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4月，身处江西南昌的蒋介石，收到了一封来自四川的报捷电报。一看到发报人的名字，蒋介石的脸上就不禁露出了笑容。
电报是“川陕边剿匪督办”、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发过来的。虽然田颂尧在四川的名声很差，百姓们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但对蒋介石而言，他只要会打仗就行了。
自从蒋介石将田颂尧任命为“剿匪督办”后，田颂尧隔三差五的就给他送来捷报，一会儿“歼敌无数”，一会儿“迭克名城”。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控制的三座县城，他一个人就打下了两个，最近发起了对最后一座县城的进攻。
按照蒋介石估计，田颂尧应该已经拿下最后一个县城了。
果然，电报的开头田颂尧就表示，幸赖委座鸿福，我军成功“收复”通江县城，“匪”望风而逃云云。
蒋介石越看越高兴，虽然田颂尧说歼敌数万一看就是编的，但能打胜仗就是好将领。
在电报的结尾，田颂尧特别邀功：“敌高级将领恽代英亦为我军将士‘击毙’。”
看到这里，蒋介石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死而复生”的“黄埔四凶”
对于恽代英这个名字，蒋介石可太熟悉了。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1926年，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他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员。
当时，黄埔内部有两个组织，一个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属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这是一个右派组织，打着孙中山的名义，却反对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当时，大量的青年学生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寥寥无几。蒋介石对此很伤脑筋，觉得共产党是在和他“抢学生”，甚至直接把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学生都视为共产党员。
在恽代英之前的政治教员一直小心翼翼的，不敢批评国民党右派，唯恐得罪了身为校长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
而恽代英到了之后，政治课为之一新，他也迅速成为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在黄埔生中有着很大的威信。后来周恩来离开黄埔后，恽代英接替他成为了政治部主任。
正是因为蒋介石觉得恽代英对自己有着很大的威胁，所以将他和邓演达、高语罕、张治中并称为“黄埔四凶”。
1930年，恽代英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时被国民党抓住了，当时的他化名“王作林”，成功瞒过了反动派的审查，只被判了5年。
坏就坏在1931年顾顺章的叛变，直接把恽代英给供了出来。
蒋介石知道恽代英被捕了之后，可以说十分的高兴，直接给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下令，让他“劝降恽代英”。
蒋介石没想到的是，恽代英不但不肯投降，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志气：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杀了吧。
于是，1931年4月29日，蒋介石下了亲笔手令：“立即将恽代英就地处决。”
当时，恽代英在临刑前还发表讲话骂了蒋介石一番：
“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果!”
虽然行刑的人没敢将这话原原本本的回报蒋介石，但蒋介石还是通过别的渠道知道了。
也正因此，蒋介石对恽代英之死印象很深刻，可现在都已经1933年，恽代英死了已经两年整了，怎么又在四川通江被田颂尧的手下给“击毙”了呢？
因此，蒋介石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确定田颂尧写的是“恽代英”不是“恽伐英”，脑袋当时就是一抽，他这是见鬼了吗？
因为情绪太过激动，蒋介石忍不住破口大骂田颂尧竟敢谎报战功，真真是无耻之尤。但冷静下来之后，蒋介石又猛然想到：“
当时下面的人只跟我汇报刑犯‘死的不能再死了’，但没说被处死的就是共产党员恽代英啊。以恽代英在黄埔生中的声望和地位，会不会有人胆大包天的来了一出李代桃僵，找了个死刑犯替他受刑，悄悄的将恽代英给放出去了呢？”
蒋介石越想越觉得有这种可能。说田颂尧虚构歼敌人数他信，毕竟这是国军的传统了，但说田颂尧为了邀功编这种一眼就能被看穿的谎言，蒋介石就不信了。
思索片刻后，蒋介石迅速给田颂尧回电，要他彻查到底是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击毙”的恽代英，有谁能证明是他击杀的？
同时，蒋介石还要求田颂尧详细描述恽代英的样子。如果有照片的话，也要安排人送到南昌来。
邀功邀出问题来了
当田颂尧接到蒋介石的回电时，第一反应是这是委座的“嘉奖令”。
自从当上“川陕边剿匪督办”后，田颂尧过得十分滋润。
红四方面军自从入川后，只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全川震惊，“脑子都打出来了”的刘文辉、刘湘叔侄都在蒋介石的调停下决定“一致对外”，共同“围剿”红军，可见他们对红军怕到了什么地步。
但那又如何，他田颂尧一出马，直接“战无不胜”。
1933年1月28日，田颂尧在成都就职后，调遣川军 38 个团约 6 万人，分左中右三纵队对红军发起“三路围攻”，以图通过兵力优势彻底“吞掉”只有一万多人的红军。
打起来前，田颂尧也畏红军如虎，然而真打起来之后，他发现红军似乎“不过如此”，3月18日，川军左纵队在付出巨大伤亡后，占领了南江，不久后，中央纵队也占领了巴中，红军一路后撤。
能连续打赢红军，让田颂尧一下子成为了国军中的“名将”，虽然有人私下里说红军后撤的太果断，可能有“圈套”，但田颂尧觉得他们纯纯是嫉妒，为了拿下这两座县城，自己付出了8000多伤亡，怎么可能是圈套呢？
4月26日，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之后，田颂尧再次对红军发起了全线总攻。以图将红四方面军压迫到通江以北，进行彻底“围歼”。
红四军在杀牛坪、赵公寨、大明垭、屈家山、黑岩场等地击毙、击伤了两千多人后，于29日再一次主动撤出了通江县城。
川军左纵队总指挥、29军第4师中将师长王铭章进入通江后，给田颂尧发的电报表示，红军“溃不成军”，现收缩至通江以北的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我军随时可以“一举歼灭”。
在电报中，王铭章还提到了他发现的一件“奇闻”。
红军自从占领了通江后，对很多街道都改了名字，普遍以已经牺牲了的将领的名字来命名。比如，他们最近将通江的一条街命名为了“恽代英街”。
王铭章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有助于提升部队的荣誉感，因此建议田颂尧也效仿一下，将县城的街道名称以死在战场上的川军将领来命名。
王铭章这句话也只是顺嘴一提，他没想到的是，田颂尧竟然从中看到了“机会”。
当年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的时候，田颂尧和其他川军将领表示过反对，他们和蒋介石尿不到一个壶里。
现在，蒋介石大势已成，田颂尧不得不为自己谋条后路，只要自己能接连不断的打胜仗，蒋介石一高兴，说不定就将曾经的不快都给忘掉了。
因此，在发给蒋介石的捷报上，田颂尧大吹特吹自己的军事指挥，只有一万多人的红军，被他吹成了“歼敌数万”。
也正在田颂尧写捷报的时候，一名幕僚拿着王铭章的电报走了过来，建议田颂尧仔细看关于“恽代英街”的那段。
田颂尧不知道恽代英是谁，也不知道这段有什么意义。
幕僚见状，赶紧提醒他：“听说恽代英在共党那边挺出名的，应该是一个高级将领。既然他的名字是最近命名的，说明他可能是在巴中、南江之战中被我军‘击毙’的，这是一件天大的战功啊。之前我们不知道不能请功，现在完全可以说恽代英是最近被我们‘击毙’的。”
田颂尧一听，的确是这个理，就把“‘击毙’恽代英”给写到了发给蒋介石的捷报里面。
田颂尧本以为，蒋介石看到捷报后肯定“龙颜大悦”，就像之前几次一样夸他是“国之干城”，谁曾想，蒋介石竟然让他彻查到底是谁杀死的恽代英，还让他把照片送过去。
这田颂尧上哪儿找去。
尴尬的事情
不过，田颂尧对此也不以为意。他连恽代英是谁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恽代英早在两年前就被蒋介石给杀害了。
田颂尧是真的以为恽代英是被他们川军给“击毙”的，因此当即下令，全军彻查到底是谁“击毙”的恽代英，并要求拿出证据来。如果能证实是自己击杀恽代英的人，他“大大有赏”。
然后，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
第一天，没人认领；第二天，没人认领；第三天，还是没人认领。
这种情况下，田颂尧终于琢磨出不对来了：“这个恽代英，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田颂尧为此专门请教了一些国民党内部的高级军官，被告知：“恽代英在民国20年就被校长亲自下令处决了。”
得知这一结果之后，田颂尧冷汗都冒下来了，原来恽代英不是自己部队的人杀的，他早就死了！
这一刻，田颂尧总算体会到了什么叫骑虎难下，他总不能跟蒋介石说之前的捷报都是“误会”，只能选择“拖”字诀，争取让蒋介石自己把这件事给忘了，糊弄过去。
然而田颂尧没想到的是，蒋介石对这事看的这么重，眼看他一直不回消息，就隔三差五发电询问进展。
田颂尧眼见糊弄不过去了，只好主动发电跟蒋介石“请罪”，说自己的手下“虚报战功”，自己“一时糊涂，未有详查”就把这事报了上去。
蒋介石看到田颂尧的电报后，被气得七窍生烟的同时，又难免有些庆幸，看来恽代英的确是死了。
虽然他很想惩戒田颂尧一番，但现在他也挑不出能替代田颂尧“打胜仗”的将领，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田颂尧把请罪的电报发往南昌后，也知道这事要糟，为了挽回在蒋介石心中的形象，他决定对通江以北的红军发起“最后战役”。
在田颂尧眼中，红军离开通江时已经“溃不成军”，只要自己把兵派上去，就能坐收胜利果实了。
5月中旬，田颂尧再次展开全线进攻，派遣左纵队第四、第五师各1个旅及第二、第三路各 1个旅、第十九团前往空山坝以南，其中9个团向空山坝进军。
与此同时，川陕边防军的8个团也向竹峪关挺近，以威胁红军的左翼。
田颂尧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红军竟然不撤了！
原来，早在田颂尧发起“三路围攻”时，红军经过结合当前的形势，拟定了“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要求：
“各部队利用险要的地形，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在运动防御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消耗，然后逐步向中心集中收缩，进而达成兵力集中的目的，待将敌诱至根据地内部，反攻时机成熟时，则集中力量实施反攻，歼其主要的—部，并乘胜扩打战果，粉碎敌人的围攻。”
在主动让出三县城的同时，我军也给川军造成了大量伤亡，让田颂尧以为红军是“打不过”才主动弃城的，最终一步步的进入彀中。
当田颂尧部队开始孤军深入时，红军总算看到了机会，正式决定反击。
5月15日，红军首先反攻竹峪关，只用了一天一夜就夺回了竹峪关，解除了左翼的威胁。之后，红军在21日调集4个师的主力部队，对进逼空山坝的9个团发起反攻，在3天之内将之全部歼灭。
之后，红军乘胜追击，在赵光岭、麻石寨、乌龙垭地区一带接连取得胜利，敌军全线崩溃。
我军用了数日时间将南江、通江、巴中三城全部收复，并继续向外围扩张，成功歼敌上万，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不止，足足达到了3万平方公里，在川北站稳了脚跟。
8月，我军又举行了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红军规模再次扩大，由入川时的4个师一万五千人，扩展到了5个军8万余人，根据地总面积达到了四万两千余平方公里，人口500万。成为了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大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田颂尧被迫辞去了“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的职务，1935年，他被撤职查办，连军权都丢掉了。
此后多年里，田颂尧当起了“寓公”。直到1949年，蒋介石突然派人联系田颂尧，说给他准备了机票，让他跟着一起跑台湾去。
田颂尧对局势看的通透，选择了留下，后来还参加了和平起义。建国后，他当上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活到了1975年，以76岁高龄逝世。
丢了军权，却有了好结局，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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