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略（抗战中的德国顾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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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后，随着中国军事重点逐步转向对日国防，德国顾问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参加了中国的全面抗战。

第五任军事总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 Alexander vonFalkenhausen)在华期间，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德国军事顾问们在法肯豪森将军的率领下，参与了中国国防作战计划的制定，参与了八一三淞沪战役和台儿庄战役等抗战前期历次战役的前敌指挥，为抗日作战方案的制定及其贯彻、持久抗战思想的形成和重大战役的实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德国军事顾问团与中国抗战方案的制定

1937年初，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奉命拟订《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形成了“甲案”与“乙案”两份样稿，3月修订完毕，经参谋总长程潜和参谋次长杨杰、熊斌审定后送往庐山，由陈诚转送蒋介石审阅。

由于德国军事顾问从来华之始就参与国防计划的制定，而且参谋本部一直都有德国顾问在其中工作，所以这份作战计划的制定显然有德国顾问的参与。

这份作战计划对于日军的优势地位和战略企图有着充分的认识：

（1)日军在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有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的根据地。所以，它对我的作战方针，将会采取积极的攻势，而期速战速决。

（2)日军的攻击方向，为黄河以北，由古北口——山海关，经北平——天津，沿平汉——津浦两路，向郑州——济南——徐州前进。

(3)长江下游太湖附近的地区，为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工业中心及首都所在地，日军今在上海已构成相当根据地，将以有力之部队在本方面登陆协同海军进攻，以挫折我国的抵抗意志。

(4)日本一贯以武力恫吓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将来战争爆发会由局部战斗以揭开其序幕。

（5)在中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的初期，也许由俄日战或由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军为掠取资源筑牢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先对我军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及意志。

基于以上分析，形成了甲乙两种方案。

甲案的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侧重于在防御中适时反击，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乙案的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则侧重于主动作战，歼灭敌军，收复失地。

此项国防计划是一份专门对付日本侵略的计划，对日本军备力量及随时可能对我国发动侵略的时间、地域、方式做了切实的估计。

客观上说这是一个具体缜密的抗日作战方案，它说明国民政府在1937年的国防战略思想中，已经确立了抗日第一的原则。

2、德国顾问团与抗战的备战工作

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防御实力有着显著增强的趋势。

一位德国顾问在给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报告中说：

“在此时期中国新陆军已开始进一步的扩充以现代化。位于首都南京附近各类军事学校之重新整合，已培育出新一代的年轻军官，负责军中各阶层领导干部之重责。德国顾问之长期工作已使此批军官对于指导现代化战争之技能以应付地面战斗之经验不再感到完全陌生。

从1936年中旬开始，中国方面已有能力，进行六十个（德国式)步兵师之整编工作，每个师包括下列之单位配备：

四个步兵团，合编成二个旅，每个团包括三个营及一个步兵榴弹炮混合队，共有四门炮；每营有三连配以九挺轻型之机枪，另一连拥有八挺重型之机枪，最后一连配备四门斯托克斯-布兰德（Stokes-Brand)81毫米之迫击炮。

另一炮兵单位拥有三队4一7.5（厘米)之山炮及一个战防（反坦克)炮，单位拥有两队6一3.7（厘米)之战防炮。”

此项整编工作，对于中国步兵的独立作战能力具有强化提高的功能，但预计需要在1937年年底方能完成，炮兵则更需要延长至1938年底方能配置完毕。

及至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计划”中所拟作战后备各项主要任务。

总计已在全国设立军需总库6所（金陵、蚌埠、信阳、华阴、南昌、武昌)，分别负责京浦、京沪、津浦、平汉、陇海、福建、浙江之补给任务，下辖之各分库、独立库达20个，又成立野战仓库15所，以南昌、武昌为全国核心库。

其余如南京、武汉等重要都市防空设施也都着手布置。

中国建军及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亦有计划有步骤地缓慢地向前推进。

首先，在这一时期中国军队陆军总数计达182个步兵师、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并6个独立骑兵旅，4个炮兵旅又20个独立炮兵团。

但由于治安、训练及装备的原因，其中只有80个师的步兵并9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2个炮兵旅及16个独立团可以开赴第一线作战。

其次，各大战区的国防工事的修建，依照“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先完成各阵地之骨干…以后逐渐加强”的原则，正在积极进行，总支出已达717万余元。

至1937年2月止，除冀察、晋绥两区分别由宋哲元、阎锡山负责外，河南区国防工事工程已近全部完成，而国防腹地江浙区国防线的修建已过半，仍在加快进行，长江、沿海各要塞炮台也进行了改造与增建。

再者，当时中国的海空军建设情况不容乐观。至1937年10月的统计，空军方面共有9个飞行大队26个中队，包括轰炸、驱逐各三大队，侦察二大队，攻击一大队，另外并5个直属中队、4个运输队的兵力。

除广西、新疆外，全国有机场262处，另备5所飞机制造厂、6所飞机修理厂。

而海军情况更不如空军，“未能作大量之建设”。

这种海空军的弱势以及不能与陆军作战有效配合的弱点，在之后的八一三淞沪战役中暴露无遗。

尽管如此，在当时战乱中的中国，已经是空前的进步，而这种进步的取得，与德国顾问的努力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

有鉴于此，中国的抗战只能是以守势防御为方针。国民政府当局后来在战争实际中逐步认清了这一点，这才导致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抗战思想的确立。

而这一持久抗战思想的形成，也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参与与思考有一定的关系。

3、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的德国顾问团

1937年8月13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爆发，这原来是一个地方性偶发事件，但中国当局决定以此为契机，发动上海战役，希望：

“以快速的打击行动、部队兵力数目之优势，对日军展开攻击，希望占据上海并歼灭驻守在该地之日本海军陆战队，使南京暴露之侧翼所受的威胁得以解除”。

中方的意图还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以己之长克己之短，将日军主力由北方南引，使长江一线成为对日作战之主战场。

这场战役开始时，上海前线由集团军司令冯玉祥指挥。

但冯玉祥未能将两翼部队集中统一运用，在左翼部队对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攻击的时候，驻守浦东的右翼部队却完全处在消极被动的状态下，未作任何行动的尝试，致使贻误以优势兵力迅速歼灭日军的最好时机，从而使战役未达预期目的。

在这场战役开始时，德国顾问就参与其中，针对中方战役规划的缺点，他们曾提出“力主一个统一性的指挥系统”，但面对蒋介石控制下中国军队复杂的体系及其内争矛盾，他们并不能理解其中实施的艰难。

8月底，顾祝同将军奉命调往上海前线，总部设在苏州，这是为了将苏州河北岸投入战斗的陈城与张治中两部均置于统一的指挥系统之下。与此同时，张发奎将军在黄浦江以南与向东方向的现有武力以及在浦东的驻军都置于其统领之下。9月中旬冯玉祥离开上海，张发奎正式归属顾祝同管辖。与此同时，中国的增援部队不断开赴淞沪战场，截至9月上旬，已达70万人之众。

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在接受德国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后，表现出了不一般的战斗力，让日本感到吃惊，在中国的强大攻势面前，日本不断地增加参战兵力，不惜代价投入陆海空重兵。

“由于直至战役结束时中国之抵抗力一直在增强中，故对应地（日本)之军力也大约增长至九个半师团”，超过了日本在华北战场的总兵力。

可以说，上海战局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中方“引敌南下”的战略意图，但就实际战况而言，日军的压力已超过了中方所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日军11月5日从杭州湾迁回登陆之举出乎中方统帅部的预料，成为导致上海战局发生逆转的关键因素。

11月8日，上海守军奉令全线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但因战局变化太快，部队已陷于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已很难掌握自己的部队，结果演变成了无秩序的全线大溃退。

部队越过吴福线，继续后撤锡澄线。25日，日军占领无锡，中国军队在溃败之中又再次弃守锡澄线。

就这样，经过几任德国顾问设计监造，耗费了一百余万元资财修建的“东方兴登堡”国防线，在中国军队溃败之中没起任何抗敌作用而被舍弃了。

要知道这两道国防工事可是德国顾问倡议修建、中方赖以发挥“一己之长”、主动发起淞沪战役的核心部分！

在淞沪战役的大部分期间，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将军被派至苏州的战区总部担任顾问，当时赴沪参与这场战役的德国军事顾问总数前后曾达71人次之多。

因而一些西方人士及日本人将八一三淞沪战役夸张地称为“德国战争”(The German War）。

德国顾问置身前线指挥战斗，指导中国部队的战术运用，对于部分战斗的推进当然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有些还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令德国军事顾问无可奈何的是，中国往往以政治、外交等非军事因素来指导战争，结果使整个战争偏离了战争规律。

抗日战争的重点本是放在华北，而中国军事当局希望以一次决定性的大攻势占据上海并歼灭驻守在该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使南京暴露的侧翼所受的威胁得以解除。这种决心是相当适宜的，中国军队如果以庞大的兵力快速攻击敌军，并取得成功，就会获得极大的士气。

不过稍后日军成功地绕道登陆作战，中国被迫转入防御战。中国为了达到鼓舞士气和希望英美干涉调停的效果，不得不持久作战达数月之久。但如果按照原有的以华北为重点的1937年度作战计划，“就应该避免将最好的部队投入上海战场数月之久，而且大量地于此消耗”。

一旦转入防御战后，“就必须以防御战的方式实施，而每次所能提供反攻的机会——小规模的方式，就如10月18日所展示的成果丰硕的突击队反击战例子，可以充分地被利用。德国顾问纳魏格中校曾提出一项有利与极有成功希望的反击建议，但未被采纳”。

曾参加此次战役指挥并受德国顾问推崇的陈诚在总结战役失败原因时，也认识到了政略影响战略的危害：

“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保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

八一三淞沪战役的结果是日方从中方手中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而且变得更为主动，日军直扑南京。

在决定是否死守南京之际，蒋介石的政治考量又一次占了上风。

蒋介石认为，南京是国都，是国民政府所在地，经过十年缔造，为国际观瞻之所系，又为国父陵寝所在，断不能不战而退，拱手让敌，这样对国内外都说不过去，应当死守。而德国顾问则赞同李宗仁的意见：

“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而我们将大军撤往长江西岸，一面可以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同时可以拒止敌人的西上，让他徒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经与德国顾问一起研究后，蒋介石决心弃守南京，并派陈诚赴皖南布置。但陈诚到皖南后，蒋介石又下令“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结果伤亡甚大，而南京终于不守。

德国的一位顾问事后总结说：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所发动的上海战役，就其本身而言，与其当初原有的打算相比，违反了军事原则。蒋介石元帅非常重视据守上海。为此战争指导重心也由原先期望的华北变换到目前的华中，稍早对华北计划甚有希望的攻势因此均无法实现。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参考法肯豪森的战略建议，中国统帅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利用自己辽阔的疆土把日本拖垮。而且中国抗战的重点也逐步从城市保卫战转为破坏日本交通线和在后方进行游击战。

法肯豪森当时向蒋介石提出的抗战战略思想是：

“以机动的战术在广阔的国土上，打击首尾不能兼顾的侵略者，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东非殖民地与强大的英军作战方式相类似。”

4、台儿庄战役中的德国顾问团

日本占领南京后，急于沟通南北两大战场，使其连成一片，于是发动了旨在打通津浦线南北两端的作战。为了阻止日军打通津浦线，1938年3月23日至4月7日，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徐州东北30公里的台儿庄展开了半个月的血战，予敌重创，取得了徐州会战第一期作战中著名的台儿庄大捷。

法肯豪森在前线指挥部协助了中方作战指挥工作，他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加以聚歼，他将此战役与1914年德军在塔恩堡战役中围歼俄军的经历相提并论，认为：“这是我们给敌军致命一击的最后战机。”

在台儿庄战役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他向蒋介石建议“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可是中国军队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行动，为此这位将军“气得狠命揪自己的头发”，因为他预料到“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

果然不出法肯豪森所料，日军很快卷土重来，攻陷徐州，并转而进攻河南。法肯豪森在台儿庄“很可能施展了他们对中国人战略的最大影响”。

日本恼羞成怒，将日本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再次强烈要求德国召回军事顾问。同年7月，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被迫离华回国。

5、德国顾问团的离开与法国顾问团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军事顾问团离华数月后，1939年4月至10月间，以白尔瑞为首的法国军事顾问团一行7人曾来华工作。

德国顾问团离华时，中国正处在抗战的紧要关头，德国军事顾问离华，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抗战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因此，中国迫切需要一支实力相当的新的顾问团来接替空缺。为此，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奉命于1938年6月10日与法国交涉派遣军事顾问来华事。

经过反复不断地交涉，1939年1月，法国政府终于同意派驻军事顾问团，决定由现役军官白尔瑞等7人来华担任顾问。4月法国顾问到达中国，按照协定，有的被派至陆军大学、中央军校、步炮兵学校及空军等担任教席，有的则被派至战区协助部队训练、策划作战。

9月下旬，法国政府出于欧战的需要，决定召回在华的军事顾问团。法国军事顾问在华时间仅有6个月，对中国的抗战并未产生多大的作用。

6、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作用评估

自1927年鲍尔（Marx Bauer)从香港上岸抵达广州起到1938年7月5日法肯豪森率领所有军事顾问自武汉搭乘火车前往香港为止的11年间，前后共有五位德军高级将领来华担任军事总顾问，共有132名军事顾问在国民政府军中担任工作他们改良了军械的品质，建立了后勤、补给、训练及人事等制度，提升了国军战斗的士气以及兵工生产的能力，加强了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也勾勒出相当完整的国防蓝图，使我国在抗日战争中，有较为出色的表现。

这些军事顾问也为德国军品来华销售，担负起推销的工作。抗战初期，中国军备设施及训练体系的德国化，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德国军事顾问们是以个人名义来华的，他们在前线帮助并参与指导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是承担着一定的个人风险的，毕竟战场无情，只要是在前线就存在着生命危险，特别在当时敌强我弱形势之下，他们的这种付出不是可以简单的用金钱来衡量及弥补的。

德国军事顾问撤出中国后，不仅没有泄露中国的军事秘密给日本人，而且仍然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

法肯豪森后来担任比利时地区德军指挥官时，仍非常关心中国对日抗战的情况，不时与蒋介石交换意见。

德国军事顾问撤出中国之后，虽有法籍和俄籍军官来华服务，太平洋战事爆发之后，美国也派遣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来华担任顾问，但蒋介石鉴于鲍罗庭之前愆，对俄籍军官并未重用；法籍军官虽对华部队及国防建设提有一些建设性意见，但由于来华时间短，且要价甚高，对中国的国防建设作用不大，且印象不太好；史迪威则处处喧宾夺主，与蒋介石多有龃龉，相形之下，德国军事顾问与蒋的合作，成为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段“佳话”。

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在华实践，客观上确实有助于中国的抗战与国防建设，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德国国防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以空军建设为例。根据《凡尔赛和约》之规定，德国不得成立空军，但德国方面却明白空军将是未来战争的主力军种，如果德国不能在境内发展空军，它只能借他国场地及资源以进行。而中国此时正积极发展空军，其市场成为德国争取的对象。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支持下，中国于1928年在杭州笕桥成立航空班，训练飞行员，1931年升级为中央航空学校。1935年，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孔祥熙及朱家骅两人在上海与德国容克飞机制造工厂正式签订议定书，与德国共组飞机制造工业。1937年，在江西成立飞机制造厂。

中国政府又与德国汉莎公司(Lufthansa)共同出资，成立欧亚航空公司，划定航线，开办客运及邮政业务。及至战后1943年左右，我国才将德方资产没收，将欧亚航空公司改名为中央航空运输公司。而欧亚航空公司的所有德籍职工均奉召并入德国军事体系中，可见德国在华发展航空事业的基本动机。

法肯豪森在与德国的定期联络工作报告中，每每一定要提及空军的发展，可见德国对空军的重视。

1927一1938年间，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人数时有变化，它从某个侧面反映出德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1928年夏，第一任军事总顾问鲍尔时期，顾问团有25人，分别为10位负责军训的军官、6位军械后勤军官、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市政管理、铁路管理、医疗、化工方面的专家。

1934年第四任军事总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时期，德国顾问团扩展为五个部，即新部队训练部、旧部队训练部、军需和军工部、人事组织部和翻译部。德籍顾问多达61人，加上中方的“顾问事务处”人员共有120人，在南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机构。

在陆军大学、参谋本部、炮兵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军需部和铁道兵总部等各重要机构都有德国顾问。

相反，到了中德两国军事合作的蜜月期1936年和1937年两年间，随着日德接近，迫于日本的压力，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的人数反而有所下降，仅有30多名，但是这些军事顾问及数名民间顾问在中国军队及政府中担任各种职务，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国防建设，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们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中德军事合作是在逐渐加强的反华暗流中艰难前行的。

1938年7月，武汉会战在即，在中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德国军事顾问团却撤走，对中国的抗战信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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