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夏恩 新京报书评周刊 今天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夏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夏恩
英国民众正在阅读德军轰炸华沙的新闻。
开战：因与果
子弹从正面射进头颅时，弗兰茨·霍尼克还活着，但早已失去知觉。他的脸已经被枪托揍得血肉模糊，因此枪口淌出的鲜血并没有给这野蛮的一幕更添几分残酷。他的身体被套进一件波兰军服里，像沙袋一样重重地掼在那个早已安排好的位置上——距德波边境四英里的德国小城格莱维策无线电广播站大门口的台阶上。
01 导火索：引爆战争的小人物
恐怕在最荒诞的梦里，霍尼克也不会想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会成为自己的丧命之地。他只是个普通农夫，住在距离格莱维策百里之遥的波罗米亚镇，像当地许多村民一样信奉天主教，未婚。在他43年的平凡一生中，惟一引人注意的亮点就是曾参加过1919年至1921年间的西里西亚起义。
这是德国统治下的上西里西亚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为寻求与波兰合并而发起的武装抗争。这场起义的最终结果以国际联盟将上西里西亚29%的土地和46%的居民划归波兰的一纸决议而告终。尽管这场领土纷争肯定播下了德国与波兰不合的种子，但自此之后十余年，仇恨至少未在这片土地的两国民众中生根发芽，双方相安无事。参加过起义又认同波兰身份的霍尼克却居住在边境德国一方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年参加这场起义的人数以万计，霍尼克并不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但或许正是因为他太普通，又是一名没有家庭牵挂的未婚单身汉，所以才被选中成为这场密谋中的一个角色。
事发前一天，他突然被一群人绑架，之后，被关进一间木屋里。直到当天下午，一名看上去像是医生的家伙，强行给他注射了一剂麻醉针，让他彻底失去了知觉。之后，他被塞进一辆汽车里，运到了那个精心策划的丧命地点。
对绑架他的这群人来说，霍尼克不仅普通，甚至根本不算是人。他被称为“罐头货”。就在他躺在台阶上奄奄一息之时，一只手扒开了他的眼睛。如果他在死前恢复神志的话，一定会牢牢记住眼前这张面孔：一张年轻的、轮廓清晰的脸，看上去仿佛受过高等教育一般，透出几分书卷气，一头偏分整理得一丝不乱。但他褐色眼睛中得意的狞笑却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
他叫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他确实曾经受过高等教育，是基尔大学工程系的学生。但他却选择在1934年加入纳粹党卫队保安处，成为一名特务，从此走上了纳粹政治打手的道路。他不久前刚刚晋升为中尉，是党卫队头目海德里希面前的红人。也是这场密谋的执行者。20天前，他从海德里希那里收到指示，要策划一起行动，让外界相信波兰人故意对德国进行挑衅。具体方案是让党卫队保安处的人员身穿波兰军服对德国一些边境设施发动佯攻。格莱维策的无线电广播站正是这次行动策划的佯攻地点之一。根据指示，“为了对付外界新闻界和德国进行宣传的需要，必须要出示波兰人进攻的真凭实据”。
霍尼克正是这件“真凭实据”。按照计划，他被麻醉后套上波兰军服带到现场后杀死，充当波兰人进攻电台时被德国国防军击毙的伤亡人员。
弗兰茨·霍尼克仅存的一张照片。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场密谋都像是一场闹剧。而作为这场闹剧执行导演的瑙约克斯也并不称职。尽管他被海德里希青眼相加，但在实际行动中却破绽百出。他的第一场秘密刺杀任务就以失败告终，把原计划活捉的人质不慎击毙。他通过伪造文件陷害苏联将领图哈切夫斯基暗中通德的计划也以失败告终。尽管那些伪造文件都卖给了苏联内务委员会的特务人员，但斯大林早已打算清洗图哈切夫斯基，所以那些伪造文件根本没派上用场。苏联人同意这场交易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德国人能不起疑心地收下做了特殊标记的三百万卢布伪钞，这样，只要党卫军驻苏联的特务一使用这些伪钞，就能顺藤摸瓜遭到逮捕。瑙约克斯的无能在英美情报部门也大名鼎鼎，在对纳粹德国的谍报系统综合分析报告中，瑙约克斯的名字特意被作为反面例证提起，用以证明纳粹党卫军保安处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绣花枕头。
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格莱维策事件的执行导演。
因此，瑙约克斯这个蹩脚特务的精心安排，反而让这场闹剧充满了某种令人怪笑的黑色幽默。为了让这场佯攻“逼真”，格莱维策电台的工作人员毫不知情，他们真的把闯进来的身穿波兰军装的党卫军特务当成了波兰人。瑙约克斯的手下花了很大一番气力才制服了三名电台工程师。接下来，他们又犯了第二个错误，同样是基于逼真考虑，所以事先并未对电台进行踩点。手忙脚乱之间，这帮人居然搞不清楚究竟按哪个键才能播音。慌慌张张找了好一会儿之后，他们才发现一个紧急状况下进行大风暴预报的麦克风。
“注意，这里是格莱维策，广播电台已落入波兰人手中！”（Uwage！Tu Gliwice.Rozglosnia znajduje sie w rekach Polskich）
瑙约克斯的一名手下对着麦克风用波兰语大声吼道。但他刚刚吼出这九个单词，第三个乌龙事件就发生了。一名勇敢的电台工程师在爱国热忱的激励下，为了反抗入侵的波兰人，居然中断了传输设备，导致这份处心积虑准备的波兰挑衅德国的声明就未传出这间广播室。
尽管只发出了九个单词，但这场闹剧也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瑙约克斯和他的手下朝天放了几发空包弹后匆匆撤离，当他们离开大门时，刚好跨过台阶上霍尼克正在渐渐死亡的躯体。他抬眼看了看手表，准确的时间是1939年8月31日晚间7点27分。
九个小时后，9月1日凌晨4点45分，停泊在但泽港的德国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离开但泽港锚地，向维斯特布拉德半岛的波兰要塞射出了第一发炮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02 原因：大人物的战争序曲
霍尼克是二战的第一名受害者，瑙约克斯是二战的点火人，而格莱维策电台事件则是二战爆发的导火索。这一点业已是二战史研究者们的共识。但如果仔细分析前因后果，就会发现这一点并不能经得起推敲。发出二战第一发炮弹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早在8月23日就抵达但泽港，但它原计划发动攻击的时间是三天后的8月26日。只是一直拖到9月1日凌晨才收到攻占但泽的暗语密电。而此时，无论是波兰人还是德国人都还不知道发生在格莱维策电台的事件——这完全是两桩独立事件。直到次日早晨7点，电台事件才和攻击但泽的消息一起被加班赶印出的报刊公之于世。但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却发现德国大众对这一消息相当冷漠：“在阿德隆饭店街对面的伊·格·法本化学公司的新建筑工地上，早班工人已来上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当报童叫卖着号外走过工地时，竟没有一个人放下工具去买一份”。对这些普通人来说，这究竟是一场局部冲突还是战争开端仍然难以判断。
谜底最终揭晓，要等到上午10点。身穿几天前特意为开战订制的崭新旷野灰军服的希特勒志得意满地走上主席台，发表演讲，这才明确提到格莱维策电台事件和其他几起同时发生的边境冲突，是“波兰正规军向我国领土发起的第一次攻击”，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将以炸弹回敬炸弹”。他身上那件崭新的旷野灰军服也被赋予了誓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坚决意志：“从现在起，我只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我又穿上了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前我决不脱下这身衣服，要不然就以身殉国”。
但这一次，他色厉词严的尖锐嗓音却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激起民众的热情，而就在一年前，当他吞并奥地利时，民众的欢呼让整个柏林成为了一锅煮沸的浓汤。但仅仅是五个月后，当他再次出兵入侵捷克凯旋时，却只有不到200名柏林百姓专程过来帝国广场观看阅兵仪式。如今，在他驱车前往国会发表对波宣战演讲的路上，大街上空无一人。
然而，这一切对这位国家元首已经无关紧要。1939年的希特勒已经不再是6年前刚刚上台时的那位演讲家，靠煽动民众获得支持来攫取权力，他如今已经大权在握，不管民众赞同与否，他都要摁下战争的按钮。将世界拖入大战之中。
侵吞波兰是他筹谋已久的计划，早在一战结束后不久，这名一战老兵就已经在心中盘算对波兰的报复。对他来说，波兰不过是个早已死亡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名词，却借德国战败之际，在获胜的协约国的操控下借尸还魂。这个复活的国家存在本身就是对德国的羞辱，它不仅强迫德国归还1795年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前的领土。德国的城市但泽还被国联批准为自由市，成为波兰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港口。《凡尔赛条约》更让波兰获得了打通西普鲁士领土的波兰走廊，以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重要部分。在希特勒眼中，这些被强行楔进横穿德国的波兰领土毫无疑问是德国脸上的一道疤。
不过，纵使如此，希特勒在登台伊始，也不敢对波兰轻易染指。领导波兰的毕苏斯基元帅既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威权强人，也是一名睿智卓越的军事将才。他执政时期以政府支出的一半作为军费，将波兰这个复活的新生国家打造成了一个足以对抗德国威胁的地域性强国。在此情势下，1934年1月，他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这可以说是他去世前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1935年，毕苏斯基去世时，希特勒特意向邻国这位最有力的对手表达悼念之情。
这种哀悼并非惺惺作态，而是棋逢对手的英雄相惜。但毕苏斯基的离世也就此解开了捆绑希特勒对波兰欲念的最强一道绳索——新生的波兰在很大程度是被毕苏斯基强大的人格魅力抟塑成一体的。是他周旋于国内左右对立的党派之间，以纪律、清廉和忠于国家的口号将波兰内部不同派别、不同信仰和不同族裔的民众凝聚起来。但这种能够将全国团结一起的凝聚力却随着他的去世消逝。他的继任者中没有一个具有像他那样的人格魅力，但却野心勃勃，热衷于明争暗斗，排除异己。
独立波兰的领导者，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毕苏斯基，他为这个重获独立的年轻国家打造出一支让两位强邻都不敢小觑的军事力量。在同一时期的中国，他也受到许多知识分子和军人政客的崇拜。
政坛分裂让波兰国内能够阻止希特勒野心的力量陡然下降，这更让希特勒的贪婪欲火愈焚愈炽。从1937年开始，他就向周围人半公开地吐露自己对波兰的厌恶。1938年10月，德军开进捷克苏台德地区时，希特勒就告诉他的副官，“在特定时刻，等他们放松警惕，我会向波兰人开炮”。1939年3月28日，希特勒占领布拉格不到14天，他就撕毁了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协议》。针对波兰开战的“白色方案”在4月3日就已经下令实施，并且要求在9月1日前准备就绪——二战的序曲早已奏响，大人物手中的权杖才是这场交响乐的指挥棒，而小人物不过是序曲中的一个音符。只是1939年8月31日格莱维策电台事件这个音符更加刺耳而已。
03 绥靖：和平主义的软与硬
是否有人可以夺下希特勒手中的指挥棒，让战争序曲戛然终止呢？尽管二战爆发已是既成事实，但事后之明未必不能窥破真相。1939年历史最吊诡的一面就在于它本来极有可能成为有惊无险的一年。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对“绥靖”这个词的理解。
对经历过二战的当代世界来说，“绥靖”可以说是将世界拖入战争的一服毒药，它意味着养痈为患，总体表现就是打着和平的幌子毫无底线地对希特勒入侵他国的行为一再的容忍退让。
毕竟，算起来，波兰其实是希特勒入侵的第三个国家。而他的挑衅行为，从1935年初便开始了。在这一年1月，他先试探性以全民公决的形式将萨尔地区划入德国版图。3月7日，他便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中关于非军事区的规定。次年3月7日清晨，他将军队开进了和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区莱茵河东岸。这是一次冒险行为，就连希特勒本人都承认“如果法国进军莱茵区，我们就不得不乖乖撤退”。但当他的军队小心翼翼地跨过桥梁，踢着正步出现在科隆街头时，得到的只有当地民众狂热投掷的鲜花。
从这一点来说，希特勒倒是一个言出必行之人，他的所作所为正是在践行他在《我的奋斗》这本谎言与夸诞齐飞的半虚构自传中的承诺：
“我的目标第一步是废除《凡尔赛和约》……我已经数千次地写过，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多次地宣布和记录下自己想要的”。
英法两国对这一明显挑衅行为的置若罔闻点燃了希特勒进一步侵略的野心。对他来说，武装莱茵非军事区的冒险就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他成功地熬过了一生中“精神最受折磨的48个小时”，之后便脱胎换骨，战胜了内心中对英法两国的恐惧。到1937年11月，他做好了吞并奥地利的准备。这同样是践行他在《我的奋斗》中袒露的目标“德意志的奥地利必须重回德国伟大母亲的怀抱。同一血缘需要同一个帝国”。
1938年2月12日，奥地利总理舒施尼格前往德国与希特勒进行会晤。这场所谓的会晤，就是舒施尼格站在希特勒可以“眺望美丽风景的二楼书房”里，一面言不由衷地称赞主人浮夸的品味和景色的优美，一面提耳聆听希特勒咆哮吼出的谩骂恫吓：“奥地利的整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背叛的历史！我只要下达一个命令，在一个晚上你们所有可笑的防御工事就会被撕成碎片。你是不是认真地以为你能阻止我或者拖延我半个小时？谁知道呢？也许一天早晨你在维也纳醒来发现我们就在那里，就像一阵春天的风暴。”而这位主权国家的领导人惟一的反抗就是在明知希特勒对烟味敏感的情况下，点上烟斗大抽特抽。
一个月后，3月12日清晨，德国军队气势汹汹地突破奥地利不设防的边界，受到了当地民众“站在六英寸厚的雪地里”夹道欢迎。希特勒的回报是在两天后抵达维也纳，在一群狂热崇拜者的欢呼声中入住帝国饭店，并把自己的侵略行为打造成了一个有志竟成的励志故事——当年，他在维也纳流浪时曾为了一顿饱饭而在这家饭店门外清扫积雪：“我们这些可怜鬼把雪铲到一边，每次贵族经过时我们都脱下帽子，他们甚至都不看我们一眼，尽管我们能闻到飘进我们鼻子的香水味……大雪整夜下个不停，但这个饭店连一杯热咖啡也不送给我们。”如今，维也纳的每名犹太人如果见到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徒不脱帽致礼，就会遭受一顿毒打。
这次，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行为震惊了西方世界，他们也觉察出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就在希特勒维也纳故地之旅的一周后，英国参谋部就向内阁提交了《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企图》。这份报告颇具预见性地指出，如果希特勒启动他入侵捷克的计划引发战争，那么这将是推翻希特勒统治的最好时机。甚至英法两国都不必直接动手，只需做出开战的姿态，暗中策动德国内部军事政变里应外合就可以了。
避免二战的成本竟然如此之小，听起来几乎不可思议。但这恰恰是理解所谓绥靖主义真正本质的关键所在。绥靖主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并非简单地因为怯懦软弱，而是基于一个基本事实，即欧洲普遍的厌战情绪。这种厌战情绪不仅广泛存在于英法等国，同样存在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尽管希特勒将德国整体上军事化了，但绝大多数德国人心中仍然不想要战争。即使是在入侵波兰前夕，德国民众仍然对打仗提不起兴趣。上法兰克尼亚地区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公众的看法：
“关于如何解决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公众的答案没有变化：纳入帝国境内吗？对。用战争手段吗？不。”
希特勒的前两次行动，无论是武装莱茵非军事区，还是吞并奥地利，都只是摆出开战样子的武力吓诈，跟真正的战争差之千里，而最终的结果也全是兵不血刃就毕收全功。
这种纸老虎式不费一兵一卒的吓诈策略让德国上下都相当满意，也让英法两国有种虚惊之后捏一把冷汗的放松感。它给世人带来一种错觉，即德国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诈唬-和平-再诈唬-再和平”的轮回中往复，并没有突破和平的底线。可以说，这是双方都心照不宣达成的一种默契。
但德国吞并奥地利的行为，让英国意识到，之前的吓诈行为很可能不是故作样子的纸老虎，而是未来真正军事行动的热身。在“和平-诈唬”之间摆动的摆锤不定何时就会超出“诈唬”摆到“战争”的一方，并且不再摆回来。
意识到这点之后，英国开始接触德国内部的反战力量，而德国军队本身就是反战势力的大本营。许多经历过一战的军事将领都相信，战争会给德国带来灾难。德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就通过人暗中向英国表示，只要给他“确凿的证据，证明英国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击后与我们开战”，那么他就会“结束这个帝国”。
奇怪的是，这场本有可能一举推翻希特勒的预备战争，最终却以一纸协定告终。1938年9月30日凌晨签署的《慕尼黑协定》在今天被视为绥靖主义的巅峰。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聚焦在英、法两国在没有捷克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就在协定上将苏台德区交给了德国的后果，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细节，即希特勒在签字时是如此愤怒，就像一位在场的英国外交人员所发现的那样，他胡乱签上了他的名字，“仿佛他在被要求签字放弃他的生存权利”。
慕尼黑会议四巨头：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德国元首希特勒、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
这太古怪了，如果这份协议真的是英法两国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像蛋糕一样双手捧到希特勒嘴边喂给他吃，那希特勒应该甘之如饴才对。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份协定在当时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出卖了捷克，更不是英法两国因为畏惧战争而怯懦退让，恰恰相反，这是一份历经艰辛争取来的协定。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基本事实是，当英国首相张伯伦在9月15日抵达德国会见希特勒时，后者早已拟定好了战争计划，战备总动员已经开始，符合参军年龄的男子被禁止离开德国，随时准备参军入伍，铁路商业货运已经基本停止，让位给军事运输，野战部队正向苏捷边境移动。按照希特勒的计划，9月30日，20万进攻部队将向捷克发起攻击。这几乎就是一年后进攻波兰的预演。
“如果元首已经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让我到这里来！”
这句怒吼出自一名69岁，身患癌症的老年政治家之口。正是张伯伦的这句怒吼，迫使希特勒不得不平静下来，仔细思考开启战争可能招致的后果。当他和张伯伦一起站在阳台上眺望风景时，这个一向咄咄逼人的家伙突然变得柔和起来，他为大雾天气向张伯伦表示抱歉，因为这场大雾遮蔽了他期望首相欣赏的莱茵河的美景。
张伯伦。
之后，一连串的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英国已经动员了它的舰队并且发出警告更大规模的舰队正枕戈待旦，法国的预备部队也被派往德法边界。一份正式警告也送到希特勒手中：如果希特勒敢对捷克动武，那么英法两国将为捷克而战。9月27日的阅兵仪式也给了希特勒极大刺激，当他最得意的作品摩托化师隆隆驶过柏林大道时，几乎没有人观看这场表演，即使是那些观看者脸上也看不到一丝振奋的热情。
外部的警告威胁和国内民众对战争的冷漠，最终迫使希特勒放弃了战争计划。《慕尼黑协定》虽然出卖了捷克，但它同样也压制了希特勒的战争野心。当张伯伦回到英国，告诉唐宁街10号外的激动亢奋的群众，他为他们带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时，他并非夸夸其谈。《慕尼黑协定》确实证明了和平具有真实的力量，将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消弭于无形。并且，在英法两国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和平符合民众的意愿。
然而，就像我们所知的那样，这种和平仅仅维持了不到6个月，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这是一个悲惨时刻，美国大使馆年轻的工作人员乔治·凯南看到一群“愤怒而好奇的捷克人”默默地看着德国装甲车在暴风雪中驶进布拉格，摩托化部队轰鸣着碾过古老的鹅卵石街道，“许多妇女用手帕擦拭眼泪”。
04 终局：走向大战
捷克成为了纳粹德国的又一个腹中物。《慕尼黑协定》彰显的和平战无不胜的力量，在一夜之间就化为泡影。希特勒对捷克的占领彻底终结了横行欧洲的绥靖主义。
当希特勒在两周后撕毁《德波互不侵犯协议》后，英国旋即向波兰作出保证：“如有行动明显地威胁到波兰的独立，波兰不得不动用国家防务力量加以抵抗，则英国政府将立即给予可能的全力支持”。5月5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向内阁提交报告，宣称虽然通过自由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仍然开放，但妥协已经全无可能。
整个1939年夏天，英法都以坚定的态度向希特勒表示，如果他敢以战争威胁波兰，他们必定会履行诺言。而且这并非危言耸听，英法两国做出了更大规模的军事调动行动。8月23日，英国通过了《紧急权力防卫法案》，开始筹备组建战时内阁，全面动员所有防空阵地和近海防御阵地，动员人数超过12万人。张伯伦从德军占领捷克那天开始就和其他人一道弃绝了绥靖主义，转向货真价实的军事震慑。他警告德国政府“不应对此有任何侥幸心理”。
希特勒表面上的反应是将英法两国称为“小蛆虫”，“我在慕尼黑就见识过了”。但这不过是张大其辞的自我宽慰罢了。实际情况是他在说完这番话四天后，8月26日，他突然下令取消预订在当天发动的进攻计划。一名副官看到希特勒被迫撤销命令时变得“脾气急躁，冷酷又尖锐”——更合适的形容或许是“气急败坏”。
英法联手将希特勒逼到谈判桌前，强迫他放弃战争。之后的三天里，希特勒和他的手下一直在谈判桌上和英法两国讨价还价。到8月30日，看上去英法已经把德国逼入困境了。
但就在第二天，格莱维策广播电台事件爆发。几个小时后，德军进攻波兰。所有的谈判和斡旋的努力在这一刻全部归零。
为何最终会是这种结果呢？希特勒不是已经被英法的强硬态度逼上谈判桌，甚至逼入绝境了吗？德国的民众不是已经明显表现出对战争的冷漠和排斥了吗？那么为何希特勒还要一意孤行发动战争呢？
这恐怕是二战史上最难解的一个谜。但或许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希特勒确实在一意孤行。这个答案听起来太过感性，以至于让所有对二战爆发原因的理性分析都瞬间崩塌。但它很可能真的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当我们举出和平观念在欧洲的盛行，德国民众普遍厌战，筹备开战困难重重，英法两国的逼迫如何有效等等不利于希特勒开战的理由时，是在以一个正常国家的方式去看待希特勒治下的纳粹德国。如果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像英法那样的民主国家，它很可能会受到上述种种因素制约而放弃战争，甚至只要民众集体厌战这一条，就会大大稀释战争爆发的可能。但纳粹德国是一个独裁国家。虽然发动战争同样受到种种客观因素制约，但最终的决定权却始终握在独裁者一人手中。民众可以通过思想洗脑培养顺从，厌战情绪可以开动暴力机器进行压制，甚至军政界高层的反对声音也可以通过政治清洗手段消灭——有四名明确表示反对战争的将领就被希特勒处决了。开战与否完全取决于独裁者的个人意志，只要他一声令下，全国就必须被动员起来，投入到战争之中。哪怕这场战争意味着将整个世界推下悬崖。
9月1日，战争爆发。7点20分，英国战争部长霍尔-贝里沙接到电话通知“德国人越境了。”他的反应是翻了个身，咕哝道：“该死的德国佬，居然把我吵醒！”满肚子起床气的战争部长被迫下地，却发现他的理发师还没来，只得自己刮胡子。法国外交部则把英国致德国大使馆的抗议照会基本原封照抄了一份，将其送到法国驻柏林大使处，然后坐下来一边吃小蛋糕一边等待回覆。
惟一提醒民众战争将临的措施，就是英国在9月1日当天开始实施的全面灯火管制。当张伯伦在一片欢呼声中来到因灯火管制而漆黑一片的下议院时，欢声雷动。他痛斥这场战争完全是因为“希特勒毫无理性的野心”——这个理解真是完全正确，但对在场议员来说，它却不过是一句调动激情的怒吼罢了。首相“罕见地怒形于色，紧握拳头，敲打着首相问答箱”的表演获得了全场更大声的欢呼。但另一位在场议员亨利·钱农爵士却捕捉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他在看到仆人疯狂挂上遮光窗帘之后写道：
“战争即将爆发。”
盟友已经挂上了遮光窗帘，波兰只能孤军奋战。
二战爆发后，实行灯火管制的伦敦——“欧洲陷入黑暗之中”。
本文原载于2019年8月31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B03版。
编辑：董牧孜；校对：翟永军 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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