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去世。在长达三天三夜的时间里，丘吉尔躺在有900年历史的威斯敏斯特大厅里，三十多万名哀悼者列队走过棺材。1月30日英国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100万人送别了这位传奇的战争领袖。丘吉尔在二战的至暗时刻带领英国人民抵抗纳粹德国的丰功伟绩，不畏强权、捍卫自由的勇气，受到了普遍的尊重。
可是，近年来丘吉尔正在面临第二次死亡，这是一次耻辱的“社会性死亡”。他正面对英国“进步主义”者的全面攻击。所谓“进步主义者”，还有一个称呼——“白左”，意即白人自由派(white liberals)。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是这样形容他们“只关心诸如移民、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和环境话题，而感知不到现实世界里现实问题的人。提倡和平，平权只为满足自己的道德优越感，极其痴迷于政治正确”。作古多年的丘吉尔不符合“进步主义者”的“政治正确”，于是成了他们的“众矢之的”。
一开始炮火集中在丘吉尔的“种族主义”标签，继而扩大到“要对印度孟买大饥荒负责”“德累斯顿刽子手”等等“罪恶”。
在政界、学界和大众媒体的轮番轰炸下，温斯顿·丘吉尔纪念信托基金会宣布更名为“丘吉尔奖学金”，并且将基金会网站上1400多张丘吉尔的照片尽数删除。2020年，丘吉尔的雕像被涂鸦上“种族主义者”的字眼。英国政府的应对之策不是抓捕破坏者、修复雕像，而是把雕像包裹起来。
“杀死丘吉尔”的主力是剑桥丘吉尔学院组织的一个小组，他们不仅举办了名为“丘吉尔的种族后果”的活动，小组成员还把丘吉尔打成“白人至上主义哲学的完美体现”，声称大英帝国比纳粹还糟糕。
没有人认为丘吉尔是完人，但是这些“进步主义者”对丘吉尔仇视到这个地步，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这位作古多年的前首相又不会从坟墓里站起来与他们竞选议员或竞争教席，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另一个睿智的英国人道出了其中玄机，乔治·奥威尔说：“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进步主义者”已经从街头政治走向真正的政治权力，颠覆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必不可少。
因此，丘吉尔必须“社死”，华盛顿、富兰克林也是一样，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主流评价，是主流价值观共识的体现。这些都阻碍了“进步主义者”通向权力与控制之路。
这些政治操弄是以“多元化”“保护弱势群体”为借口，大搞身份政治，瓦解社会共识的基础和解决矛盾的机制。不断从各个角度切割人群，吸引最边缘、最激进的支持者。包裹在各种漂亮话与爱的画皮之下的是赤裸裸的仇恨。为了权力与控制，颠覆主流价值、瓦解社会共识是他们的武器，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与主体文化是他们心目中最大的敌人。
这些操弄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形成了特定的利益群体。政客获得了选票和攻击政敌的口实，所以工党要员很乐意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攻击“保守主义偶像”丘吉尔；“进步”教授们很乐意通过标新立异的“新学说”，获得更高的学术地位；至于剑桥的青年才子们，则在对丘吉尔的鞭尸表演中获得了更高的事业起点。当这些“各取所需”的社会精英在“进步事业”中集结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后，更大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红利唾手可得。包括庞大的福利分配、大型社会工程，以及让人恐惧的“全面审查权”——他们正在对丘吉尔做的，对死者的鞭尸，是对生者的恫吓。
所以丘吉尔必须“社死”，大英帝国必须比纳粹德国更坏。“进步主义者”的历史修正主义绝对不是无事生非、情怀过剩，而是用“掌握过去”的钥匙打开统治未来的道路。
大洋彼岸的美国“白左”走得更远。不仅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等都成了“泼粪”的对象，连南北战争中两边的林肯和罗伯特·李将军都没有被放过。更有甚者，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美国宪法》《独立宣言》被贴上“有害语言”警告，显示美国立国根基摇摇欲坠。
“进步主义者”要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重写历史的举动，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高阶形式，正在向全球扩散。如果这些事实还不能唤醒主流社会的警惕，那么请重温丘吉尔的名言：“你不面对现实，现实就会面对你”。
关不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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