽钦二帝连同后宫、皇室三千多人被金人掳到哈尔滨。

南宋高宗赵构开始，将王安石列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说变法乱政，以至于北宋灭亡，后世也有人这样认为，实在是齐天大冤，罪魁祸首是司马光们，因循守旧不图自强。

司马光去世8年后，绍圣元年（1094年），神宗的儿子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但是，后世又陆陆续续把司马光请进庙堂大殿，司马光得以长期享受人间烟火，毕竟他是“德才”兼备、方方正正的儒家楷模。

司马光这样的“醇儒”后世经常出现，这样的人如是在开国之初、太平盛世，足为道德楷模，而难成其害。但在危机之际，往往是前进的大绊脚石。800年后，洋务运动也失败了，失败的道理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道理没有质的不同，为了洋务运动，仁人志士不可谓不努力，披肝沥胆、呕心沥血，毁于一旦。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清末的倭仁和翁同龢的事迹，他们就是清朝的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他也算有自知之明，确实是个迂腐的老头子。一个小时候知道砸缸救人的机智少年，长大后被僵化的儒家思想搞得不懂变通，墨守成规。

天津有哪些开放的名人故居呢？

梁启超故居：梁启超饮冰室纪念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他一生著述宏富，达一千四百万字，结集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天津故居饮冰室】梁启超故居位于天津河北区民族路44号 ，饮冰室位于河北路46号。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自欧洲回国后，梁启超潜心于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组织共学社、讲学社、受聘南开大学，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京师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馆长。书斋"饮冰室"为浅灰色两层洋楼，建于1924年。首层为其书房，二楼做卧室和会客。梁启超后期著述均于此完成。"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建筑面积949.50平方米。【梁启超饮冰室建筑】整体建筑分为两部分，东半部为梁氏专用，有小书房、客厅、起居室等；西半部是家属住房。后楼为附属建筑，有厨房、锅炉房、贮藏室、佣人住房等。前楼与后楼有走廊、天桥连接。【梁启超家属居住区】梁启超故居里的石榴树。【饮冰室匾额】“饮冰”一词源於《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内心之忧虑。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临危受命，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交煎，梁启超内心之焦灼可想而知，如何解其“内热”？唯有“饮冰”方能得解。所以，他正是借“饮冰”一词，来表达自己内心之忧虑焦灼。【饮冰室书斋】梁启超1915年举家迁居天津后，此房间便做书房，直至1924年西侧新楼落成，在这间书房里，梁启超起草了有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并与蔡锷多次密商反袁大计。书房中的蔡锷画像梁启超用过的书柜西餐桌思无邪，因此子女的名字都带有一个“思”字。天顶【饮冰室文集】《饮冰室合集》是在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梁启超。本书主要内容是分《文集》、《专集》两部分，其中《文集》包括文700余篇，诗话1种，诗词300余首，《专集》包括《戊戌政变记》、《自由书》、《新民说》等104种。【周恩来学生时代抄写的梁启超的诗歌】【梁氏满门俊秀】梁启超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堪称典范，满门俊秀、羡煞旁人。他既尊重子女对生活、专业的选择，又注意引导孩子们对知识的兴趣，因材施教。梁启超九个子女均学有所成，且品德高尚。其科学而独到的教育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欢迎关注知乎‘雲绯’雲绯历史号：故纸堆间雲绯文学号：芳绯文学

北京有哪些依然有老北京味道的胡同？

南锣鼓巷喧嚣，鼓楼大街热闹，东四的胡同有些高冷，前门的胡同又充斥着陌生……所以一直比较喜欢五道营胡同，人们慢慢悠悠的来来往往，让胡同不至于冷清，也不会呼噪，温柔有致。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条暗自出名的胡同，五道营并非来北京旅游人的才会去的地方，对于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五道营胡同也是一个极好的去处！

在胡同里逛小店、喝酒、喝咖啡、学手工、吃饭，甚至漫无目的的散散步，都会让人打心底里觉得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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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

虽然做起来简简单单，但散步其实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很多浪漫的事情，都是在散步的时候发生的，比如第一次和恋人牵手，比如突如其来的表白……

在五道营胡同散步，比在其他地方散步要有趣，傍晚时分，华灯初上，胡同里的人渐渐变多，走在路上，能看到小店里的人在聊天交谈↓

大概不是很忙吧，店里的服务生们在窗口里呆着说话↓

年轻的小姑娘们在店里做手作↓

一家手工店里，老师认真的描绘着手里的陶瓷，桌上的猫咪有些百无聊奈，伸完懒腰后，开始睡觉↓

酒馆门前，是类似榻榻米的设计，几桌客人坐在座位上喝酒，不知道聊到什么，他们看起来很严肃↓

说实在的，即使就这样在胡同里走走，也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有时哪怕一个简单的店名，都能撩拨人心↓

逛一圈下来，最么么哒，还是这只小奶猫，因为生病了，所以服务员带着它遛弯，我扫了一辆单车，它突然出现在车轮下，歪歪倒倒的走，差点给我萌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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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小店

胡同两旁是各种风格的餐厅、酒吧、咖啡馆、茶馆……↓

看到喜欢的，就进去逛一逛。

一拙

用好物，喝好茶

从安定门地铁站下来，进入五道营胡同入口处，这是第一家引人入目的小店——一家名叫一拙的茶馆。

茶馆里摆放着精致的器皿，所以这家店的slogan是“用好物，喝好茶”↓

不仅茶具精致，这里布置也是相当温馨特别，老板是个很随和的人，我进去参观拍照，她表示欢迎，我离开的时候，她说，“有空过来坐坐”……

地址：五道营胡同西口84号

御菓子

抹茶专业户

抹茶是一种非常非常美的食物，这家店有落地窗，从外面看去，几桌年轻的客人一边吃蛋糕、一边聊天，让人忍不住也想进去坐坐。

抹茶千层、黑蜜茶蕨、抹茶熔岩蛋糕、宇治抹茶提拉米苏、宇治抹茶金砖……这里的一切都与抹茶有关，且看起来相当美味↓

因为此前吃得太多，所以在这里买了一个抹茶冰淇淋↓

吃着往外走，仿佛回到18岁。

地址：五道营甲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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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

蘭

Lan-Ting创意泰食

泰国菜，从外头往里看，灯光有些暗，气氛相当暧昧↓

也许除了冬阴功汤、、芒果糯米饭、青木瓜沙律、素咖喱、森林红咖喱牛肉……这里应该还有些别的什么东西在吸引人吧。

地址：五道营胡同78号

藏红花

北京有名的西餐厅之一

从西口进入，走不了多久，就能看到藏红花餐厅，门前有些绿植，餐厅名字看起来很不显眼，但这道门，气质特别，莫名引人注目↓

很早就听过这个餐厅，每次听都以为是中餐或者印度菜之类的，但实际上藏红花是西餐厅，食物精致诱人，讨人喜欢↓

地址：五道营胡同64号院

吃素的西餐

The VEGGIE TABLE

素食中餐比较常见，但你见过素食西餐吗？

哈哈，在五道营胡同，看到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如果你对素食西餐好奇，有时间可以去尝一尝哦。

地址：五道营胡同19号

民国大学如何招生？

民初教育主管部门对如何招生及采取何种方式招生等并无明确规定，大学院校则常面临连合格的中学生都不易得的窘境，科学而严密的考核并不合时，本、预科招生更重学历文凭而非选拔考试。民国元年颁布的《大学令》和《大学规程》等要求各院校本科生入学资格“须在预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预科生“须有中学毕业证书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只有当中学毕业生超过定额时，才“应行竞争试验”。

随着教育发展和合格生源的增加，“竞争性试验”逐步成为各院校的主要招生方式。1917年教育部新规明确要求大学预科招生时，除“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中学毕业同等学历试验，得有及格证书”外，还必须在入学时“受选拔试验”，这可看成民国大学招生考试的制度起点。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在要求各大学取消预科的同时，规定“国立大学录取学生，以其入学试验之成绩定之”。对于私立院校和教会院校，教育部要求学校应规定学生“入学资格、修业年限”等条件并需报教育总长认可。1933年教育部进一步将“学生入学资格合格，在校成绩良好”作为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注册立案的条件，敦促他们重视学生考试。1940年，教育部禁止私立大学及教会大学继续招收同等学力学生，同时“得派员监视”其新生入学试验。事实上，在此之前，私立大学已较普遍地采取考试方式来招收学生。因此“现实的招生”“大体都用考试”，“民国青年们如果想要在教育的金字塔中不断前进，所依靠的只有‘一年一度的考试’”。

当然，考试之外，民国院校也确实有其他学生选拔方法，比较重要和涉及范围较广的主要是“认可中学”制度和保送制度。是否招收同等学历考生也是民国大学招生中不断争论的问题，但同等学历讨论的是投考者出身或资格问题，并不涉及考试形式替换的问题，因此本文暂不对此作讨论。所谓“认可中学”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大学开始推行的一项招生制度。当时美国大学同样面临合格中学生紧缺、生源紧张的问题，为此有些大学开始对本地中学进行考察，符合条件的便与之建立“认可关系”。从“认可中学”获得毕业证书的学生，可以不经过考试直接进入大学。1870年密歇根大学在所有州立大学中率先实施了一套程序，该校教授们根据此程序有系统地考察全州中学，任何一所通过考核的中学，都能获得大学颁发的证书，其毕业生则可保送进入密歇根大学。随着密歇根大学的尝试成功，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做法已经在全美高校得到推广。中国的教会大学多为美国人创办，这一制度也随之被引入，成为教会大学在考试之外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任职教育部高教司科长的黄龙先认为，“美国大学入学方式有三，一为各大学个别举行入学考试，二为大学合组入学考试委员会，共同考试，三为认可之中学保送入学”；而“我国大学所采入学考试办法，就是美国的第一种方式，由各校个别举行入学考试”；“第三种方式教会大学多数是采用的”。认可中学”制度赋予少数中学以特权，使其毕业生能够绕开考试升入大学，必然会对生源构成产生影响。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以及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皆有自己的“认可中学”。圣约翰大学曾将上海的圣约翰青年会中学和民立中学以及扬州美汉中学、安庆圣保罗中学、宁波斐迪中学和泉州培元中学等定为“认可中学”。沪江大学曾允许苏州晏成、杭州惠兰、宁波浸会、上海清心（美国北长老会）以及监理会等17所男校和4所女校毕业生，只要有中学推荐书和毕业文凭，可不必考试而入学，其他中学毕业生必须考试合格才可录取。其他部分公、私立大学也有类似“认可中学”制度。如南开大学有“承认中学”的规定；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曾允许本校附中毕业生直升入学；同济大学规定本校附属高中、德文补习科毕业生可直升大学，其他高中毕业生需要考试及格后才能录取。

教会大学的“认可中学”通常都是同一系统的教会学校，国立或私立大学的“认可中学”通常是自己的附属学校。

统一招生时期，教育部还推行过“保送制度”。1938年教育部在推行国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时规定，“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保送会考成绩优秀学生，以高中会考及格学生前列15%为限，国立各中学保送毕业生，以毕业成绩列甲等(总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者为限”。由于保送制度容易滋生流弊而颇受诟病，1939年国立各中学保送毕业生的制度被取消，高中会考优秀学生保送名额也被压缩至10%。会考说到底仍是考试，优秀者还要再参加大学组织的复试审核。因此，考虑到“认可中学”和“保送制度”推行的时间、范围和形式等，考试仍旧是民国学子进入大学的最主要途径。

就考试程度、考试科目和考试语言等而论，民国大学招生考试经历了从早期杂乱无章、各自为政且多以英文考试为主到考试科目相对固定、以审定教科书为范围和以中文出题作答的转变。以英文考试为例，1911年北洋大学招生，学生英语要达到能解读普通英文，娴熟普通英语并能直接听讲、自做笔记的程度。法律专业考生，除英语，西史、理财学等均用英文考试外，普通科学考试还需要用英语口答。工业专科考生，算学、物理、化学和其他学科都用英文考试。1919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指出，当时中学与大学教育不能很好衔接，一半是因为“中学校之程度参差”，一半是因为“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校之招考办法不一”。为此，教育部一方面要求各中学“认真授课，俾使毕业时适合相当程度”，一方面要求各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预科招生“命题概须依照中学毕业程度，勿使太过不及，至于衔接有所妨碍”。此后，应教育部要求，各院校在招生前会公布本校招生专业、招生名额、考试科目和大致要求等，有一些学校还提供指定教材，汇总成招生简章，以便于学生应考。如1920年北京大学招生简章对招生的知识要求：

国文，大学预科的为解释文义、作文及句读，大学本科的是略通中国学术及文章的流变。外语，大学预科的是文法和翻译；本科为曾读过数种文学，能列举及批评其内容，能以中外文互译，能作文无文法上的谬误。数学，大学预科为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大学本科的为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

随着信息公开和各级教育发展，高校间的招考科目趋于相近。以1931年清华大学招考科目为例，主要考7门，包括政府要求必考的党义1门，学校必考的国文、英文、中国历史地理和数学（代数、几何、平面三角）4门以及选考的2门（代数、解析几何、物理、化学、生物学和世界历史地理）。有人指出，大学招考的大致规律和应考的基本原则是：“各学校入学的考试，通常是注意国文、数学和外国文，其次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文虽不是一时的准备所能有进步的，但是现在国文的入校试验，不独注意写作，还注意于文学史和文学方面的常识、、数学的公式、外国语的文法和习语、物理学的定理、化学的方程式、博物的现象和特征、史地的因果、关系和文化关系，各科有各科的注意点。”

但若深入院系或专业层面，考试科目也有所不同。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学校之间，不同的学院间，招生考试科目都不尽相同，因此，同时报考三校的难度很大。中央大学各院系的考试科目基本相同，包括党义、国文、英文、数学、理化、生物和中外史地7门，投考理工两院还须加考大代数和解析几何。武汉大学文法两院只考国文、英文、数学、中外历史及中外地理5门，投考理工两院者，不考史地，考物理、化学或生物等科目。浙江大学的文学院不考理化，理工两院不考外国史地等。

更为重要的是，各校招生还存在着考试内容、指定教材和考试难度等的重要差异，不仅对考生的文化和知识形成了差别要求，更形成了不同大学对考生家庭条件的差别要求。

首先依然是对考生外文能力的要求。著名的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对此偏好明显。1919年教育部已要求各大学招考除外语考试外，其余科目必须用中文出题并作答。但上海交通大学在1931—1933年间，除国文和党义外，其他专业课考试全部用英文试卷。1934年，该校工程学院与管理学院出现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考试，考试题目中英文并用，其他各专业科考试仍为英文。1935年后，该校国文、党义以及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全部用中文卷，其他科目开始中英文并用并可以使用中英文作答。上海圣约翰大学可能是招生最为强调英语能力的大学。。该校招生考试一般包含7门科目，其中英文要考2门，分别是英文文学和英文文法，这在目前笔者所见的几十所院校招生考试科目中绝无仅有。英文文学和英文文法分别指定了11本和8本英文原版参考书。考卷除国文外，其余各科都是英文。因此有考生提醒后来者，如果中学课本是中文的，要考圣约翰就必须知道相关概念和名词的英文。无怪乎该校学生总结的投考经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本校中英文均甚注重，英文佳者，尤有希望”。世界史，用World History， Written for Schools in China by Hutton Webster或李季谷：《高中外国史上下册》，世界书局；陈登原：《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 by R.D.Wolcott或王谟：《高中世界地理》；张其昀：《本国地理》，商务印书馆。高等代数：College Algebra by H.B.Fine或高士奇等：《汉译范氏大代数》，北平科学社。解析几何：The Elements of Analytic Geometry by P.F.Smith and A.S.Gale或龚文凯：《斯改二氏解析几何原理》，商务印书馆。平面三角：Plane Trigonometry by W.A. Granville或高佩玉：《汉译葛氏平面三角学》，北京科学社。物理：First Course in Physics by Millikan and Gale or Practical Physics by Black and Davis或周昌寿：《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物理学》（上、下册），商务印书馆。化学：Intermediate Chemistry by Smith and Kendall or Practical Chemistry by Black and Conant或郑贞文：《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上、下册），商务印书馆。以上教材作者，李季谷和陈登原分别是北大和金陵大学教授；王谟是清华1911年留美生，著名地质矿业学家，其时为北平师范大学地学系教授；著名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其昀当时还较年轻，但作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的毕业生和竺可桢的学生，此时也在商务印书馆负责地理教材的编纂；周昌寿和郑贞文等是商务的骨干，长期负责理化教材编纂。应该说，中文教材的质量已经有保证，但显然英文教材更受推崇。当然，应该承认交大指定的英文教材的质量也确实很高。比如物理教材的作者之一Millikan，不仅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创校校长，是美国科学史和高教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这部物理教科书，被美国学校使用30余年。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就清楚地记得，1960年代，其父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教授依然选用此书作为子女的物理教材。另外，化学教材作者Conant不仅是美国著名的化学家，而且是哈佛大学少数几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校长之一。高标准的海外教材的使用，虽然能保证大学选拔到高标准的生源，但也给学习、掌握这些教材和知识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以至间接地对家庭条件不足的学生形成排挤效应。

再次，一旦不是统一出卷，必然会出现各校考试难度有差异的情况。对文史学人而言，国文试题的难易程度或许最容易体会。以1924年8所大学招生时的国文试题（见表1）为例，国立东南大学国文试题不仅题量最大，达到了四大题，涉及语法、常识、文言文和作文多方面，题目的难度也最大。三个作文题分别出自《荀子》《文心雕龙》和《论语》。这或与东南大学当时是学衡派的大本营，大力提倡“昌明国粹、融汇新知”有关。其次，南开大学的国文卷有三大题，作文、文言文和常识都有涉及，也是较有难度的。北大本科、唐山大学（全称应为交通部唐山大学，也曾称为唐山交通大学）、复旦商学院本科以及大同大学的国文考试仅有作文一题，题量和难度都较小。比较而言，唐山大学的作文题出自《论语》，尚可称典雅和有难度，而复旦的作文题目给人的印象则不免过于简单、随意。

1937年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联考之前，学生发现各校试题难易不一，其中比较难的考试，知识要求“溢出高中课程之范围”。1938年首次国立院校统一招生，虽然教育部专门出台了《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命题及评分标准的规定》，要求命题以高中课程标准为限，命题内容以教育部审定的通用教材为依据。各科试题数目，应以一般考生能于规定时间内完卷为准。各科命题，不宜空泛或偏重记忆，较难者与较易者约各占25%，难易适中者约占50%。但由于考题由各招生区自行负责，而这些规定又缺少操作性，标准掌握常随命题者的理解而定，因此各招生区的试卷难易不一，考试成绩缺乏可比性，给教育部按考试成绩确定录取标准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考生的切身体验为理解各校招生考试的难易提供了生动的佐证。1946年贵阳清华中学校刊刊登了多位同学在上海等地投考大学的体会。一位参加了上海交大、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和暨南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说：“清华与交大都可说是绝望，没有一科满意的”，“厦大我有十分的把握。数学考一百分，理化也不错”，“暨南的数学又是全对，理化都是一堆小学生的试题。就连他们最难的‘算题’也是‘十八开的金子含纯金百分之几？’这些题目是不是应该得个八九十分？”“暨南英文作文题目是‘A Happiest Day in My Life’，这是我在贵阳猜过的，并且做了一篇背熟”。另一位考生说：“交大是上周考的，题目大概是所有大学中最难的，投考的清华校友们，无一人有绝对把握，我们考管理的，以国英算三科最难，譬如我的英文，有一题英翻中（二十五分）一句都看不懂，结果一个中文都翻不出来。”甚至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承认上海交通大学招生考试比清华难，“如沪上交通大学，因为难考，每年虽设有几名备取，据云历来备取生皆很少有传补到的希望，良以取之不易，皆不舍得轻易弃去也。即本校理工学院的同学，当亦颇多人有此经验，自己是考上清华而交大落第者，若是也取了交大时，必将进交大而不进清华（甚有在清华读了一年犹自愿再考交大一年级者，论清华设备之周与费用之轻，交大固皆不如也）”。总而言之，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招考难度最大，其次是教会学校，私立大学要简单不少。考试之难，又往往是建立在考试内容超越一般中学教材之上，包括英文、科学等学科皆如此。这种特定门槛的存在，实际上造成了大都市和少数名牌中学的学生更容易赢得考试竞争。比如上海交大长期和南洋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和浦东中学等沪上著名中学保持密切关系，其招生往往是按照这些学校的教学要求来设计考题。这些学校的学生要学习“Duff的物理学，学微积分以及Smith的高等化学”等美国大学一、二年级课程，还要学习高等代数、球面几何、化学和物理试验等课程，学习的难度和深度远超一般中学。1920年代，上海中学的理化教学要求超过部颁标准43.75%，数学超过56.25%，国文教学要超过76.92%，外语教学要超过100%以上。笔者曾对民国上海8所大学学生的毕业中学进行分析，发现8所大学学生中的大部分都毕业于上海本地中学，外地学生比例很低。1939年上海交大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国立院校统一招生，这本可提升外地学生进入交大的机会。但交大发现这批新生部分跟不上本校教学要求，需开设暑假学校补习。次年教育部批准上海各校可自行招生，交大随即退出统一招考。针对清华学生群体的研究也发现，上海考区的学生在数学、理化等科目上远超其他各区，国文程度仅次于北平，排第二；考虑到上海考取学生未必都毕业于上海本地的中学，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发现，清华考生中，来自上海各公私立中学的考生“成绩更为优越”，录取率居第一。因此，民国招生考试中不同学校的知识门槛有差异，差异的背后还可能隐藏着对地域和家庭经济文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